反網暴研究報告在滬發佈：取證難、審理期限長、獲賠金額低等困境亟待破解

「互聯網傳播速度飛快，微小的輿情都有可能隨著網絡傳播而持續發酵和激化，對網絡事件的誇大事實、扭曲真相、編造謠言都可能造成嚴重的網暴後果。」針對近年來網絡暴力事件屢有發生，2024年8月1日起《網絡暴力信息治理規定》正式施行。《規定》作為我國首部反網絡暴力專門部門規章，標誌著我國網絡暴力治理法規制度體系建設取得新的重要進展，網絡暴力治理法治基石進一步築牢夯實。

12月28日，以「反網暴、遏戾氣——共建向上向善和諧網絡空間」 為主題的上海反網絡暴力論壇在滬舉行。論壇聚焦上述一系列新規實施帶來的網絡暴力防治新理念、新路徑、新模式。

作為本次論壇的重要環節之一，由「數字內容生態實驗室」推出的《反網絡暴力研究報告》（以下簡稱《研究報告》）對外發佈。研究報告指出，目前法院審理的涉網絡暴力案件數量遠遠不及網絡暴力的發生數，受害人面臨著取證難、案件審理期限長、獲賠額低等困境。

失控的網暴背後：多樣形式、情緒宣泄和算法推動

2023年8月，B站接多名UP主投訴稱，一群人在海外平台組織用戶對站內主播進行「人肉開盒」。經公安機關查明，該案牽涉18個省市，共計40餘人，涉案人員主要活動者甚至是未成年人。

2023年10月，「上海4歲女童海灘走失」事件引發網民關注。網民質疑女童父親提供不實信息，揣測女童父母「重男輕女」，造謠女童父親是繼父等，對女童父母造成二次傷害。

2024年6月，西安交大碩士畢業生李某某因其畢業演講引發熱議，進而李某某因藝術特長獲得不正當利益，「學術妲己」等傳言四起。後經警方調查確認，網傳信息為假，‌涉及散佈虛假信息的王某、‌郭某被依法處理……

《研究報告》指出，網絡暴力主要表現形式包括「編造散播謠言」「挑動對立歧視」「侵犯公民隱私」「破壞營商環境」等，其可能對個體、企業和社會造成嚴重負面影響。

網絡用戶的匿名性導致網暴主體隱蔽性極強。研究發現，匿名為網暴事件施暴者披上了外衣，他們可以躲在虛擬帳號背後肆意攻擊和人肉搜索，對受害者造成精神上的壓迫。而隨著網絡水軍的出現，互聯網平台驗證身份變得更加困難，確認侵權主體成本較高，導致網暴事件很難得到有效控制。

與此同時，網暴擴散速度迅猛。在全國性熱點事件中，網民借助互聯網發表各類觀點和看法，廣泛的關注引發持續激烈的討論甚至是爭論，導致熱點事件愈演愈烈、持續升溫。

《研究報告》指出，我國網民數量龐大，部分網民缺乏辨別事件真偽的能力。由於互聯網信息魚龍混雜，尤其在自媒體和「黑公關」的引導下，部分網民出於樸素的「正義感」、「道德感」和「同情心」，對網絡事件不假思索地口誅筆伐和進行情緒化表達。網民往往對自己的施暴行為不自知，自認為維護了正義，然而事實上他們卻成了悲劇的推波助瀾者。

此外，在「法不責眾」的心理下，極少數網民關心的其實不是客觀事實，他們在互聯網上對受害者肆意貶低和污衊，通過網絡發泄情緒、博取關注、娛樂和獲利。

而互聯網平台既作為開放的網絡社區，也同時為偏激言論和極端情緒的擴散提供網絡環境。一方面，大數據算法技術製造信息繭房和群體極化，基於算法的個性化推送讓用戶獲取的觀點和信息越發單一，降低了對不同群體和陌生話題的包容度；另一方面，互聯網平台以流量為王，理性的聲音可能會陷入「沉默螺旋」，有的平台不積極履行主體責任，對未經核實的內容不嚴加審核，甚至出現為博取關注渲染推動事件發展的情況。

《研究報告》指出，與現實社會語言暴力行為相比，網絡暴力的影響範圍廣，傳播速度快。因此網絡暴力可能比現實社會語言暴力產生的危害更大，被網暴對象日常生活和身心健康均可能遭受嚴重影響，且這種影響通常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對於社會而言，網絡暴力破壞了網絡環境的秩序和生態，增加了社會的緊張和衝突，阻礙了信息的準確、有效傳播。同時，網絡暴力行為導致的網絡環境秩序紊亂，有時甚至會蔓延至現實生活。

訴訟困境：施暴者違法成本低，受害者維權取證艱難

《研究報告》根據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庫涉網絡暴力案件的球證文書，統計分析了2001年來涉網絡暴力的案件數、案件標的和案件審理期限等情況。

「目前可搜索到的法院審理的涉網絡暴力案件並不多，且2020年至2023年呈下降趨勢。」《研究報告》指出，一方面，網絡暴力事件作為刑事案件處理相對較少，多以誹謗罪、侮辱罪定罪處罰，該類案件一般應為自訴案件，但因網絡暴力實施人多為網絡上的陌生人，受害人在確認侵害人、收集證據等方面存在困難，而只有在「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之時，才會轉為公訴案件。很多網絡暴力事件尚不構成犯罪，但隨著近年來有關部門加大打擊力度後，相關部門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法等規定對其予以了行政處罰。

另一方面，知名社交平台所在地案件多發。從地域來看，北京、廣東兩地的網絡暴力案件量排名靠前。除當地網民基數大、互聯網普及率高等因素外，還與當地聚集較多知名社交平台有關。

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8月，北京互聯網法院發佈近五年涉網絡暴力案件審理情況報告。報告指出，81.37%的涉網絡暴力案件標的低於10萬元，一般僅會被追究民事侵權責任，多採取賠禮道歉、消除影響等方式來承擔民事責任，或賠償有限的經濟損失，涉及刑事責任情況極少。「施暴者違法成本低，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網民的道德標準和守法意識。」

根據北京互聯網法院2023年通報的涉網絡暴力案件來看，38.5%的案件中，原告提出了經濟損失的請求。48.6%的案件中，原告提出了賠償維權合理開支的請求，維權費用主要為律師費和公證費用。68.3%的案件中，原告提出了精神損害賠償的請求。

在法院支持賠償經濟損失的案件中，賠償金額從96元至36萬元不等，具體數額由原告的實際損失決定，其中支持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的數額為1元至10萬元不等，其金額主要由原告精神受到損害以及造成嚴重後果決定。

「受害人往往較難證明因人格權遭受侵害產生的實際損失，更加難以證明侵權人的獲利情況，僅部分受害人通過提供侵權信息的實際瀏覽量、點擊量、轉發量等證據對經濟損失進行佐證。關於精神損害撫慰金的賠償數額，受害人大多以其主觀感受為依據進行主張，缺乏一定的衡量依據。」《研究報告》稱。

此外，90%以上案件審理期限在一個月以上，逾50%案件審理期限超過3個月，審理期限半年以上的超30%，更有11%的案件審理期限超過1年，僅有1.59%的案件在兩週內能結案。

《研究報告》指出，涉網絡暴力案件審理期限長與同一糾紛中涉及侵害多項人格權、案情複雜和涉案人員眾多等因素密切相關。如侵權主體難以直接鎖定進而影響審判週期，特別是網絡暴力案件可能涉及眾多侵權主體，進一步加大了調查取證的難度。

 網暴治理探索：多部門協同，構建規範新模式

《研究報告》指出，當前，我國法律體系尚未設立專門的網絡暴力罪名，但諸多規範性文件已提及網絡暴力概念。如2023年9月「兩高一部」印發的《關於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以及2024年8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網絡暴力信息治理規定》。

「目前，我國已構建多維度網絡暴力治理規範體系，多部門協同行動。」《研究報告》稱，國家層面，多部法律法規夯實網絡文明建設根基，開展專項治理行動打擊違法犯罪。

上海也積極探索建立市級治理路徑。上海市網信辦開展多項整治，如2023年上海市網信辦開展的「清朗浦江·網絡戾氣整治」專項行動，從嚴打擊「網絡廁所」「開盒掛人行為」「煽動地域對立」等七方面問題；2024年開展「清朗浦江·e企守護」整治網絡暴力專項行動，共指導屬地重點平台清理違規信息超過363萬條、處置帳號5.8萬餘個，並督促網站平台開發具有平台特色的防網暴功能。

此外，近年來，上海市網信辦積極探索建立「發現-核實-闢謠-處置-曝光」闢謠追責機制，不斷提升互聯網企業和網民對清朗網絡空間建設的感受度和參與度，進一步鞏固上海網絡生態治理成效。

在此背景下，《研究報告》提出探索網絡暴力治理新模式。一是形成協同攻堅模式，明確各部門職責，建議地方網信部門組織協調多部門加強聯動，建立跨部門協同治理平台，提升協作效率。二是強化依法懲戒模式，依託相關規定推動行業管理升級，加大公訴力度，暢通舉報渠道，讓公眾看到執法效果，震懾網絡暴力行為。三是建立全程治理模式，要求平台建立健全信息特徵庫、預警模型等，完善一鍵防護功能，提供保護救濟途徑，落實全流程治理責任。四是探索共建共享模式，行業協會製定標準加強自律，提升公民素質營造監督氛圍，整治 「飯圈」 亂象，同時加強新技術風險評估，利用新技術賦能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