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監會首任主席「劉頭兒」走了

來源：中國新聞週刊

既要跑得快，又不能脫離馬群」

2025年3月14日，中國證監會首任主席劉鴻儒逝世，享年94歲。

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長、劉鴻儒的學生和老部下聶慶平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劉鴻儒是一位勇立潮頭、敢於擔當的改革者和經濟理論家。他在中國金融體制方面參與了兩大涉及宏觀格局的改革，一是參與主導了中央銀行體制建立，二是參與主導國內資本市場的建立。

聶慶平對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陳慕華的一句話印像極為深刻。陳慕華說，改革就像草原上的群馬，資本市場改革是頭馬，既要跑得快，又不能脫離馬群。聶慶平認為，這句話可以形象地說明當年劉鴻儒在推動改革中所處的位置和麵臨的協調難度。

中國證監會原副主席、在劉鴻儒任內擔任首席律師的高西慶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中國證券業發展到今天，這條路是按國際規則走出來的，而劉鴻儒作為拓荒者之一，既熟悉國內體制，又有國際化視野，認定中國資本市場要走與國際接軌之路，這使得他既開放，又在不得不為之時深諳妥協的藝術。如果沒有劉鴻儒的內外平衡，當時很多事是不容易做起來的。

主持央行改革

劉鴻儒1959年從蘇聯獲得副博士學位畢業回國，分配到中國人民銀行。作為國內最早接觸現代貨幣銀行學的一批留學生，他成為黨內「少有的金融專家」，改革開放後受到重用。

1980年8月，正在哈爾濱出差的中國農業銀行副行長劉鴻儒接到通知，被破格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分管金融體制改革工作。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相繼分設獨立，銀行間競爭局面逐步形成。而人民銀行還承擔著城市工商信貸業務，無法以超脫地位執行中央銀行職能，有人說人民銀行是「既當球證員，又當運動員」。

劉鴻儒回憶，當時銀行各有各的盤算。人民銀行認為自己既沒人事權，又沒有有效經濟槓桿，管理權限很難落到實處；專業銀行則都認為自己是國家銀行，同人民銀行是平起平坐的關係。

1982年，國務院指示人民銀行成立「銀行機構改革小組」，人民銀行行長呂培儉擔任組長，劉鴻儒任副組長，負責具體工作。

劉鴻儒組織團隊到西方發達國家考察，又經過一系列調研，之後向總行領導和國務院彙報：建立中央銀行制度是金融改革的大勢所趨。

改革小組多次召集各專業銀行開會，但分歧很大。1983年6月，國務院領導找劉鴻儒談話，提出考慮把人民銀行變成工商銀行，再另外成立一個中央銀行，搞得小一點，靈活一點。劉鴻儒覺得，這有點像國務院財貿辦公室一樣的「金融辦」。 

劉鴻儒回到總行討論，大家認為還是應由人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另設工商銀行為好。一是因為人民銀行負責人民幣發行工作多年，改名後再改印票子比較困難；二是人民銀行幾十年來是唯一的國家銀行，突然變成專業銀行不容易被群眾理解和接受。最後，國務院領導接受了這個意見。

討論中央銀行與專業銀行的關係時，幾家專業銀行都表示不願受中央銀行領導，希望國務院成立金融委員會來統一領導。人民銀行則堅持，專業銀行作為金融企業，應由中央銀行領導，中央銀行的領導是實體的，不能是虛的，也不能搞成「協商會議」。國務院最後明確，由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同時將商業銀行職能剝離出來，成立中國工商銀行。中國人民銀行與專業銀行在行政上不隸屬，但在業務上是領導與被領導關係。

1983年9月17日，國務院下發文件，中央銀行制度正式建立。

劉鴻儒後來說，1983年確立中央銀行制度是革命性突破，在此基礎上，整體金融改革才有條件逐步推開。

為資本市場闖出一條路

1986年，丹恩小平會見紐約證券交易所董事長約翰·凡爾霖時說：「你們美國有個紐約股票交易所，我們中國也可以試試。」 從那時起，國內開始醞釀籌建證券交易所。

1988年8月，聶慶平和幾位同學研究生畢業，被分配至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金融管理司。那時股份製和股票市場試點已處在起步階段，主要在上海和深圳進行。劉鴻儒給他們下達了一個任務：研究如何構建中國證券交易市場體系。

金融管理司成立了股票小組，最初的四位成員中，有三位是「五道口」85級學生，聶慶平便是其一。劉鴻儒在推進銀行體制改革時遇到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人才短缺，為此於1981年在北京海澱區的五道口籌建了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俗稱「五道口學院」。

1988年夏，人民銀行召集了後來所稱的「萬壽賓館會議」，會上提出了建立北京證券交易所的建議。劉鴻儒表示，這個問題太大，不管是他還是人民銀行都做不了主，要起草文件上報中央決定。那時，王波明是紐約證券交易所交易員，高西慶是美國華爾街執業律師，都剛回國，參與起草了這份後被稱為中國證券市場「白皮書」的《中國證券市場創辦與管理的設想》。中央領導聽取彙報後表態，「要緊鑼密鼓地搞」。

劉鴻儒時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兼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直接領導這項工作。他指示，籌備證交所之事不要太張揚，要低調，最好以一個研究型機構的名義來推動。因此，籌備機構最後起名為「北京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聯合辦公室」，這就是人們後來熟知的「聯辦」。

高西慶說，那時一些人懷疑搞資本市場就是搞資本主義，劉鴻儒花了大量精力用深入淺出的方式去盡力說服，起了關鍵的作用。

1990年起，劉鴻儒專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分管金融體制改革。他認為，金融體制改革的很多方面都已破題，唯獨資本市場尚未闖出一條路來，決心要為此全力以赴。但不久後，他就面對了一場股票市場的存廢考驗。

1990年，深圳發生股市狂潮，5只股票價格比發行價暴漲，場外交易、黑市交易氾濫。劉鴻儒率隊三赴深圳調查。

這場風波之後，深圳股市幾乎陷入停頓。這年10月，深圳主管副市長張鴻義一行抵京向人行總行和國家體改委彙報，心情苦悶地來到劉鴻儒家裡。從特區初創起，劉鴻儒就是國務院特區工作組成員，深圳上上下下對他都很熟悉，也願意和他說心裡話。

劉鴻儒談起，他1955年被選派至蘇聯莫斯科大學財政學院研究生班留學時，學習的功課之所以叫「政治經濟學」，是因為社會主義國家一直把政治放在首位。深圳股市風波的壓力很大，要從注重社會穩定的政治角度來考慮問題，但也不要因此迴避改革。

劉鴻儒自己也在尋找轉機。很快，他利用與中央領導同乘專機的機會做了彙報。他說，雖然搞股票有很大風險，但應當相信，我們有能力探索出一條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資本市場的道路。

這年12月，深圳證券交易所開業試運營，上海證券交易所獲批成立。

股票市場生存了下來，但對其性質的爭論依然激烈。劉鴻儒率調查組在深圳和上海調查後，向中央建議，國有企業轉製為股份公司時，公有股所佔比例最低不得少於51%，具體比例由審批機構確定。

日後備受爭議的股權分置問題就此產生，被認為很大程度降低了中國股票市場的效率。劉鴻儒後來直言，這在當年是無奈之舉，如果不設立這樣的規定，股票市場很難生存和發展起來。

「新派」證監會

滬深兩個證券交易所雖然成立了，但問題重重。國務院指示體改委，對兩個交易所的未來發展提出思路。

時任國家體改委宏觀經濟體制改革司幹部黃運成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劉鴻儒組建了兩個考察組，分別去東南亞和歐洲考察。東南亞組由劉鴻儒帶隊，樓繼偉、黃運成、賀恩全、關敬如等人參加。劉鴻儒在總結會上提出，中國要建立「集中統一、分級監管」的框架，既要防範風險，又要賦予市場活力。

黃運成等據此起草了報告，建議國務院成立兩個機構：一是國務院證券委員會，由國務院16個部委參加，主要對證券市場的重大問題進行決策；二是中國證監會，主要負責執行，監督證券市場的日常運行。為使監管能靈活有效地按市場化原則進行，證監會應為事業單位性質。這樣設立起來各方阻力也會小一些，監管工作人員的收入也可以高一些，高薪養廉。

報告呈報上去不久，深圳就發生了百萬股民搶購的「8·10事件」，震驚全國。中央決定，加快對證券市場實行統一監管。10月12日，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受同時成立的國務院證券委員會領導，朱鎔基任證券委主任，劉鴻儒任證監會主席。

朱鎔基找劉鴻儒談了幾次話。劉鴻儒說，這個職位就是坐在火山口上，根本幹不長。朱鎔基說：「責任不要你承擔，我來承擔。」劉鴻儒說，當然應該自己來承擔。他就這樣接下了這個擔子。

在第一次證監會職工大會上，劉鴻儒講話說，證監會的工作是最敏感的工作，大家都要做好思想準備：「股票價格猛漲，上面會有意見，擔心出事；股票價格猛跌，下面會有意見，老百姓不幹；不漲不跌，所有人都會有意見，因為你搞的就不是市場了。」他又說：「我們第一屆的任務就是開荒、修路、鋪軌道⋯⋯挨罵是肯定的，但給後來人開出一條好路來，也是我們的幸福，這是值得的。」

證監會只有主席劉鴻儒、副主席傅豐祥兩位領導。第一批工作人員30餘人，主要由人民銀行、體改委和「聯辦」的年輕骨幹組成，其中不少人畢業於「五道口學院」。聶慶平所在的人民銀行「股票小組」直接轉入證監會。

劉鴻儒還引進了很多海歸。他請高西慶擔任首席律師兼發行部主任，又連續發電報催在美國全美證券商協會學習的汪建熙回國擔任首席會計師。他們的待遇參照證監會副主席，可列席主席辦公會。

1992年10月，劉鴻儒邀請回國講學的法國儲蓄信託銀行從事股票投資的林義相加入證監會，做市場監控。劉鴻儒在與香港及海外同行交流時發現，這是中國證監會還欠缺的部分。

林義相向《中國新聞週刊》回憶，自己沒有市場監管專業背景，劉鴻儒為此致信法國儲蓄信託銀行行長，請其為林義相在法國提供實習機會。林義相用法語起草了信件，完全不懂法語的劉鴻儒沒有請人翻譯核實，就立刻簽了字。林義相說，正是這個高度信任的舉動讓他真正下了放棄法國高薪回到國內的決心。

28歲的林義相成為證監會高級專家，後正式入職證監會，擔任研究信息部副主任。他設計並牽頭建設了證監會第一版證券交易監控系統，這是證監會稽查總隊的前身。

證監會的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面對工作討論中本土派和海歸派的碰撞，劉鴻儒總在其中盡力調解平衡。

當時坊間看來，證監會是典型的「新派」機構，人員年輕，多為高知，天然親近市場。劉鴻儒要求，證監會是監管部門，也是服務部門，著裝要得體，不能把證監會辦成門難進、事難辦的衙門。

劉鴻儒要求嚴格審核上市公司資格。有地方政府來推薦上市，讓他「高抬貴手」，他會說：「我很願意讓你們上，但麻煩的是發行部主任高西慶是美國回來的首席律師，很不好搞。」轉過背來，他對高西慶說：「我很感謝你，替我擋了很多雷。」

1991年，香港向中央提出H股試點，建議內地企業到香港上市。國務院派劉鴻儒牽頭成立工作小組，與香港方面談判，聶慶平是小組秘書，談判曆時11個月。

聶慶平回憶，當時最難啃的就是國有企業的財會制度問題。劉鴻儒提出，只在試點範圍實行財會制度的特別規定。這個過程中，他克服各方面阻力，上至部長下至司局長、處長，他都要在其中反復溝通，癥結才得以解決。1993年7月15日，青島啤酒作為首家國企在香港上市。

劉鴻儒認為，「三分業務、七分政治」，股市的很多問題，其實質都是如何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他堅持股票交易要尊重市場規律，不應人為干預，但同時也考慮到，任何政治風險都可能將處於試點階段的中國股市推向生死邊緣。

1994年夏，上海股市從1400多點跌到360多點，社會反應強烈，地方打報告請求中央採取措施救市。朱鎔基將報告轉給證監會，證監會加班加點研究對策。

林義相記得，那時證監會上下都很著急。劉鴻儒在幾次辦公會上一直說是股市缺資金，都被幾個海歸主任、副主任頂回去了，說缺的是信心不是資金，但他們也拿不出具體辦法。最後劉鴻儒拍了桌子：「我說缺資金就缺資金！」

證監會提出了三大救市政策：暫停新股發行、融資、設立基金。國務院批複了這一措施。對社會公佈後，股市大漲。但這場強力刺激的效果並沒有持續多久。

高西慶本來並不讚同這次救市，但後來他理解了劉鴻儒的壓力和無奈。林義相覺得，雖然這三大救市政策並沒有完全落到實處，但為走出熊市提供了抓手。

1995年，期貨市場風險事件頻發，尤其是2月發生了「327國債期貨事件」。當時在證監會政策研究室工作的黃運成說，那時不少人主張關閉期貨市場，但劉鴻儒則主張，期貨是風險管理工具，關鍵在於規範，而不是關閉禁止。

最終，國務院在5月17日叫停了國債期貨試點。但沒有明確時間，這也為後來的國債期貨重啟留下了伏筆。

就在這期間，4月，劉鴻儒卸任證監會主席。

「劉頭兒」

在劉鴻儒心裡，他的榜樣是國家統計局原局長、原國家計委副主任薛暮橋。薛暮橋也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重要創始人，既長期躋身於經濟決策層，在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體制改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也是一位著名經濟學家。

林義相認為，劉鴻儒也同樣是一位專家型領導，一直以來，改革推進到哪裡，他的研究就深入到哪裡。

離休後，劉鴻儒被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複旦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等多所高校聘為兼職教授，受邀在香港高校講學，在「五道口」的講座講到了80歲。

他常說：「改革就是摸著石頭過河。容易的先改，條件具備的先改，認識到位的先改，不得不改的先改。」他一直在關注國企改革、金融監管等議題，關注互聯網金融、上市公司治理、科技創業板制度等熱點。直到90歲，他還在撰文呼籲，完善獨立董事制度，加強投資者保護。

回顧一生所經歷的金融改革歷程，劉鴻儒的一個遺憾是，中小企業、微小企業融資難問題還沒有解決好。

2009年冬，500多位「五道口」校友相聚在一起，為劉鴻儒過80歲生日。劉鴻儒向學生們贈送了他的新著《突破》和《變革》。他說，他一生做了兩件事，一是參與主持和執行了中國金融體制改革，二是培養了一批金融人才。

經濟學家厲以寧在談到劉鴻儒時曾說：「最幸福的經濟學家是能影響政府決策的經濟學家，劉老師就是這樣的幸福者，不僅他影響了政府決策，他的學生也在持續影響著政府決策。」

2024年10月，曾任深圳銀監局局長的於學軍為回顧深圳金融改革史，約劉鴻儒通了一次電話。電話裡，已近94歲的劉鴻儒聲音洪亮，思維清晰，笑聲爽朗。

於學軍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深圳金融業的發展，尤其是在特區建立之初，劉鴻儒起的作用是很突出的。

劉鴻儒是典型的東北人性格，明快風趣。私下裡，大家都管他叫「劉頭兒」，提起他時說得最多的詞就是「老頭兒瀟灑」。

「劉頭兒」走得也很瀟灑。他的遺囑是，生前不做無效治療，死後不舉行告別儀式，遺體火化後不取骨灰，回歸大自然。

（本文參考了丹恩加榮、張豔花著《中國金融體制改革探路人——劉鴻儒》）

發於2025.4.14總第1183期《中國新聞週刊》雜誌

雜誌標題：破局者劉鴻儒

記者：桑治春丹（songchundan@chinanew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