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於做自己》：為什麼抑鬱症越來越成為流行病？

本文出處：《疲於做自己：抑鬱症與社會》，作者：（法）阿倫·埃倫比格，譯者：王甦，版本：南京大學出版社｜守望者 2025年2月

「做自己成為一件格外疲憊的事」

近年來，網絡上充斥著論述抑鬱症如何變成流行病的文章。文章的標題經常聳人聽聞地描述道：「中國存在近一億抑鬱症患者。」暢銷書或心理學圖書的專櫃上，抑鬱症相關的著作汗牛充棟。在中國，抑鬱症已經成為精神病中的流行病，圍繞抑鬱症的療愈市場也在急速擴張。大量媒體和心理學從業者認為公眾對抑鬱症知識的匱乏是抑鬱症患者未得到及時治療的首要因素。讓抑鬱症擺脫汙名——僅被視作「心靈的感冒」，得到與其他疾病同等的對待，是專家們在輿論中努力爭取的首要方向，也是抑鬱症乃至整個精神障礙類別在中國醫學化的重要表現。且在這一點上，中國與歐美並無不同。既然中文圖書中有關抑鬱症的書已多如牛毛，且同歐美的許多著作一樣，都參與了精神醫學全球化的浪潮，那麼，這本埃倫比格的著作又有何不同呢？

儘管《疲於做自己》全書都以抑鬱症為主線，但它並非一本心理學或精神病學圖書，而是一本以精神病學史和法國社會史為背景的疾病社會學著作。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寫，本書並非為了介紹抑鬱症及其歷史，而是為了分析「抑鬱症」作為一個疾病概念的流變以及它與社會變遷的關係，尤其是它與法國當代社會中個人性（individualité）間的關係。

將社會學與精神病學結合的著作在中國仍舊罕見，對絕大多數中國讀者而言必定十分陌生。其中一個原因在於疾病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相對緩慢；國家、大眾及媒體看待精神疾患的角度依然十分單一；他們對抑鬱症等身心病的看法大多停留在純粹的心理學領域，面世的圖書也都是以普及知識和介紹療愈方法為主，輿論和討論僅僅停留在從公共健康視角出發，計算抑鬱症帶來的社會成本和呼籲對患者的人文關懷上。幾乎所有著作都僅滿足於列舉數字來陳述抑鬱症的氾濫，然後馬上轉向實用的療愈建議。然而，為什麼抑鬱症在當代社會越來越成為流行病呢？為什麼「抑鬱」能從一個普通症狀，搖身轉變為全民公敵般的獨特疾病，甚至是難以治癒的慢性病呢？當我們談論「抑鬱症」的時候，到底在談論什麼？用量表診斷抑鬱症，是否讓我們有掉進統計至上的研究陷阱的風險？諸如此類的盲點和值得思考的點還有很多。從觀察到抑鬱症的流行到抑鬱症的診療建議之間，我們還有很多事要弄清楚。若不能釐清「抑鬱症」是什麼，不知道抑鬱症在診斷上現有的缺陷，也不瞭解抗抑鬱劑的療效已經被神化，以及製藥產業與精神病學的「夥伴關係」，又如何能全面和中肯地理解抑鬱症？更別說在繁盛的療愈市場里挑選適合自己的方法了。埃倫比格的這本書試圖回答的正是這些問題，它從社會學的角度為我們打開新的視野，讓我們看到，將精神疾患與社會發展相結合的分析思路是理解抑鬱症不可避免的重要環節。就這點而言，本書的翻譯可謂及時雨了。

更進一步說，除了理解疾病和治療抑鬱症這樣的實用角度，對抑鬱症概念的分析也有利於我們瞭解自身所處的社會。在埃倫比格的筆下，法國社會已經進入高度個人化階段，出現了作為自我唯一主宰者的個人。這樣的個人被教導並確信一切只能依靠自己，無論成功還是失敗，個人必須對自己的一切行為負責。個人彷彿擁有了主宰自身一切的權力，拚盡全力去活成尼采筆下的「超人」。然而，現實卻是作為人的我們，無法承載「超人」的重負。無論是精神自由帶來的身份上的不安全感，還是社會過於強調個人主動性而導致的個人在行動方面的壓迫感，都讓我們疲於應付。社會氛圍對個人能力的崇尚，致使個人對自我的要求越來越高。經濟危機、貧富差異加大和階級固化等當代社會頑疾讓個人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這一切都造成了做自己成為一件格外疲憊的事情。於是，抑鬱性的疲憊取代了神經性的焦慮，成為精神流行病的主流。

我們或許會覺得埃倫比格關於當代個人的論述很眼熟：這不正是中國的個人性正在演化的方向嗎？近年來，國內從歐美引入了大量的心理支持技術，目的都是讓個人學會激發潛力和內在精神力，來戰勝現實的困難。抑鬱症被分解為各種症狀，然後被所謂對症的藥物和自我心理技術治療，這是目前國內對待抑鬱症的主流處理辦法。個人需要去就醫（不然就是家人需要送他/她去就醫）；個人需要重新燃起鬥志，戰勝抑鬱症；個人要有信心，走出陰霾。這些口號和建議充斥了抑鬱症的話語，它們解決抑鬱症的辦法依然是強調個人的能動性。如果埃倫比格對抑鬱症的分析是中肯的，那麼，這樣的話語和療法或許反倒會加重創造了抑鬱症的社會氛圍，在治療領域繼續強化對主宰者個人能力的要求。

中國的個人化程度在逐漸加深，這種變化也體現在私人生活里。閻雲翔在《私人生活的變革》里只探究了1999年之前下岬村的私人生活的個人化。在那之後的二十多年里，中國的個人化程度越來越深：個人意識日益強烈，家庭生活中個人情感的重要性不斷增加，個人發展技術也越來越得到青睞。關注心靈和精神力，不僅是歐美的潮流，也是中國的潮流。全球化讓我們在某種程度上與歐美國家共享了一些理念，包括精神病學的醫學化趨勢和對個人發展的崇尚。然而，法國的精神病學傳統與美國截然不同，埃倫比格的這本書讓我們看到中國的心理學和精神病學在診療上更加靠近美式實用主義。實用主義固然在解決問題方面能讓人避免過多的理論糾纏，但過於強調實用和效率也存在明顯的缺陷:它容易導致人們缺乏對精神病學形而上的探究和整體思考，讓人僅僅滿足於心理和藥物技術的純粹運用。在中國的抑鬱症的公共話語領域，這一問題早已凸顯。然而，在不瞭解深層次概念背景和抑鬱症的社會背景的前提下，僅僅憑藉發展相關技術，就能治癒精神疾病嗎？回答這個問題，實在需要謹慎。

思考當代「個人性」

埃倫比格在本書中完整地呈現了抑鬱症概念的社會發展史。這段歷史不僅僅跨越了時間——從古希臘以精神痛苦為特徵的「憂鬱」到當代的「抑鬱症」，也跨越了不同精神病學理論流派的思想爭鋒，同時更是處於時代變遷中的人感受自身和個人性、看待世界方式的轉變史。就理論方面而言，作者描述了有關痛苦的概念史。第一步開始於19世紀末，對內心的理解開始因為對靈魂的生理化、社會化和心理化，獲得了「精神」這個思考痛苦的概念框架。在「精神」誕生的道路上，西格蒙德·費奧伊德和皮埃爾·雅內（Pierre Janet）開創了兩條不同的道路：前者以衝突論和內疚的概念為軸心，後者以匱乏論為軸心，分別介紹了理解內心痛苦的兩種視角。人們對精神病的理解突破了瘋癲概念，這是「神經症」大放異彩的時代。

從20世紀初開始，精神病的退化理論和遺傳決定論開始衰落，臨床精神病學的地位不斷上升。20世紀40年代，電擊技術被發明，休克療法讓精神病終於在療法和治癒之間第一次建立了穩定關係，讓精神病學有了被納入醫學的依仗。而從20世紀30年代以來，心理治療與休克療法同步發展。當時，精神病學邏輯指向的是「整體的人」，處理精神失常不但需要治療人的情感和情緒，更要考察病人的生活史。雅內的心理分析、費奧伊德的精神分析、積遜（Jackson）的器學說、正在誕生的精神藥理學以及休克療法彼此鞏固，共同造就了一個有情感、有歷史的患病主體。塞萊蒂（Cerletti）也正出現在這個時期，他彌合了負疚之人和匱乏之人這兩種模型，在雅內的匱乏模型和費奧伊德的衝突模型間進行了調和。這是休克療法和藥物的出現帶來的第一次精神病學革命，精神病學對待精神類藥物的觀點在第二次革命到來之前，一直基於雅內—塞萊蒂—費奧伊德的理論軸心。

從上述分析出發，作者將精神病學的文化史與技術史結合起來，抽絲剝繭，著重分析了「抑鬱症」概念在20世紀後半葉經歷的革命性變革。20世紀60年代末，人們將抑鬱症大致劃分為三大類型：內源性抑鬱症、神經性抑鬱症和反應性抑鬱症。然而抑鬱症到底是什麼，誰也說不清楚，因為精神病學家們在各種抑鬱類型的內容和區別邊界方面沒有達成一致。換句話說，抑鬱症的分類法一直沒有得到確定，是各學派爭鋒的焦點。概念的混亂和穩定的有效療法的缺失讓對抑鬱症的診斷和治療都沒有任何標準可依。為瞭解決混亂，精神病學在分類學領域找到了兩個辦法，讓對抑鬱症的診斷連貫性多少得到了一些保障。這是精神病學的第二次革命，它顛覆了雅內—塞萊蒂—費奧伊德這個理論軸心，精神病學不再試圖說明主體的病症為何能在生物學意義上被治療，而是開始關注病態行為和病人生活舒適度的問題。匱乏模型與衝突模型分道揚鑣，前者憑藉與新一代抗抑鬱劑的緊密聯繫，開始成為顯學。神經症的概念因為兩種模式的分裂而衰落，衝突理論也一起失勢。精神病學出現了不再注重病因，而是依賴統計數據對病情進行分類的新潮流。對個人經歷和內心衝突的探究不再如以往那麼重要，加上在抗抑鬱劑研發方面取得的進展，精神病學界開始關心如何緩解症狀本身。《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三版）》(Manuel diagnostic et statistique des troubles mentaux， troisième version)是這次革命的顯著標誌，生物、精神和社會這三角開始構成20世紀70年代精神病學的新主流。

人們對主體的理解隨著20世紀下半葉社會經濟形勢的改變發生了重大變化，有關個人行為的傳統規範被顛覆，人們開始追求活得像自己。作為代價，從人們認為「一切皆有可能」那一刻起，匱乏的疾病就開始侵蝕人的內心，抑鬱症和成癮撕扯著當代的人們，提醒著我們一切並非真正皆有可能，也並非皆被允許。 然而，埃倫比格不認為抑鬱症的慢性化和普遍化體現的是主體的危機或者主體的遮蔽。他認為，是當代人體驗主體性的方式發生了改變，這表明公私關繫在內在領域進行了重組。抑鬱症被定義為當代主體的反面形態：「病態的人是在責任感方面出現問題的個人，但他已經從父輩的法律、舊有的服從體系和對外部規則的順從中解放了出來。抑鬱症和成癮分別是主宰者個人的正面和反面，這樣的個人相信自己才是自己生活的主宰，而事實上他是一個‘具有雙關意義的主體：他既是行動者主體，又是病人主體即病人’。」（見本書結論部分）當代的主宰者個人獲得了精神自由，但由於穩定參照系的喪失以及參照系的增值和多元化現實，必須面對身份的不安全感。社會對個人發揮能動性的要求越來越高，公共政策和精神病學的行動也通常以陪伴而非治癒為目標。然而，真實的人畢竟不是尼采筆下的「超人」，疲於做自己的人們陷入了行動無能——抑鬱症成為流行病，反噬了一心追求無限自由的人。很顯然，埃倫比格從個人到公共政策，從「精神」領域到社會現實的分析表明，他的著作遠遠不會滿足於分析抑鬱症這個精神病學概念本身，他希望通過對一個概念的歷史進行解讀來讓讀者擁有思考當代個人性的一個切入點。因此，這本著作並非單一的有關抑鬱症的精神病學歷史，而更多是以疾病為軸心，以小見大地展現整個當代社會對人的理解以及人對社會的理解。

作者對歐美社會的分析能夠幫助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抑鬱症為何近些年在中國不僅同樣愈演愈烈，而且呈現出青年化和低齡化特徵。僅僅將抑鬱症的爆發歸結於壓力過大或社會內卷遠遠不夠，因為每一代人都會面臨自己時代的特有困難和特殊局面。與其比較哪代人壓力更大，不如嘗試去反思「抑鬱症」這一疾病類別本身，以及它所體現的看待患病主體的方式正在向我們述說著哪種新的人類體驗生活和世界的方式。這要求我們在分析中國社會與抑鬱症的關係的時候，除了考察經濟和階層因素外，引入更多的文化和人文視角。這類創新在中國的精神病學和疾病社會學領域顯然較為匱乏且極其迫切。如果不回到人的身上去理解抑鬱症，那麼針對抑鬱症的治療和公共政策都將流於表面，因缺乏宏觀歷史和社會視角而停滯不前。已經疲於做自己的人或許會因為越演越烈的單子化社會形態更加深陷泥潭，持續在各種成癮症和抑鬱狀態中痛苦煎熬。

原文作者/王甦

摘編/張進

編輯/張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