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筆警探」林宇輝：畫出被拐兒童的大人模樣，給尋親家長希望

1月8日一大早，林宇輝接到河南新鄉尋親家屬楊軍的電話。

上次見面是在四年前，楊軍找到林宇輝，為他在4歲時走丟的侄女楊圓圓畫一張長大後的人像。當年拍攝的一段影片中，楊圓圓的奶奶拿著孫女的畫像，看了又看，捨不得離手。

幾年過去，楊圓圓的樣子或許又有了變化，這次打來電話，楊軍希望林宇輝把畫像「再調整一下」。

林宇輝今年66歲，退休前是山東省公安廳物證鑒定中心的高級工程師、首席模擬畫像專家，2017年6月，他根據美國警方提供的三段模糊影片,繪出了章瑩穎被害一案的兇手畫像，此後又畫出人販「梅姨」的畫像。熱播網劇《獵罪圖鑒》就是以他為故事原型。

那之後，更多人知道了這位「神筆警探」，找上門來請他為失去的親人畫像。2018年，退休後的林宇輝為自己製定了「雙百計劃」——免費為一百位烈士和一百位被拐兒童畫像。

楊圓圓就是林宇輝「雙百計劃」中的一位。給被拐兒童畫像的技術，專業叫法是「跨年齡模擬畫像」。「三歲畫老」，林宇輝得通過一張孩子小時候的照片，畫出他們長大後的樣子，甚至有時候，他連一張照片都沒有。

如何完成這項在別人看來高難度的工作？林宇輝說，這需要深厚的人像繪畫功底，也得有細緻入微的觀察能力和強大的推理能力。

以下是新京報記者與林宇輝的對話。

模擬畫像，臉型很重要

新京報：你第一次為被拐兒童畫像的過程是怎樣的？

林宇輝：最早接觸的尋親家長，是四川成都的出租車司機王明清。1994年，王明清兩口子在成都九眼橋賣水果時，不到3歲的女兒鳳娃子突然失蹤。孩子從出生到被拐，沒留下一張照片。

王明清為了找孩子吃盡了苦頭，早先，他給成都各個小區送蜂窩煤，見人就問有沒有見過他的孩子。後來開出租，車上每上來一個人，他都給對方一張尋人卡片。

幾年後，他又有了小女兒和兒子。找我時，他拿著一張全家的團圓照給我看，中間的位置空著，說要等女兒回來時，補上這個空位。

沒照片我怎麼畫呢？他開始描述，說鳳娃子和小女兒長得很像，兩個孩子都像母親，大眼睛、雙眼皮、方圓臉，我就參照這個來畫像。

過了半年沒什麼消息，他又找到我，讓我再給改改，我就又調整了一下。王明清把調整後的畫像發到各個尋親網站上，不到一年的時間，畫像起了作用。鳳娃子看到了那張畫像，覺得和自己很像，就按照王明清留下的電話撥過去，一家人因此團聚。這是國內首個通過模擬畫像找回來的孩子。

新京報：畫這樣一張畫像需要多長時間？要注意哪些方面？

林宇輝：一般一兩天，快的話一天，關鍵要看資料是否豐富，這些資料包括父母的照片，以及家裡其他孩子、舅舅、姑姑、姨等親戚的照片。我需要從他們的多個特徵中，選取有價值的部分。

先瞭解被拐兒童長得更像父親還是母親，從父母身上找特徵。還要考慮到地域特徵，比如四川人方圓臉多、長臉較少，鼻子也相對短；山東人長臉較多，尤其在膠東半島；東北人則是長臉高鼻樑，鼻樑挺拔。

還有一些其他因素需要考慮，比如王明清女兒鳳娃子，我畫的第一幅稍微洋氣了點，後來我也調整思路，一般女孩子被拐後，送到農村的比較多一些，所以我又把她畫得稍微「鄉村」一些。

另外，臉型很重要，是基本框架，圓臉、方臉、長方臉等要把握得準。當時看到鳳娃子本人，我覺得自己在抓臉型特徵這方面做得很好。

新京報：跨年齡模擬畫像的難點在哪裡？

林宇輝：說實話，孩子在沒發育成熟之前，模樣都差不多，一般人是看不出臉型的。我們得考慮發育之後，孩子臉型和骨骼的變化，這就需要結合父母的樣子來判斷孩子的面部結構。所以，跨年齡段模擬畫像不會百分百像，誰都沒這個本事，但是得抓住其主要基本特徵。

新京報：AI（人工智能）技術能否應用在跨年齡模擬畫像上？

林宇輝：我也嘗試過使用AI，但仍有一些人的特徵是目前的AI畫不出來的。不過AI技術可以和模擬畫像結合，先用模擬畫像的技術畫出大致的模樣，再通過AI生成人的照片。

發起「雙百計劃」，用技術幫助尋親家長

新京報：你是什麼時候開始學習畫像的？

林宇輝：我5歲開始學畫畫，爺爺是個畫家，畫人物畫。他畫畫的時候，我就在旁邊看。他看我感興趣，就給我張紙，讓我在旁邊畫。

後來「上山下鄉」期間，我給很多農民畫了像。當交警後，我在宣傳部門畫油畫。1987年，我被調到山東省公安廳做美術編輯，給《山東公安》雜誌畫連環畫、插圖，畫了十幾年。這些都是很好的鍛鍊機會。

2004年，《山東公安》停刊後，我被領導安排到刑警隊做現場拍照的工作。後來，我偶然看到一個電視節目，講河南開封有個文物盜竊案，警方抓捕嫌犯前進行了模擬畫像。

我像是被點醒了，也想研究模擬畫像。領導也支持，他覺得我做這個工作能填補山東省公安廳的空白。

我在家練習，後來又去火車站、農貿市場等人多的地方畫人像。兩年時間，我畫了幾萬張，把畫人像的規律掌握了，還養成了觀察人的習慣，每次有人經過都多看兩眼，把對方特徵記在腦中。

現在，我畫像速度比較快，也得益於當時的苦練。

新京報：為什麼會想到給被拐兒童畫像？

林宇輝：退休之前，我一直做刑偵領域的模擬畫像工作。2017年，我參加中央電視台《等著我》欄目，第一次為一位革命烈士畫像。那位烈士的遺孀已經83歲，兩人沒合照，烈士生前也沒留照片。我根據烈士戰友們的描述，畫了一張模擬畫像，老人看了後覺得很像。

節目播出後，很多人給我寫信、打電話，有烈士的家屬，也有尋親家長。原本一個幸福的家庭經歷骨肉分離，這對父母來說太殘忍了，聽著他們的故事，我常常會落淚。很多家長拿著孩子一兩歲的照片去找，我覺得不現實，孩子長大後相貌變化太大了。

我是警察出身，想用自己的技術為被拐兒童家庭做一些工作，幫幫他們。2018年，我就搞了個「雙百計劃」。我的女兒在網上看到王明清的報導後，很受觸動，跟我說了這件事。然後我就和王明清聯繫上了。之後，我也幫「梅姨案」中尋親的申軍良畫了像，來找我畫像的家長就越來越多了。

不到五年的時間，「雙百計劃」已經完成了。但目前能找到的被拐兒童只有十幾個人，不多。

新京報：跨年齡模擬畫像在尋找被拐兒童的過程中能起到多大作用？

林宇輝：其實，模擬畫像在公安刑偵工作中，起的都是輔助作用，不能作為證據，但能提供一個方向，縮小範圍。在拐賣案中也一樣，有了畫像，還得靠公安機關龐大的數據庫，進行相關工作。

對尋親家長來說，除了這種輔助作用，更多的時候，畫像能給他們信心，在精神上給他們支持。很多家長拿到畫像後就掛在家裡的牆上，或者放在孩子的房間里。有的家長偶爾會想自己的孩子是不是不在了，但當看到孩子「長大後的樣子」，他們會覺得孩子還活著，還有希望。

新京報記者 趙敏 實習生 武亮亮

編輯 彭衝 校對 楊許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