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考古看中華文明的連續性

王巍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強調，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深刻把握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對於我們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擔負起新時代的文化使命具有重要意義。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民族具有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深厚的家國情懷與深沉的歷史意識，為中華民族打下了維護大一統的人心根基，成為中華民族歷經千難萬險而不斷複興的精神支撐。

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綿延不絕的連續性，是中華文明區別於其他幾大原生文明最突出的特點。縱觀世界幾大原生文明，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以及瑪雅文明、印加文明，雖然都曾盛極一時，在世界文明史中佔據重要地位，為人類文明的發展作出了各自的貢獻，但他們最終都未能擺脫衰落的命運，唯有中華文明延綿不斷、薪火相傳，直至今日。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結果表明，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中華文明是在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環境和人文社會的單元當中獨自發展起來的，經歷了完整的起源、形成、發展的過程，是土生土長、在自身文化傳統基礎上形成的原生文明。中華大地先民從百萬年人類史走進一萬年文化史，中華文明走過了10000年奠基、8000年起源、6000年加速、5000多年進入（文明階段）、4300年中原崛起、4000年王朝建立、3000年王權鞏固、2200多年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歷史進程。

農業的持續發展為中華文明的連續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我國幅員遼闊，氣候環境多樣，為農業的持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系統考察了距今10000年到3500年期間各區域文明起源和形成階段的農業、手工業發展狀況。在距今10000年前，我國北方已經開始栽培粟與黍，長江中下遊地區開始栽培水稻。農業的起源，為各地進入新石器時代的定居奠定了基礎。距今5000年左右，中華先民又從西亞經中亞地區吸收了小麥的栽培技術，引進了黃牛、綿羊，並馴化了野生大豆。至距今4300年左右，在黃河中遊地區形成了粟、黍、稻、麥、豆五穀齊備的多品種種植體系和豬、狗、牛、羊的多種類家畜飼養體系，從而增強了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此後，中原集團把上述有利條件與正確的治水方法相結合，使農業生產得以持續發展，中原集團的力量和影響也由此得以持續增強。

中華文明是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這是中華文明綿延幾千年沒有中斷的重要原因。馬克思主義文明觀認為「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國家的出現是文明產生最根本的標誌，考古發現的都城、宮殿、大墓、禮器與禮製、戰爭和暴力是王權國家產生的重要實證。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通過對黃河上中下遊、長江上中下遊和遼河流域等地區距今5800年至4000年前後的中心性遺址及其所在地區進行考古調查和重點發掘，探索了中華文明起源初期各地區社會如何由簡單聚落髮展為國家形態的過程，對各個區域的文明化進程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揭示了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的階段性特徵。

大約從距今5800年開始，各區域相繼出現了較為明顯的社會分化，標誌著各地區相繼進入文明起源的加速階段。以一座大型聚落為中心、聚集多座普通村落的社會結構，很像先秦文獻記載的五帝時代的「邦國」，茲稱之為古國。從這一時期以後，古國這種社會組織結構，已經是各地比較普遍的存在，史前中國從此進入「天下萬國」的古國時代，一直延續到夏商週三代。

距今5800年左右，在黃河、長江流域許多地方的村落群中出現了中心聚落，如陝西華縣泉護村、安徽含山淩家灘、江蘇張家港東山村、湖南澧縣城頭山等遺址。在河南靈寶鑄鼎原遺址群，發現數個距今5800年到5500年的超大型聚落和一批同一時期中小型聚落。距今5300年前後，河南鄭州地區西岸出現了雙槐樹、青台、汪溝等數個大中型聚落雲集的現象。距今5000年前後，一些地方率正選展出了國家這種政體，步入文明，其典型代表就是分佈在江浙地區的良渚文化。距今4300年至3800年的新石器時代末期，黃河流域諸文化迅速提高了文明化速度，川西成都平原也初現文明曙光，其中，尤以山西襄汾陶寺、陝北神木石峁、延安蘆山峁、四川新津寶墩等幾座規模巨大的古城令人矚目。

距今3800年左右，誕生了以河南偃師二裡頭遺址命名的二裡頭文化。二裡頭文化立足中原、輻射四方，開啟了以中原為主導、整合其他地方文明的政治和歷史進程。中華文明遂進入新的階段——王朝時代，這是中華文明從多元走向一體，從各地獨具特色的區域文明（古國文明）階段進入以中原地區夏、商、周為中心的王國文明階段，中原王朝成為中華文明的核心，成為中華文明總進程的引領者。

中華民族一直以黃帝、炎帝作為人文共祖，自稱「炎黃子孫」。黃帝、炎帝集團主要活動在黃河中遊地區，隨著以中原王朝為主導整合其他地方文明的政治和歷史進程，形成了綿延不絕的尊崇祭拜五帝的深厚文化傳統。不僅作為黃帝、炎帝集團活動主要地區的黃河中遊是如此，在黃河上遊和下遊、長江流域、華南和東北地區，都把黃帝和炎帝視作始祖。在黃河上中下遊、淮河流域、長江中下遊的很多地區，都流傳著黃帝、炎帝、堯、舜在該地區活動的傳說。至於傳說中大禹的活動軌跡，更是西起甘青、東至江浙、南達湘鄂、北抵晉冀，遍及中華大地的廣闊地區，反映出夏王朝對周圍廣大地區的影響。中國古代各王朝都把祭祀五帝作為國家的重大活動，作為族屬和國家認同的基礎，形成了不斷「向內凝聚」的統一性追求，對五帝的尊崇祭拜與中華一統的觀唸成為中華文明連續性的顯著標識。

在中國歷史上，曆朝曆代的占士，都以正統自居，都以統一中國為目標。北京曆代帝王廟就是多元一體的大一統傳統的很好例證。曆代帝王廟始建於明嘉靖年間，供奉著明太祖朱元璋確定的三皇五帝、夏禹、商湯、周武王、漢高祖、漢光武帝、唐太宗、桑治太祖、元世祖16位帝王。到了滿族為主體建立的清王朝，曆代帝王廟幾經擴建，在其中供奉祭祀的帝王增加到188位，其中既有華夏—漢民族的帝王，也包括北方其他民族的帝王，清代占士常去祭祀，乾隆占士就此帝王譜系提出「中華統緒，不絕如線」，這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連綿不斷的很好表述。

縱觀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歷史，雖然發展過程歷經坎坷，古代王朝更迭頻繁，開創各個王朝的民族主體也不盡相同，但是其他民族都被華夏文化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積澱深厚、豐富多彩的思想文化所吸引、所影響，並最終都融入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之中，各民族創造的文化如百川歸海，成為中華文明的組成部分，綿延至今。

從考古實證看中華文明連續性的重要標識

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在早期中華文化圈的形成過程中，黃河中下遊、長江中下遊和遼河流域各具特色的區域文明，如群星璀璨、交映生輝，彼此既相互競爭、又相互借鑒，展現出一幅豐富多彩、此起彼伏、波瀾壯闊的中華文明多元起源的畫卷。各個區域的文明通過彼此的交流，逐漸形成了一些相同的文化基因，綿延至今，成為中華文明連續性的重要標識。

龍的信仰和崇拜綿延不斷。龍是中國史前先民們創造的具有神性的動物，龍在中華文化中是具有標識性的存在，中華民族認為自己是龍的傳人，對龍的信仰和崇拜具有久遠的歷史。在距今8000年前的遼寧阜新查海遺址，發現了用石塊在地面上擺成龍的形狀，長度達10餘米。在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的一座距今6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早期墓葬中，在墓主人屍骨的東西兩側，分別用蚌殼堆塑成龍和虎的形狀，龍在東，虎在西，與戰國到漢代的東青龍、西白虎的四神思想在方位上是一致的，暗示出四神的觀念可能具有久遠的史前淵源。在同為距今5500年到5300年前的遼寧喀左牛河梁紅山文化高等級墓葬和長江下遊安徽含山淩家灘的高等級墓葬中，都出土了體呈C形的玉龍。這兩處墓地同時出土了玉鳥、玉龜、玉人，暗示出當時存在遠距離的交流。距今4300年到4100年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在幾座大墓中各隨葬一件繪有龍紋彩繪大陶盆。在極有可能是夏代後期都城的河南偃師二裡頭遺址，三號宮殿院子內發現了高等級墓葬。其中一座墓中，墓主人軀幹上發現一件長64.5釐米，用2000多片綠鬆石鑲嵌而成的龍形器。這件綠鬆石龍，頭呈方形，身體修長，軀幹裝飾菱形紋飾，這一造型風格被商周所繼承。到了漢代，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思想流行，龍的圖案在瓦當等宮殿建築構件上、在漢代畫像磚和畫像石上常可見到。此後，龍逐漸被當成皇家的象徵，北京城內的九龍壁就是龍被作為皇權象徵的證據。到了近代，龍則成為主管雲雨的神靈。

漢字是中華文明延綿不斷的重要表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的漢文字非常了不起，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離不開漢文字的維繫。」從商代的甲骨文到西周的金文、秦朝的小篆、漢代的隸書，從楷書、草書到行書，漢字一直延綿至今，是中華文明得以傳承發展、連綿不斷的功臣。100多年來，中國考古出土了大量甲骨文、青銅器銘文與簡牘、帛書等，它們與流傳至今的《尚書》、《詩經》、《春秋》等諸多文獻一起，佐證了中華文明連續的歷史。

中華文明的連續性，突出表現在漢字的延續性上。圖為2024年7月1日在河南安陽殷墟博物館新館拍攝的甲骨文骨片。新華社記者趙鵬/攝

「中」的思想影響深遠。執兩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維方法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元素和文化基因，其物化載體可以從國家「擇中建都」、都城之中「擇中立宮」、宮城之中「擇中建殿」上體現出來。距今約5300年的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是一處由三重環壕環繞、面積達100多萬平方米的超大型遺址，內壕以內北半部為高等級建築，這些建築以中軸線為中心，東西並排排列。這種佈局開啟了中國古代都城宮室制度的先聲。在距今約5000年的甘肅南佐遺址的一號大型宮殿基址、距今約4300年的陝西延安蘆山峁遺址的高等級建築群、距今約3700年的河南偃師二裡頭遺址的宮殿基址和河南偃師商代早期都城中，都呈現出中軸線左右對稱的宮殿格局和圍合式的四合院式建築格局。這說明在中華文明的起源時期，人們在中心性遺址的營建上已有考量。到夏商時期，擇中建都、擇中立宮的理念已初見端倪。周王朝建立後，周成王命周公到洛陽「相宅」，設計洛邑的城市佈局規劃，將這一理念發展完善為宮室制度。此後，曆代王朝的都城都承襲了擇中建都、擇中立宮理念的宮室制度，曹魏鄴城和北魏洛陽城、隋大興城、唐長安城、北桑治東京城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將這一理念和制度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到元大都和明清的北京，更是將其發展到了極致。

2024年3月22日，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結果在北京揭曉，河南永城王莊遺址入選。王莊遺址是距今約5000年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大型聚落，遺址發現的環壕遺蹟、高等級墓葬及出土遺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與意義。圖為河南永城王莊遺址出土的玉器。新華社發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活動辦公室供圖

玉文化傳統源遠流長。玉器是實證中華文明形成的核心物質載體。中國人對玉有一種特別的喜愛，並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賦予玉不同的含義。距今9000年到7000年前的東北地區饒河小南山遺址、赤峰興隆窪遺址和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等，都出土了玉玦、玉墜等玉質裝飾品。這一時期，是「以玉為美」的階段。距今5500年左右，隨著各地區手工業技術的進步和社會分化的加劇，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和長江下遊安徽含山淩家灘遺址的權貴階層的墓葬中，都出土了形製十分接近的玉龍、玉鳥、玉龜、玉人等。距今5000年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大墓中，出土了祭神的玉琮、玉璧和軍事權力象徵的玉鉞，說明當時玉器已經具有了通神和祭祀的功能，且被權貴階層所掌控，進入了「以玉為貴、以玉通神」的階段。進入夏王朝之後，一些本來是工具或武器的玉器被作為彰顯尊貴地位和祭神的器具。到了商周時期，進入「以玉為禮」的階段，使用玉器的種類和數量根據等級身份有嚴格的限制和禮儀規範。春秋和戰國時期，玉被作為珍貴的物品，著名的「和氏璧」就是典型例證。進入漢代以後，玉器被賦予祥瑞的意義，在諸侯和王的墓葬中，出現了玉衣、玉璧等具有特殊通神護佑功能的玉器，進入了「以玉為瑞」的階段。魏晉南北朝以後，隨著瓷器和金銀器的流行，玉器又被主要作為裝飾品，回歸了「以玉為美」。直至今日，玉作為裝飾品仍被中國人所喜愛。

此外，在民間流傳的很多習俗也都體現著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如除夕全家團圓吃年夜飯、守歲、放鞭炮等；正月十五鬧花燈、二月二「龍抬頭」、清明節為逝去的親人掃墓、端午節吃粽子和划龍舟、中秋節全家團圓吃月餅賞月、九月九重陽節登高為老人祈福等，都有著久遠的歷史。

正是由於中華文明具有連續性，使中華民族保持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堅持自身的文化傳統，不迷失、不動搖，堅持走自己的道路，沿著自身的歷史軌跡發展，薪火相傳、延綿不斷。

中華文明連續性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深刻闡明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刻論述了中華文明連續性與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辯證關係，強調「連續不是停滯、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創新為支撐的歷史進步過程」，「‘向內凝聚’的統一性追求，是文明連續的前提，也是文明連續的結果」，「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認同和維護，就越會綿延不斷」，「和平、和睦、和諧是中華文明五千多年來一直傳承的理念」。考古研究證明，中華文明之所以具有突出的連續性，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中華文明善於在積極借鑒吸收外來文明先進因素的基礎上不斷創新。中華先民從西亞學來用石範製作簡單的銅製工具和武器的技術後，與此前已經掌握的高溫燒製陶器的技術相結合，在夏代後期，發明了用範鑄法製作青銅容器的技術，經過商代和西周的發展，產生了在世界文明中首屈一指的青銅文明。大約距今3000年前，冶鐵術由中亞地區傳入我國西北地區。西亞和中亞地區的冶鐵術是用塊煉法，這種冶鐵技術傳到中國黃河中遊地區之後，中華先民吸收借鑒了銅器鑄造的方法，發明了範鑄法鑄造鐵器技術，此後又發明了鑄鐵脫碳的技術，生產出硬度和韌性兼備的脫碳鋼。漢代以後，中華先民又先後發明了炒鋼、灌鋼等工藝技術，極大促進了鐵器的普及，為漢代及以後文明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統一性是中華文明得以連綿不斷的重要原因。從距今5000多年前各區域「滿天星鬥」式的文明起源模式到距今4300年左右，中原地區勢力集團持續崛起，影響日益增強。再到夏、商和西周王朝時期逐步完善的禮樂制度、宗法制度等，再加上冶金術等先進的手工業工藝技術，使中原地區處於領先地位，如同恒星吸引著行星，使周圍廣大地區的族群和集團仰慕華夏文化、學習華夏文化，願意加入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之中，產生明顯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從而使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像滾雪球一樣，影響越來越大。這種向內的凝聚力是中華文明保持統一性、統一多民族國家不斷鞏固的重要基因。

包容性使中華文明持續發展壯大。這突出表現在中原地區的勢力集團積極吸納周圍其他區域先進的文明因素，不斷豐富自己。比如，在山西襄汾陶寺遺址中，可以看到黃河下遊、長江中下遊以及黃河上遊地區文化因素的存在。作為二裡頭文化玉禮器的重要器類玉璋，最早出現於海岱地區，後被中原集團所吸收，並賦予祭祀器具的功能，在夏代後期和商代向四周廣泛傳播。三星堆和金沙遺址就出土了很多夏商王朝系統的玉禮器和青銅器。各區域之間的相互交流，使中華文明始終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這也是中華文明長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同時，中華文明還積極吸收外來文明的元素，比如在漢代，通過陸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大量域外文明傳入中國，佛教就是突出代表。唐代國際交流頻繁，唐代樂舞中有天竺樂、高麗樂等，正是由於開放包容，才形成了高度發達、豐富多彩的唐文明。

和平性有利於中華文明的持續發展。中華民族愛好和平，深知只有和平才能讓文明得以不斷延續發展。中華民族具有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以和為貴的理念和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在與各國交往中，中華民族一直主張和平合作、互學互鑒、互利共贏。漢代張騫出使西域，開闢了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架起了東西方和平交流的橋樑。唐桑治元時期，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同步發展。明代著名航海家鄭和七次遠洋航海，播下了和平、合作和友誼的種子，留下千古佳話。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這些開拓事業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為使用的不是戰馬和長矛，而是駝隊和善意；依靠的不是堅船和利炮，而是寶船和友誼。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這充分證明了中華文明具有自我發展、回應挑戰、開創新局的文化主體性與旺盛生命力。新時代新徵程，中國式現代化是中華民族的舊邦新命，立足波瀾壯闊的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面對新時代的文化使命，我們要堅定文化自信、秉持開放包容、堅持守正創新，賡續歷史文脈、譜寫當代華章。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河南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