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港大學生遭電詐的背後

2025年1月16日,香港大學在發給學生的郵件中透露,最近數月有60多名學生遭遇電信詐騙,損失共計6000萬港元。此後,香港城市大學也在接受採訪時表示,30餘位同學遭遇電詐,其中以內地留學生為主@北青深一度記者在採訪時發現,除香港以外,一些在海外的中國留學生也曾遭遇類似情況。
去年9月,羅敏從內地到香港大學讀研,半個多月後,她接到一通號稱香港將軍澳入境事務處的詐騙電話,稱她名下的電話號碼涉嫌信息騷擾。在配合「辦案」的20多天里,她落入對方設計的「劇情」,並陸續向對方提供的帳號轉入了60餘萬港元。警察告訴她,她是開學以來,第36位被騙的香港大學學生。
羅敏的遭遇在父母看來是一場特別明顯的騙局,「但我還是一步步被精神控制了」。她事後覺得,整個被騙的過程是一場心理博弈,詐騙團夥就是利用了她在香港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擔心學業受影響的心理,才能得手。在警局里確認自己遭遇電詐後,羅敏的第一反應不是損失了多少錢,而是「我終於擺脫了他們的控制」。

「入境處」的來電
入學香港大學時,羅敏不會想到,自己可能已經成為了詐騙團夥的潛在「獵物」。
2024年9月,羅敏從內地來到香港,開啟了她的研究生生活。但不久後的一通電話,完全打亂了她的生活。
那是10月2日下午6點,來電者自稱是香港將軍澳入境事務處的工作人員,他稱羅敏名下註冊的另一個號碼在廣州向市民發送大量辦理工作簽證的騷擾信息,警方已立案調查。
對方稱,如果不想被停機以及被入境辦拉黑,需要立即請警方發送報案回執單。羅敏並非沒有防範意識,她特意向對方要了工號、協查公文編號等信息。但對方很快讓她對接到廣州的公安,「不需要掛機」,羅敏說,電話自動轉到了一位自稱廣州市公安局馬旭警官那裡。
談吐之間,羅敏感覺馬警官是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語言邏輯清晰。他讓羅敏馬上到廣州進行線下筆錄。但當時已經沒有高鐵,趕不到廣州,羅敏和馬旭僵持了好久,馬旭最後同意「行個方便」,通過線上單向影片方式來做筆錄。
按照馬警官的要求,羅敏把出租屋的房間反鎖,並保證沒有向任何人透露此事,隨後開始做筆錄。羅敏提出,可以用微信傳送資料。但馬旭稱他們一般使用Zoom(一款多人手機雲影片會議軟件),並讓羅敏下載WhatsApp(一款聊天軟件)進行影片筆錄。
打開影片後,許多細節讓羅敏相信了對方的身份。
羅敏看到「馬警官」穿著製服,背後是廣州市公安局的牆面和標誌,「他向我出示他的警官證,看起來與我平時對警察局的認知並無二異」。隨後,馬警官表示架設設備開啟一個單向影片(僅警方單向可見羅敏),正式進入筆錄的環節。
馬警官首先要求羅敏清楚的報出身份證號與港澳通行證號碼,確保錄音設備可以錄到,接下來問了諸多與案件相關的問題,羅敏說整個過程看似十分正常,「他還對我進行了不要輕易泄露個人信息的安全教育」。
錄製筆錄期間,馬警官一度向總台呼叫,以確定羅敏身份是否存在其他被冒用的情況。雖然看不到對方的畫面,但馬警官呼叫總台的方式,以及總台那邊的回覆,聲音以及語言都非常真實。馬警官還讓同事幫忙把文件送到收發室,幫忙傳郵件給香港通信局。
羅敏本以為做完筆錄就可以解決問題,但馬旭在聯繫總台之後稱,她名下的一個銀行賬戶為高風險賬戶,涉嫌非法集資,與一個重大的跨國洗錢案相關,警察跟「同事」講,馬上通知深圳市公安局讓其做準備,「說如果我出現不配合的舉動,馬上把人從香港帶回來」,這讓剛到香港的羅敏慌了。
一旦留學生們覺得事態威脅到學業和前程,詐騙團夥就有了可乘之機。
另一位電詐受害者劉傑今年32歲,曾是銀行職員。2024年5月,她裸辭後來到新加坡攻讀一年製碩士。
2024年9月24日,她抵達新加坡開啟第二期的學習時,接到了自稱新加坡移民局的電話,與羅敏的遭遇相似,對方也說,她名下的電話卡涉嫌詐騙。劉傑曾在金融行業工作,丈夫又是警察,她的反詐意識本來很強。但對面一再強調情況緊急,如不處理,會被扣掉50信用分,進而影響她日後的出入境,甚至不能繼續她的學業。
面對同樣的「緊急情況」,身在新加坡的劉傑和人在香港的羅敏都決定繼續配合「警方」調查,不知不覺進入了詐騙團夥設計好的「劇情」里。

遠程監視與精神控制
多名受訪的學生提到,詐騙團夥實施詐騙的過程會持續幾週,甚至數月。對方會在建立信任之後,一步步達到「變現」的目的。羅敏說,在不斷被對方強調涉嫌犯罪的過程中,她甚至覺得自己好像真的做了不可饒恕的錯事。
羅敏被牽扯進「洗錢案「後,馬警官向她展示了一張懸賞令,詢問其是否認識圖中名叫李忠的主犯。展示各類文件的時候,馬警官會讓羅敏讀出來,以確保錄音設備錄到,證明她看過了此文件。
馬警官介紹李忠為某銀行內部管理人員,警方4月份繳獲了他手裡的200多個銀行賬戶,其中就包括羅敏名下的。李忠供述稱,羅敏同意將此賬戶供他使用,共有幾十名老人向該賬戶里轉賬200餘萬元,其中羅敏會收到10%的提成。
「每一句話、每一個環節都經過精心設計。一步步將我引入他們預設的情境之中」。羅敏當時覺得,對方邏輯嚴密得讓人難以察覺破綻。
馬警官還告訴羅敏,她銀行卡內的這筆黑錢,是老人們一輩子省吃儉用積攢下來的血汗錢。有一位老人發現被騙後,因承受不住打擊選擇自殺。他還特意向羅敏強調,錢進了她的賬戶,老人們就認定是她幹的。「我當時是真的信了,內心充滿愧疚,覺得自己好像真的做了不可饒恕的錯事,對不起那些無辜的老人」。
在羅敏否認犯案後,馬警官通過Zoom窗口發送了所謂的人證、物證、事證,並告知羅敏目前的證據對她不利。他還稱,該案涉及288位嫌疑人,還未調查到她,她必須對該情況保密,一旦泄漏,她可能面臨3到5年的有期徒刑,被泄漏信息的家人、朋友也可能受到牽連,羅敏也因此沒有向任何人提起這件事。
告知的同時,馬警官向羅敏下發了一個國家二級保密條令,並令她大聲朗讀一遍。「我當時不瞭解,其實根本沒有這個東西」。此外,羅敏按照馬警官的要求,刪掉了微博、抖音之類的社交軟件。
馬警官告訴羅敏,目前有100多位嫌疑人正在排隊調查,在羅敏被香港警察正式帶走之前,需要接受遠程監控。期間,如果去洗手間,需要向他彙報,如果到廚房客廳等位置,要用手機參會的方式打開影片。
身在新加坡的劉傑,遭遇的「劇本」幾乎與羅敏一模一樣,她被詐騙人員「塑造」成跨國詐騙案的嫌疑人,與她對接的國內「警察」是「跨國經濟犯罪案專項小組」的隊長王祥春。劉傑受到的控制比羅敏更加嚴格。
在接受調查期間,她需要全天24小時開著iPad,和一個「監控長官」的Telegram(一款即時通訊軟件)帳號進行影片,並放在電視機櫃下面作為監控。
每天上午9點、12點、下午3點、6點、晚上9點,她需要在Telegram上發送「動態彙報」,包含名字、時間、在做什麼。為了準時彙報,她在這些時間點設了鬧鍾。有時候她在12點和下午3點有課,為了防止鬧鍾在課上突然響起,她會一直盯著手機。有一次晚了20多分鐘,警官就要求她寫檢討。
劉傑說,她手機里的陌生來電必須截圖給王隊長看,微博、小紅書、抖音等社交軟件都要卸載。每天晚上8點左右進行5分鐘的例行通話,王隊長會在通話中告訴她案子的進展。
交流過程中,王隊長會扮演一個關懷者的角色。他曾對劉傑說,「我相信你是一個好女孩,我們這行幹了這麼久了,你做沒做過我們心裡是很清楚的,你好好學習,案子我會幫你查清楚的」。那段時間劉傑因為背上案子每天都在哭,王隊長的「安慰」一度讓她覺得自己還有希望。

逮捕威脅下的「變現」
劉傑記得,2024年9月25日到27日期間,王隊長說檢察官下達了兩項強製逮捕令。第一項是要把她名下所有的銀行賬戶凍結,直到查清。第二是當天下午5點前要把她逮捕回國。王隊長特意給她看了案件中嫌疑人被抓回國的照片,他們戴著手銬、腳鐐和黑色的頭套走下飛機,劉傑很害怕,「如果這樣子上新聞的話,怎麼面對親朋好友?」
王隊長曾要求劉傑寫一份千字的個人情況說明,她在裡面寫了哪年工作、哪年認識丈夫、哪年生孩子、案件發生的時候她在哪裡等信息。
王隊長告訴她,如果這次被抓進去至少5年打底,「你小孩子才兩歲多,這5年你錯失小孩子的成長,他在學校里會不會受同學的嘲笑欺負呢?你媽媽身體不好,對吧?她會不會因為你進看守所就一蹶不振?」聽到這裏,劉傑忍不住哭了。
王隊長順勢向她提出了「取保候審」的方案,並稱,取保候審後一兩個月可以查清。這讓劉傑再次看到希望,但她需要對此事保密。在此期間,一位自稱駐新加坡專案小組的人,真的上門向她遞送了保密文件讓她簽字。
簽完字之後,她拍照發給王隊長,並按要求把保密文件撕碎裝入垃圾袋,還將垃圾袋里倒了水,然後再丟進垃圾桶。王隊長解釋說,因為她不是一個人住,這個機密文件給別人看到,她就是泄密罪。
但辦理取保候審需要10萬新幣(約53萬元人民幣),王隊長詢問了她每張銀行卡有多少錢。發現加起來不過2萬多人民幣,距離取保候審需要的錢還差很多,王隊長讓她尋求家裡人的幫助,但不能讓家裡知道原因。
王隊長讓劉傑每天寫一份「資金規劃書」,即和家裡人要錢的話術,包括要錢之前的鋪墊、要錢的理由,以及家裡人追問起來該如何回答等。劉傑寫了三四份,都沒讓隊長滿意,後來隊長說,中國有一個類似的案件,那個人是以學校需要開具資產證明為由跟家裡人要的錢。劉傑按這個理由寫了資金規劃書,通過微信語音告訴媽媽新加坡政府為了防止留學生打工,要求賬戶里有10萬新幣,和母親語音通話的全過程,都是在王隊長的影片監控下進行的。
10月11日,劉傑湊到了9.5萬新幣,加上她原來有的3000新幣,一共是9.8萬新幣。王隊長讓她分多次去銀行取錢,並囑咐她如果銀行櫃員問起來,就說是留學期間的借款,現在要還錢。她第一天分別在新加坡星展銀行的兩家分行取了2萬和4萬,第二天取了剩下的3.8萬,整個過程也是在和王隊長通電話的情況下進行的。
她把錢裝在信封裡,用訂書機釘上了取款憑條,套了一個紅色塑料袋,交給前來取錢的「新加坡專案小組」的男警員。出於對公職人員的尊重,她還對男警員說了一句「辛苦了」。王隊長很快就發來了一張監管憑條,意思是他們那邊收到這筆錢了。
但騙局沒有結束。
接下來一段時間的通話中,王隊長告訴她案件馬上就要釐清了,這讓她充滿了希望。11月3日,王隊長說,她名下的16名受害者中,有一位姓陶的受害者跳樓了,家屬要求取消她的取保候審資格,她需要交第二次擔保金才能繼續取保候審。這次,她以給小孩買保險為由向丈夫要錢,說要一次性繳納6.5萬新幣的保費,但是丈夫覺得風險太大,加上家裡的房子要裝修,資金緊張,她最終沒有要到錢,自己貸款了30萬。
11月18日,一位自稱是「檢察官」的人要求她將這筆錢打到一個國內銀行的私人賬戶。不要寫交易附言。她覺得很不對勁,說擔保金不應該打到對公賬戶嗎?對方解釋,本來是要她本人去監管部門交的,但她在境外,所以錢要打到監管賬戶,說完還略帶生氣地問了一句「是不懂嗎?」
香港大學的羅敏和劉傑一樣,因為擔心被拘留,按照馬警官的建議,走了「取保候審」的流程,但需要有一筆保證金。她以申請學校交換生項目需要資產證明為由,找母親要了部分資金,加上自己賬戶里的錢,她先後四次將60餘萬港幣轉入了對方指定的賬戶。

被忽略的防詐信息
2024年11月底,交了錢的劉傑開始等待案件結尾,但令她意外的是,王隊長在例行通話中向她表達了愛慕之情,說她是他第一個心動的女生。偶爾王隊長沒空,由林警官進行例行通話的時候,他也會旁敲側擊地提王隊長為了辦她的案子多麼用心,每天早上最早來辦公室,然後晚上是最晚走。
12月8日上午,林警官給她發消息說情況緊急,王隊長私底下幫她給了40萬賠償,用自己的職位為她擔保,甚至在跳樓的受害者墓前下跪,今天的會議上直接被監察人員用手銬腳鐐帶走了。
劉傑得知王隊長為她做的事情,哭了,馬上打電話把這些事情告訴媽媽。媽媽在國內的政務軟件上搜索,發現警官、隊長和檢察官的名字,一個都查不到。母親告訴她,如果在取保候審階段,一定會通知家屬。
在媽媽的提醒下,她意識到被騙。她決定12月12日回國報警。在此之前,她還裝作沒發現被騙,和騙子周旋了幾天。回國前一天,她跟騙子說自己家明天要修網絡,要斷網一天。但回到國內後,她發現這些軟件無法使用。再回到新加坡時,騙子的帳號都已經銷號,她還能看到,12月12日當天,王隊長給她發了最後一條消息,說自己從看守所里出來了。
回想被控制的三個月,劉傑覺得很壓抑,她被要求不能喝酒,不能去景點,不能出國,轉賣了周杰倫演唱會的票,還不能讓新加坡的朋友們知道。為了離開那個有監控的房間,她每天會在樓下游泳池邊的躺椅上坐一兩個小時拖延時間,才回到房間里。
香港大學的羅敏也提到,2024年10月25日,她接到了香港官方反詐中心的電話,意識到自己被騙。按照反詐中心的提示,她拉黑了詐騙團夥的所有聯繫方式,保留聊天記錄當作證據,隨後報警。「報案後,我第一反應竟然不是自己損失那麼多錢,而是我終於擺脫了他們的控制,是一種逃出地獄的劫後餘生感」。
其實,羅敏所在的香港大學一直在做防詐宣傳,羅敏被騙期間,也看到班級群裡有人說接到類似電話,但當時她並未在意。香港大學的學生李勝意也曾接到電信詐騙電話,並被對方「控制」了一段時間。李勝意說,九月入學時,他就有注意到學校到處貼有防詐宣傳海報,自己的郵箱也經常收到來自學校投遞的防詐提醒,但「沒有在意」。
根據公開報導,針對香港大學多名學生遭遇詐騙一事,香港西岸警區刑事調查隊正在展開調查。此前香港媒體報導稱,香港警務處與內地相關部門正研究探討更多措施,提高新赴港內地生加強防騙意識,研究方向包括要求他們赴港升學前必須先填寫防騙問卷,方可取得學生簽證;香港城市大學、理工大學、嶺南大學均表示,會加強防騙教育,包括要求學生做防騙問卷及修讀相關課程。
為了少一些和自己一樣被騙的受害者,劉傑將自己的經歷發到了社交網站上。一位溫哥華的受騙者找到她,把她拉進了一個100多人的受害者群,群裡有來自日本、加拿大、美國、新加坡、香港、澳門等地的華人留學生。在這個受害者群裡,她感覺自己還是不幸中的萬幸,群裡有一個受害者,他在美國讀書的時候被騙,犯罪分子讓他幫忙洗錢以「減輕罪名」,他現在還因此面臨官司。
報警後警察告訴劉傑,如果移民局找她有事,也會發郵件而不是打電話。現在她寧願錯過電話也不願意接陌生電話了。劉傑說,在國內還有反詐中心,但是在新加坡就感覺好像身處於一個「公共池」當中,沒有人去幫你過濾這一層信息,所有的來電都得自己去分辨,而且詐騙的概率很高。
此外,她覺得,留學生一個人在外面,身邊沒有了熟悉的「關係網」,很容易成為騙子眼裡「比較好下手」的目標。如今,劉傑的事情雖然在中國和新加坡都成功立案,但目前她的錢仍然沒辦法追回來。
(為保護採訪對象隱私,文中羅敏、劉傑、李勝意為化名)
記者/石愛華 實習記者/黃婷婷 吳凱文 蘇羅渣
來源: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