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民警追尋32年，為了一個家庭的再次團圓

32年後，鍾波終於被找到。2024年11月9日，認親儀式上，「歡迎鍾波回家」幾個字出現在每個人的口中、懸掛的電子屏里、以及被高高舉起的紅牌子上。

1992年5月2日，四川雅安，還是5歲小孩的鍾波在家附近的農貿市場被人販子拐走。

五代雅安民警，四赴福建尋找，但每一次的調查，都因線索中斷無法繼續。「一定要找到鍾波」，這口氣在他們心中憋了32年。

曾經，那些貼在大街小巷的尋人啟事、報紙上的新聞、電視台循環播放的尋人節目，都有一個共同的標題，「鍾波，你在哪裡？」

如今，這份呼喊和尋找有了結果，鍾家所有人和參與尋找的民警都說，結果是圓滿的。但在圓滿之外，蔓延了32年的遺憾和傷痛還在等待修復。

2024年11月9日，在雅安市公安局雨城區分局刑警大隊舉辦的認親儀式結束，鍾波及其家人、部分參與此案的民警一起合照留念。 圖源：雨城區分局刑警大隊

找到鍾波

2024年10月底，雅安市公安局雨城區分局刑警大隊大隊長胥珍澎從同事手中拿過那張疑似鍾波的照片，一張37歲的臉，與5歲時的鍾波相比，幾乎看不出相似之處。

但他肯定，照片中的人就是鍾波。這個51歲老刑警的眼睛，掃瞄過數不清的人臉、物證，能鎖定最微小的細節。在他看來，這位「鍾波」和他的父親鍾德懷有一樣的氣質和神態。

2021年，作為接手鍾波被拐賣案的第四代民警，胥珍澎和鍾德懷打過很多次交道，也是自那時起，鍾波5歲時的臉，連同許多未破案件的受害人的面孔，一同印在他腦中。

「鍾波」人在福建廈門，胥珍澎馬上聯繫到當地派出所，請他們幫忙前去采血。DNA比對的結果驗證了他的直覺。他們找到了鍾波。

「啊呀，太激動嘍，我真的太激動嘍。」胥珍澎挺直身子，聲音響亮。 「終於能給人家一個交代。」走，去鍾德懷家裡，告訴他這個好消息，他招呼辦這個案子的同事一起去。

但鍾德懷和毛世友夫婦的反應卻有些出乎他們的預料，他們好像沒那麼激動。

胥珍澎問鍾德懷的妻子毛世友，「你高興不？」毛世友愣愣的，「高興啊，我兒子找到了我怎麼不高興。」

61歲的鍾德懷記得11月初的那一天，妻子毛世友正在發病——鍾波走丟後，她的情緒狀態每況愈下，幾年後被診斷為精神分裂，這麼多年靠吃藥和打針維持。另一方面，夫妻倆總是收到「沒有找到」的通知，他們不敢相信，孩子這次是真的找到了，還以為民警是在寬他們的心。

65歲的退休民警劉伯麗接到了胥珍澎的電話，她作為第二代民警，分別參與尋找鍾波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行動。

她積攢了好多問題想要問鍾波，「2008年、2011年，我們幾乎把福州、廣州有關的地方都掃了一遍，都沒有找到他，他到底去了哪裡？」劉伯麗一定要見到鍾波。

胥珍澎要再去一趟福建，接回鍾波，也為釐清案情。這是雅安公安找鍾波的第五次行動了。

去之前，他再一次來到鍾德懷夫婦家，告訴他們，「要給你們把兒子接回來了」，「好好好，謝謝你們哦。」這次他明顯感受到了毛世友的高興與激動。

鍾波回來了。飛機降落在成都，劉伯麗早早等在那裡，見到第一面，她擁抱了鍾波，對他說，「孩子你可回家了。」

她伸手去摸鍾波的右眼角，那裡有一條疤，是他臉上的明顯特徵。「是的，是鍾波。」

回雅安的車上，劉伯麗坐在鍾波旁邊，她對鍾波說，「阿姨沒把你找回來，心裡好難受，我到退休都覺得這是我欠你們的債，欠人民群眾的債。」

這份愧疚在每一個接手案子的民警心中。

城市不大，他們與鍾德懷夫婦抬頭不見低頭見。劉伯麗見過更年輕時的毛世友，那時，毛世友在公安局旁邊的菜市場打掃衛生、幫忙賣菜，每次見面都往她手裡塞水果蔬菜，有時會抓著她的手問，「劉姐，我兒子是不是不在了？」

蹬三輪車的鍾德懷為刑警大隊的食堂送乾貨，胥珍澎常常能見到他，「他見了人就笑。」但胥珍澎知道，鍾德懷和家人這些年不容易。

孩子遲遲沒有找回來，他見到鍾德懷，很多話說不出口，也不知如何說，只好打個招呼就過去。

現在鍾波終於要回家了。刑警大隊在四樓的食堂為鍾家設了認親儀式，參與第三次行動的民警周蘭芳來了，鍾家的小女兒鍾麗萍從成都趕回，來見這個從未謀面，卻一直存在於她整個人生中的哥哥。

「娃娃掉了」

1992年5月2日，正逢雅安縣城的「壩壩會」，這是一個當地延續多年的物質交流會，各種攤販聚集，很是熱鬧。

毛世友正是忙的時候，她在離家不遠的蒼坪路農貿市場幫忙賣菌子，丈夫在皮鞋廠上班。夫婦二人勤苦、肯幹。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他們帶著8個月大的兒子鐘波，從瀘州的農村老家投奔在雅安工作的大哥，把家安在了皮鞋廠門口一間木板房中。

5歲的鍾波當時在農貿市場門口玩耍，等夫婦二人想起孩子時，卻發現孩子找不見了，「怎麼辦啊，娃娃掉咯。」

鍾德懷的大嫂彭永彬記得，他們發動全家人，找遍縣城和附近的村子，張貼尋人啟事，都沒有找到人，鍾德懷到當地最近的派出所報了警。

他沒有心思繼續上班，到處找孩子，哪裡有消息，就去查看，毛世友也無心做生意，整日在家哭泣。

兩年後的1994年，雅安市公安局專案組抓獲3名涉嫌拐賣婦女兒童的犯罪嫌疑人，破獲拐賣案件6起，初步還原了鍾波被拐賣的經過。

鍾波與4個小男孩和1個少女一起被鄰居高某富拐走，交給一個叫杜某秀的女子，後又被轉給楊某繼續販賣。

6人分別被賣到山東和福建，其中，人販子杜某秀帶著鍾波輾轉岷山縣、洪雅縣等地方，後乘坐火車到廣州，再到福建，把他賣給福州一個菜市場里名叫彭某芬的攤販。

案件偵破後，雅安市公安局在全局抽調民警組織解救，7月，刑警重案組奔赴山東，打拐辦主任帶隊趕到福建。

鍾德懷也跟著民警一同前去，怕當地買家不肯放孩子回來，他帶了兩萬塊錢，準備用錢贖回孩子。

對夫婦二人來說，在那個「萬元戶」都稀有的年代，兩萬元不是小數目，他們拿出了所有積蓄，借遍了親戚朋友，東拚西湊才有這些錢。

但他們還是沒能找回孩子。彭某芬聞風而逃。之後，民警根據前期取得的信息，趕到福清市三山鎮一戶人家，卻發現他們家中的孩子並非鍾波。

尋找鍾波無望，民警繼續解救其他被拐的孩子。被高某福拐的6個人中，只有鍾波沒有被找回家。鍾德懷滿心落寞，「跳江的心都有了。」而毛世友得知孩子沒有找到，多次想要了結自己的生命。

「他們覺得是自己的失誤才失去了這個孩子。」鍾德懷大哥一直在弟弟困難時照顧他的家庭，想起那時的場景，大嫂彭永彬只能用「太慘了」來形容。

為了讓鍾德懷和毛世友繼續生活下去，她勸兩人再生一個孩子。起初二人不願意，她用「生一個孩子，替你們找鍾波」的理由勸動了夫婦倆。

1996年年底，女兒鍾麗萍出生，日子得以繼續下去，鍾德懷靠蹬人力三輪養家，毛世友偶爾做一些幫工補貼家用。

但失去孩子的家庭始終被陰影籠罩。他們緊緊盯著女兒，不讓她離開自己的視線，如果不得已要出門，就把她反鎖在家中。

28歲的鍾麗萍回憶起自己的童年，「是被禁錮的，沒有朋友。」即使是現在，媽媽每天也會給她打三四個電話，確認她的安全。

鍾麗萍上幼兒園時，毛世友經人介紹在幼兒園做工。做醫生的大嫂彭永彬注意到她的不對勁：她總是把幼兒園的門窗關得緊緊的，經常說有人要整她們家、整她女兒。

「一開始我只當她胡言亂語，後來才知道是她精神出了問題，不得不到醫院打針。」彭永彬知道，幼兒園的小孩讓毛世友想起了自己失去的兒子。

尋找中間人販子

1997年後，公安系統內部推進業務改革，部門設置也有所調整，打拐辦被併入刑警大隊。

鍾家則像被留在原地。擔心孩子回來找不到家，夫婦二人決定留在雅安，鍾德懷繼續蹬著人力車賺錢，照顧常常發病的妻子。鍾麗萍記得，每年過年鄰居家都會掛燈籠，她問爸爸為什麼他們家不掛，爸爸會回答她，「等你哥哥回來再掛。」

2006年，鍾德懷找到刑警大隊再提尋找兒子的事情，偵查員劉伯麗接待了他。那時，劉伯麗46歲，也是一位母親，她理解同為母親的毛世友失去孩子的痛，也知道鍾家的困難，「鍾德懷蹬三輪車，載一個人兩塊錢，非常不容易。」

她找到當年參與第一次解救的民警，找到拐走鍾波的人販子高某富瞭解情況，去法院調檔案，重新收集所有信息後錄入系統，單獨列為「鍾波被拐賣案」。

還是要去一趟福建。2008年初春3月，劉伯麗、胡智勇和參與第一次解救的向平來到福州。

但彭某芬開菜攤的菜市場已經被拆掉，無法找到人。在當地公安機關的幫助下，他們通過彭的丈夫陳某發得知，彭某芬已到國外打工，1992年，彭某芬將鍾波轉賣給一個在福清市撿破爛、名叫「依蘭子」的女人。

第一次解救時去的地點是福清市三山鎮，於是他們先把尋找「依蘭子」的目標定在那裡。坐大巴、小巴，一路從縣城到鎮上，再到村里，他們排查了三個行政村中與「依蘭子」年齡相仿的婦女，但一無所獲。七天過去，沒有找到人，劉伯麗連著好幾晚睡不著。

第八天，劉伯麗來到福州電視台和福州晚報社，求助他們幫忙尋找鍾波。她操著蹩腳的普通話接受了採訪，講述鍾波被拐的節目在當地電視台滾動播出，一篇以「只要知道孩子活著就夠了」為題的報導在《福州晚報》付梓刊印。

劉伯麗講到鍾波母親因孩子被拐，精神失常的情況時，忍不住流淚，報社的記者抓拍下她流淚的眼睛，登在了報紙上。

不少人通過報紙聯繫到他們，但經過DNA比對後都被排除了是鍾波的可能。「依蘭子」的尋找沒有突破，而陳某發堅稱無法聯繫到彭某芬，調查又一次進入窘境，他們只好撤回四川。

與此同時，鍾波的家人也在通過各種途徑尋找孩子，彭永彬回憶，她聯繫了寶貝回家網站，也聯繫央視《等著我》欄目。

2009年，公安部建立了全國打拐DNA數據庫，劉伯麗先想到鍾波這個案子，為鍾德懷夫婦采血入庫。

也是自2009年以來，公安部組織各地開展「打拐」專項行動。劉伯麗對那個階段印象深刻，她感覺到，「打拐工作被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2011年，鍾波被拐賣案被公安部掛牌督辦。好消息也再次從福建的公安機關傳來：彭某芬可能回國。接到消息後，雅安公安組織了第三次行動。

7月9日，51歲的劉伯麗、同事魏啟明，以及27歲的剛從事刑警工作沒兩年的周蘭芳，一同前往福州。

在陳某發住所外，他們連續幾天蹲守彭某芬。夏天，福州高溫濕熱，蚊蟲多，十多年後，劉伯麗還能記得空氣中瀰漫的海腥味。

7月12日淩晨5點，他們抓到彭某芬。彭某芬交代，當年她介紹一位叫「餘英」的人，從楊某手中買走鍾波。

有了新的線索，三人看到了希望，但接下來他們面對的，是一次又一次大海撈針式的排查工作。

得先找到「餘英」。周蘭芳回憶，在福清市三山鎮找「餘英」未果後，彭某芬回憶起，有一個叫「顆粒」的人可能與「餘英」認識。

將所有可能的人物一個個排查篩選後，三人找到了「顆粒」。

據「顆粒」講，「餘英」十多年前已經死亡，她有一個小女兒叫「亦蘭雅」，丈夫叫俞某金。

由於年代久遠，為了找到俞某金，只能用最笨的辦法，查閱老的戶籍底冊檔案。三山鎮常住人口十萬多人，在三山派出所的協助下，他們翻閱了四套共78本戶籍檔案冊。

巴掌大的戶籍底卡被一張張翻過，終於，周蘭芳在1964年的一本戶籍檔案冊內查閱到一名叫郭玉英的女性，她小女兒的名字按當地人叫法正是「亦蘭雅」，郭玉英戶籍底冊上的照片也被彭某芬辨認出來。

找到人後，民警確認郭玉英確實已死亡多年。不放棄的民警繼續走訪排查郭玉英及其丈夫的家屬，但也沒有發現。

線索再次中斷。

劉伯麗想不通，明明他們的工作已經做得很細了，「踏破鐵鞋啊，怎麼還是沒有找到人？」

劉伯麗形容，三個人「灰溜溜地回來了，心裡邊總覺得沒有交賬。」對她來說，作為刑警，沒有破的案子會一直背在身上。

老刑警和新技術

在鍾家，鍾麗萍從小就知道，她還有一個哥哥，但鍾波這個名字是一個禁區，她不敢提起，怕惹媽媽傷心。

上小學時，她在學校看到一份報紙上登的尋人啟事，配著一張哥哥的照片，他偷偷給哥哥寫了一封信，信里有一句，「遠方的哥哥，你在哪裡？我在這裏的生活很難過、很難過。」信寫好了，她也不知道該寄到哪裡。

2018年，女兒鍾麗萍考上大學，要離開家了，父母交代女兒：「以後如果你哥哥找到了，我們不在了，你要記得跟我們說一聲。」

大三那年，母親再次發病，她和父親不得不把母親送去住院。回家的路上，父女倆坐在河邊，父親哭了起來，那是她第一次見父親流淚。

警方從未放棄過這個案子。2021年，公安部在總結2020年命案積案攻堅經驗做法的基礎上，部署全國公安機關開展為期一年的「團圓」行動，鍾波被拐賣案再次重啟調查。

案子交到雨城分局刑警大隊大隊長胥珍澎手中。他重新梳理案卷，發現有兩處不解。一方面，陳某發是當地人，彭某芬是早先被從四川南充拐賣到福建的人，她並不熟悉當地，陳某發身上是否有可以繼續突破的地方；另一方面，第一次解救時，民警為何直接到了福清市的三山鎮？

他再次找到鍾德懷和毛世友，以及當時一同丟失孩子的家屬，還有曆次去找孩子的民警，想找到還有哪些可以突破的地方。

胥珍澎是一個老刑警了，他感受到技術的發展給偵查工作帶來了顛覆性的變化，「現在很多案件坐在辦公室就可以把它破了。」但找一個孩子，得紮紮實實地去打聽、詢問、跟人打交道，用一種「老」的偵查手段，也是最基礎的調查方式。

29年後，胥珍澎帶上兩位年輕的民警，再次踏上去福建尋找鍾波的路。

在福清，他們把當年當地派出所參與幫忙的人都回訪了一遍，到每個村鎮瞭解情況，晚上去找當地村幹部聊，尋找當年陪之前的同事到三山鎮找的「娃娃」，詢問為什麼當年直接從福州到了福清的三山鎮。

他們也試圖通過自媒體平台找人。胥珍澎的一個朋友利用和自媒體平台合作的機會，自己掏錢把鍾波父母尋找孩子的影片往福建地區推送和投放。

「但都沒得結果。」幹了半個多月，沒辦法了，就只能在彭某芬夫婦身上下功夫。陳某發已因腦梗癱瘓在床，彭某芬 「嘴很鐵，就是不說娃娃在哪」。

再次铩羽而歸。回到四川，胥珍澎按照自己的工作習慣，把所有的內容都整理出來，以方便此後接手這個案子的民警。

2024年初，29歲的高雙龍來到雨城區分局刑警大隊重案中隊，擔任中隊長，按照刑警大隊的傳統，「沒破的案件，要交給後面的人」，他作為第五代民警接過鍾波被拐賣案。

像之前每一任前輩，得熟悉案情，籌劃工作，走訪調查，重新採集鍾波父母的近照信息等。

很快，他們等到了一個機會。公安部的打拐會戰中，一位同事帶去了鍾波的案子，根據此前收集到的線索進行篩選，最終在廈門找到一個特徵相似的男子。

11月7日，DNA結果顯示，該男子就是鍾波，「鍾波被拐案」有了終結。

對鍾麗萍來說，那些黑暗的日子也終於有了終點。「這些年有太多心酸的時候，但都已經過去了，哥哥回來了就好了。」

鍾波也一直在等待。

胥珍澎還記得和鍾波打第一通電話時，他一上來跟鍾波講「你是四川的娃娃，被拐到福建，現在DNA比中了……」正說著，鍾波問了胥珍澎一句，「他們還好嗎？」

哥哥終於回家了。認親那天，一大早鍾麗萍和表姐就去訂了兩束花，她為哥哥選的是向日葵，她說那是太陽的顏色，象徵著希望。

花被毛世友拿回家做成乾花，中間插著她自己用毛線織的花朵，擺在客廳里的沙發靠背上。沙發一角的包里，放著兒子寄給他的禮物，她捨不得用，小心地把它們和兒子小時候的照片放在一起。

在有生之年還能再見到兒子，鍾德懷夫婦不敢要求更多。認親儀式結束後，他們和鍾波回到了各自的生活。夫妻倆想著，自己能做的就是照顧好身體，不給鍾波增加壓力。

劉伯麗的疑問始終沒有得到解答。鍾波的養母已經去世，關於他如何從三山鎮到了廈門，是否是被轉賣過去的，已不得而知。

胥珍澎想起這32年，偶爾會閃過一些小的遺憾，「技術幫忙一下子找到孩子，好像看起來我們前面的工作都沒有幫上忙。」

有朋友安慰他，正因為前面做了許多工作，為後期的技術比對提供了足夠的材料，最終找到鍾波。

2021年，他48歲，接過了那樁棘手的積案。「一點信心也沒得。」但他想起自己常跟年輕的同事說，「刑警是案件偵破的最後一道防線，連我們都不去盡全力做，受害者還能有希望嗎？」

「只有去做了，才有破案的可能，很簡單的道理。」他這樣回答自己。

新京報記者 趙敏 編輯 楊海 校對 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