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敦煌學家項楚逝世 生前堅守「冷門絕學」半個多世紀｜封面頭條

封面新聞記者 張傑

2025年2月4日下午4:57，四川大學對外發佈訃告：著名敦煌學家、文獻學家、語言學家和文學史家，四川大學文科傑出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創所所長項楚先生，因病醫治無效，於2025年2月4日7時30分在成都逝世，享年85歲。

項楚先生去世的消息傳來後，封面新聞記者相繼聯繫到項楚先生生前帶的弟子，以及40年前聽過他講座的後輩學人。通過他們分享各自所接觸、感受到的項楚先生，更生動、直接地瞭解到這位學術大家的治學成就、風格和精神風貌。

項楚先生研究古典文學出身，有著深厚的小學根柢和廣博的古典文獻學養。項楚先生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及召集人。著有《敦煌文學叢考》《王梵誌詩校注》《寒山詩注》《敦煌變文選注》等多部專著，蜚聲海內外學術界。2003年，他主持了《敦煌吐魯番文獻合集》國家重大工程，為敦煌學的深入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文獻資料。他的著作被譯為英、法、日等12種語言，真正實現了「讓敦煌走向世界，讓世界讀懂敦煌」的學術理想。作為將畢生心血傾注於敦煌遺書、俗文學研究的學者，項楚先生用半個多世紀的堅守完成了「冷門絕學」的溫度傳遞，廣為學界稱道。

1976年是項楚先生人生軌跡發生重要轉折的一年。他被借調到《漢語大字典》編寫組工作，任務是從《敦煌變文集》中摘取編寫字典所需要的例句。項楚由此接觸到敦煌學。當時，敦煌文獻大多流散在世界各地，項楚先生雖然身在成都，但無法直接接觸到這些珍貴的原始文獻，他通過縮微膠卷和學界發表的一些論文，開始深入研究敦煌變文。

正是因為參與編纂《漢語大字典》的契機，項楚先生得以接觸到20世紀初在敦煌藏經洞發現的大量唐五代通俗文學作品。他發現，就在唐代偉大作家把詩歌和古文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時，民間也有無數不知名的作者，正在創造著全新的通俗文學樣式，如各種體裁的講唱文學、歌辭、白話詩等。它們所代表的文學新趨勢，最終成為中國文學史後半期的主流。項楚的學術興趣，因而逐漸從六朝唐桑治文學，轉向敦煌俗文學領域。

2023年3月10日，國家「十四五」哲學社會科學重大學術和文化工程《漢語大字典》修訂啟動暨高端學術諮詢會在成都召開。在這個會議上，項楚先生作了發言。他提到，《漢語大字典》對他本人有特殊的意義，「在上個世紀，47年以前，我參加了當時《漢語大字典》的第一次編寫會議，從此與《漢語大字典》結下了緣分。那個時候，我是一名年輕的中學教師，被借調到《漢語大字典》工作。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漢語大字典》為我開啟了一扇通向學術研究的門，從此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從那以後，兜兜轉轉好幾十年，沒想到我又參加了修訂《漢語大字典》的啟動會議。撫今追昔，感慨很多。今天，我已經是白髮蒼蒼的老人，能夠在垂暮之年，再為修訂《漢語大字典》出一份力，這是命運對我的眷顧，是我人生的一大幸事。」

項楚先生畢生潛心科研與教學，培養了大批優秀學術人才，為中國語言文學學科發展和人才培養作出了巨大貢獻。晚年時，他仍堅持為本科生開設《敦煌文學專題》課程，教室里常常出現三代同堂聽課的盛況。

1956年10月出生於浙江義烏，現為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兼任中國文字學會副會長的張湧泉先生，早在1992年考進項楚門下做博士研究生。跟隨項楚研習敦煌語言文學過程中，使張湧泉對敦煌口頭語詞研究的意義及對敦煌文獻校理的價值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2000年，張湧泉申報「敦煌文獻語言大典」編纂項目，獲批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之後20餘年，張湧泉帶領他的學術團隊，最終完成了《敦煌文獻語言大詞典》的編寫任務，並由四川辭書出版社順利出版。2023年6月15日下午，這部550萬字的《敦煌文獻語言大詞典》在第29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正選亮相。《敦煌文獻語言大詞典》規模之大，前所未有。該字典能很好解決讀者閱讀敦煌、吐魯番文獻特殊詞語理解方面和疑難俗字、通假字辨認方面的障礙，並為漢語史、近代漢字的研究提供全面豐富的敦煌、吐魯番文獻方面的資料，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文化傳承價值，被學界稱為敦煌學研究的「又一座里程碑」。封面新聞記者當時在現場見證到這一重要典籍的正選，並專訪到《敦煌文獻語言大詞典》主編張湧泉教授。

2025年2月4日下午，封面新聞記者再次聯繫到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張湧泉。張湧泉教授是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主要從事敦煌文獻整理、近代漢語、寫本文獻學研究。代表作有《敦煌變文校注》《敦煌俗字研究》《漢語俗字叢考》《敦煌經部文獻合集》《漢語俗字研究》《敦煌寫本文獻學》等，在國內享有盛譽。談到恩師，張湧泉教授說：「項老師治學嚴謹，學風樸實，對古代文獻的詮釋，強調無征不信，實事求是，不為空疏皮傅之說。他的論著，為我們樹立了榜樣，是我們取之不盡的財富。」

在川大求學的日子，是張湧泉教授一段難忘的時光。「成都的天似乎總是陰沉沉的，但在川大，我感受到的到處都是燦爛的陽光。」正是沐浴在這份燦爛陽光中，張湧泉的人生在進入川大後翻開了嶄新的一頁。在兩年半的時間里，他相繼完成了兩部著作，兩篇學術論文也獲得了中國社科院青年語言學家獎二等獎。博士論文後來更評獲教育部一等獎、胡繩青年學術獎第一個語言學獎。再之後，他又兩次獲評中國社科院青年語言學家獎一等獎、中國優秀博士後、國家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等榮譽。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中文系教授、中國古代文學博士生導師、中國蘇軾學會會長周裕鍇，自1994年春季考到項楚門下，直到1997年7月獲得博士學位，在項楚教授的指導下學習了3年多時間。

2025年2月4日下午，封面新聞記者採訪到正在恩師家中祭奠的周裕鍇教授。他透露，自己最近一次跟老師長聊是在2023年夏天，在老師家裡待了半天，「當時我覺得他身體還可以，我們還一起散步。據我所知，這幾年他冬天都要到海南去，但今年冬天身體就比較差了，就沒去海南。」

周裕鍇教授向記者回憶、描述了當年在項教授博士門下讀書的詳細情形，「那個時候，我所在的那個年級就我一個人。在我下面有一個年級，上面有一個年級，我們幾個同門同學就一起在項老師家裡上課。項老師和藹可親，在項老師家的餐桌上，項老師帶我們讀《寒山詩注》，相當於一個小型的讀書會。當我們讀到不懂的地方，或者是不知道出處的地方，項老師就輕輕地點撥一下。在向老師的指導下，我們才發現，寒山的詩並不是口水話、白話，其中包含了很多深刻的文化內涵。比如說寒山，會用《戰國策》或者其他一些古書裡面的典故。可以說，項老師為我打開了一扇窗口。以前我讀書比較淺，跟著項老師讀書以後，才意識到研讀需要如此認真、有很多值得探討的地方。」

項楚先生在敦煌學領域內的學術造詣和貢獻之大，為學界公認並稱道。周裕鍇教授坦言，自己作為項老師的學生，雖然也跟老師學過一些敦煌學方面的內容，甚至寫過這方面的論文，但自己後來的治學重點並不在敦煌學領域，「不過，項老師在敦煌學領域研究時所展現出的治學精神和詞語考證的方法，給我的學術研究帶來很大的幫助，對我的治學影響很大。比如說，2021年夏，我出了一套10冊共250萬字《石門文字禪校注》。在做這個工作的過程當中，我所使用的很多方法就是受到項老師的影響。其中對我幫助、影響最大的就是‘理校法’。這是一種校勘的方法。項老師研究的敦煌文獻，是一種抄本。我研究的石門文字禪雖然是刻本，但實際上它的性質是抄本轉化為刻本。因為裡面有很多抄本的痕跡，所以錯字非常多。於是我就用項老師當年教我們的‘理校法’，考證出裡面很多錯字。老師的學術成就之卓著，是我根本就趕不上的，但項老師的學術精神和治學方法，至少在文獻學、語言學方面，可以說是讓我受益匪淺。」

項楚先生國學根柢深厚，精於校勘考據，風格獨具，特色鮮明。他既具有宏大的學術視野和深邃的學術洞察力，又注重細節的研究和實證的考據，將語言、文獻、文學、宗教等多方面的知識融為一體，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治學範式。這種打通了學科界限的融會貫通能力，在當下學科分工越來越細，學科壁壘較為突出的當下，較為罕見。

談到先生治學何以能達到如此境界，周裕鍇教授對封面新聞記者說，「我個人覺得，原因主要有兩個。首先是先生天賦很高，第二就是他淡泊名利。比如說，當年他從中學調到川大，參與《漢語大字典》的編撰。當時分給他一些很難的文獻材料。先生就去耐性坐冷後備，因此接觸到敦煌文獻。他下了很大的功夫，做了很多開拓性的工作。」

周裕鍇教授還提到，「先生生活中比較沉默寡言，講課思路非常清楚，沒有廢話。他講的課，你直接給他錄音下來打印出來，就能成為一篇好的文章。其實，這是很少有人做到的境界。我覺得先生能做到這些，首先當然也是跟天分高有關，另外就是他對自己的研究領域非常熟悉。」

對於大眾來說，文獻學冷僻枯燥。但項楚先生在這個領域默默耕耘幾十年，有何秘訣？周裕鍇教授說，「我覺得沒有什麼特別的秘訣。有的人喜歡熱鬧，熱衷擁有大眾的粉絲。但項老師肯定不是這樣的人。他研究的學問屬於頂尖的、高深一點的學問。曲高和寡的道理大家都知道。就我個人觀察和體會，其實像項老師這樣研究學問真正深入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他肯定不會覺得枯燥，反而會樂在其中。其實在一個比較困難的領域，解決一個問題，這種成就感或者獲得感，肯定是超過短時間內世俗意義上的千萬點讚。」在這次採訪的最後，周裕鍇再次向封面新聞記者強調，項楚先生最讓他感佩的，除了學術研究領域的成就之外，「就是先生淡泊名利，坐冷後備那種耐性，以及做學問做出趣味的精神。如果一個人做學問只是為了一份工作，為了生活生存，其實做起來是很苦的。但如果你把學問當成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就不會覺得它有什麼枯燥。」

西南交通大學特聘教授、巴蜀方言與文獻研究中心主任汪啟明，是《漢語大字典》常務副主編、著名語言學家趙振鐸的大弟子，與項楚先生也頗有淵源。「我第一次見到項先生是聽他給我們開一場講座，當時我在四川教育學院讀本科，那已經是40年前的事了。」汪啟明教授向封面新聞記者回憶道。

在汪啟明教授的接觸感受中，項楚先生是一位謙謙君子。「有一次，我請他到我們學校來講學。我說到他是‘大師’。他說，不要用‘大師’這個詞，現在‘大師’滿天飛，這個詞幾乎帶著諷刺意味了。」

汪啟明教授感慨地說，項先生學問做得非常好，「治學宏通，在多個領域內都造詣很高。尤其是在敦煌學方面的成就，用‘蜚聲海內外’這個詞形容，是毫不誇張的。曾經有個說法是‘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外國’。項先生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這種說法。而且，項先生不光自己治學成就高，在培養人才方面也是碩果纍纍。項先生過70歲生日的時候，大家在金河賓館聚。我當時也去了。看到他培養的學生真多，不少還在學術上取得很高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