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口呼吸春天》:勞動者的詩與歌,及其壓抑與創造性

《大口呼吸春天:皮村文學小組詩集》,作者:陳年喜 範雨素李若等,版本: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4月
這本詩集《大口呼吸春天》是繼《勞動者的星辰》之後皮村文學小組的第二部作品集,收入了十五位勞動者近一百五十首詩歌作品。詩集的名字來自李文麗的《我多想》,「我多想/走出戶外/去大口呼吸春天的氣息/那暖暖的風/帶著花草的清香」。「呼吸」是一個具體的身體動作,春天是「呼吸」的對象,也代表著希望。
皮村文學小組成立於2014年9月21日,是文化誌願者與喜歡文學的新工人共同創造的文學交流空間,已經堅持了十年之久,湧現出一大批基層作家。這本詩集的作者有的在皮村待過一段時間,有的已經離開,還有一些是文學小組每年舉辦的「勞動者文學杯」的詩歌類獲獎者。他們都是從事不同行業的普通勞動者,如陳年喜是爆破工、範雨素是家政工、徐良園是泥瓦匠、繩子是酒廠工人、郭福來是布展工人、朱自生是機械工人、小海是流水線工人等。這些「會寫詩的工人」在繁重的勞作之餘創作,成為物質勞動和文學寫作的雙重生產者。這些作品具有濃鬱的勞動生產和個體生命的烙印,語言簡潔有力,充滿想像力,可謂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樂府」。我與詩集中的大部分作者熟悉,想結合具體作品談一下對新工人詩歌的理解。
「機械的隱形人」
新工人指的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走進城市從事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勞動者,他們是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主力軍,也是城市建設、城市服務的勞動力,還包括近年來出現的外賣、出租等平台經濟的新就業群體。生產能否成為文藝表現的對象不是自然而然的,對於大部分以文化市場為訴求的文藝作品來說,生產空間、勞動過程長期被排斥在都市、社會、家庭、個體場景之外。新工人詩歌最重要的特色是把生產、勞動、創造作為書寫對象,讓隱匿的勞動過程變得可見、可感,因為日複一日的勞動和工作是他們最直接的生命體驗,這體現在身體感知、心靈反映以及以生產為視角理解日常生活。
小海從2003年十幾歲起就到深圳打工,到過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的十多個城市,幹過電子廠裝配工、油漆工、縫紉工、裁剪工、電話推銷員、房產業務員、飯店服務員、工地小工等各種職業。2012年冬天,在蘇州高教區大學城一個流動書攤,他買到一本海子詩集,小海的筆名就來自海子。2014年小海在常熟羽絨服廠寫下第一首詩歌《母親》,陸續在工廠創作了千餘首作品。2016年小海來北京打工,加入了皮村文學小組,創作了詩歌集《工廠的嚎叫》和非虛構作品集《溫榆河上的西西弗斯》。小海的工廠詩歌寫下了對工業勞動的反思,《在深圳》中「我日夜坐在這裏/用電烙鐵將所有的/青春 理想 孤獨 憧憬與迷茫/統統都凝固在一個個叫電阻的點上」。在國企酒廠工作二十多年的繩子在《機油味的藍蜻蜓》中描述了工人如何穿行於蒸餾塔和發酵罐之間操控機械設備,像藍蜻蜓一樣輕盈,「藍蜻蜓 它的身體里有一隻/小小的加速器/在空氣中藍蜻蜓不能選擇滑行/藍蜻蜓在加速在攀升/藍蜻蜓是一道鞭影/藍蜻蜓是一道虛擬的閃電」,工業勞動要求準確、流程化,藍蜻蜓如同工人手中的風箏,不斷攀升,又劃出一道閃電。
勞動是人作為主體使用生產工具對生產材料進行加工、鍛造的過程,動作以及表示動作的動詞成為新工人詩歌中重要的修辭術。動詞是一種施動力和作用力,也是人付諸行動和實踐的表現。打工的「打」就是經常出現的動詞,打工既是一種動作化的行為,也是一種名詞化的職業。在小海的《打螺絲的女工》中,「打」這一動詞成為工業勞動的核心。第一段是「白天打/夜晚打/上班打/加班也打/一天要打兩萬顆螺絲才能完成生產任務」,這種「打」螺絲的女工與其說是施動者,不如說是被控制的人。緊接著第二段是「工廠遙控著主管/主管嗬斥著員工/工人緊握著電批/電批擠壓著螺絲/螺絲衝擊著螺紋/螺紋彎曲旋轉著鑽入螺孔/如同鑽入一些人無底洞般的花花腸子」,一系列動詞構成了工業流水線的鏈條,最終導致打螺絲的女工被淹沒。動詞如同身體的關節,讓女工從施動者轉為被動的承受者,再轉為被機械淹沒的「隱形人」。
與「機械的隱形人」相似的修辭是勞動者在工業流水線上變成一具被掏空的、去身體化的、空蕩蕩的「軀殼」。在深圳打工的李明亮在《軀殼》中寫道,「他多想奮力跑上去/一把從衣繩上/摘下自己」,身體變成了懸掛在晾衣竿上的衣服,「看著一套連體的衣服掛著晾曬/我就感覺,是一個人吊在那裡/只是魂暫時抽離了」。王誌剛則把這種軀殼化的身體描述為「一所空房子」,「舊下來的身體,像一所空房子/癡呆地空著,空洞地空著」(《舊下來的身體像一所空房子》)。繩子也寫過《勞動是身體里最黑的部分》,「把燈光調暗勞動是身體里最黑的部分/繁密的管道液體循環往複/白天或黑夜那麼多人在裡面出沒」。不過,相比工作時的動詞,休息時的動作也能帶來愉悅。李文麗在北京從事家政服務,白天意味著從早忙到晚、馬不停蹄地勞作,夜晚才是真正屬於她自己的靜謐田園。她在《夜晚真是太好了》中寫「於是我愛上了夜晚/只有在黑夜裡/我才是真實的自己」,在躺下的時間里,「卸下一天的負累/洗去身上的疲憊/躺在床上/整個世界屬於我/聽聽音樂 看看書/很快就進入了夢鄉/夜晚真是太好了」,「卸下」「洗」「躺」「聽」「看」「進入」等動詞連續出現,彷彿對白天勞動場景的「複原」,不同的是夜晚的動詞能帶來精神生活的愉悅和歡暢。

《勞動者的星辰》,作者:範雨素 郭福來 李若 等,版本: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年8月
「長出了水稻和炊煙」
如果說這些在流水線上壓抑的、異化的工業勞動是新工人詩歌中經常浮現的主題,那麼在這本詩集中還能看到另外一種勞動和生產的體驗,這就是生產帶來的創造性和成就感。生產某個產品、製作某樣東西是一種從無到有的創造,是一種艱難又有價值的「孕育」,充滿了興奮和欣喜。如小海的《中國製造》寫道,「我們製造了收音機 汽車 電腦顯示屏 蘋果7/我們製造了NIKE Puma 英格蘭運動服 Adidas/我們焊機板 插電阻 打螺絲 安裝馬達保護器/我們做袖口 裝拉鏈 上領子 把羽絨服裡外都對齊」,這種「我們」對商品的製造正是「勞動創造世界」的寫照。勞動者的創造性體現為三個面向,一是如植物、農作物的生長,是一種生命的孕育;二是主體生產了客體,客體也製造了主體,這是一種互為主體的生成;三是詩歌創作、文學寫作等文化生產。
首先,從工業製造、工業勞動延伸到對生產、生長的獨特理解,「生」是生成、創作、孕育,「產」是產品、作品、產物,生產就變成了一種生命與人生的「孕育」。範雨素的《樹下的娃娃》寫的是家政媽媽與留守兒童的故事,「城里的媽媽/抱著誰家的娃娃/村里的娃娃/在樹下想著媽媽/風兒輕輕吹 花兒靜靜地開/村里的娃娃 在樹下等著媽媽」,留守兒童沒有媽媽,樹像媽媽一樣陪伴娃娃長大。另一首《他是丁平平》寫的就是皮村的留守兒童,「他從小到大/孤零零地長大」。北漂劉玲娥的《離故鄉》把一次次背井離鄉描寫為艱難的分娩,「走了,走了/故鄉是一腔子宮,一次次別離/都是陣痛的分娩」。在《秋日的一個下午》中,她把媽媽挖土豆、莊稼地孕育土豆以及「我」與「媽媽」的關係也變成一種生產,「媽媽把最後一顆土豆挖了出來/她用了整整一個下午……我依著她疲憊的身體坐下來/像成堆土豆中的一顆重新結回那一根藤蔓上」,這是一種積極的、有想像力的生產。李明亮的《二姐》則把農業勞動變成一種美的、創造性的生產,「當你們都在說著荷花/我想起了我的二姐/那年,她把一塊稻田變成了荷塘」。這些農業作物、田園風光成為與城市、工廠相對立的美好空間,如在深圳打工的程鵬在《葡萄園》中把葡萄園作為一種自由的綠色通道,「陽光下的葡萄園飄蕩著/高速公路一陣陣向著我不安的腳步/流浪而過,微風吹拂我的/面龐,我的葡萄園,綠色像通道一樣/來到南方,讓我像自由一樣生長」。
李明亮的《自製綠豆芽的過程》、小海的《花生家族命運史》用一種個體化的農業勞動來比擬工廠中對商品的生產和製造,前者是「它們在黑暗中/萌芽,抽出自己的身體/生脆的腰肢修長而圓潤」,後者是「可我不知道怎麼描述自己的命運/如同無法準確描述一顆花生/打工許多年後彷彿才明白/自己就如同一顆顛沛流離的花生/被浸泡 被油炸/或和一幫叫毛豆的兄弟一起被煮/抑或被他們加工成產品/鎖進塑料袋里」。這裏寫的是綠豆芽、花生的故事,也是勞動者自己的命運,生產是一種稚嫩的成長,也是被鍛造的過程。李明亮的《折斷骨頭的人》寫了一位從腳手架摔下來的工友摔斷了一根腿骨,最後一段是「你慢慢地睡著了/在夢裡/你看見,低矮的故園/正壓在一根挺直的斷骨上/夾板和繃帶,正在脫落/它們分別長出了水稻和炊煙」,夢裡的故鄉是一個恢復生機的、有「水稻」和「炊煙」的生長之地,農作物的自然生長是對工業勞動的想像性「治癒」。
其次,這種對於生產的書寫還發生了顛倒,勞動者從生產者變成了被生產對象,「我」也變成了一種商品,這種主客關係的逆轉體現在「我」變成了他者。小海的《中國製造》中有一句「我們和機器做朋友與產品談戀愛」,作為生產工具的機器和生產的「產品」都是工人們擬人化的朋友和戀人。「我們」與「產品」的主客關係被書寫為一種倒置關係,「我們」製造「產品」,「產品」也製造了「我們」,「流水線不但製造了產品/也製造了我們一成不變的青年生活」。泥瓦匠徐良園用戲謔的筆調寫了去寺廟不是「求神拜佛」,而是討要工錢。他在修路時誤傷了「蚯蚓兄弟」,晚上「我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夢見自己/變成了一條瘦長的蚯蚓/你變成了/一個高大健壯的農夫//你舉著鋤頭/把我一劈兩半/我沒有躲閃」。主客倒置形成了一種以客為主、主客互為主體的同命相連之感。打工多年後返回家鄉的李若則把桃子、雞、牙齒、微波爐、按摩器、收音機、樹樁、白菜等植物、動物、家用電器變成擬人化的對象,讓這些他者與人產生情感波折和共情。
再者,詩歌等文學寫作活動也是這些勞動者創作的「產品」。郭福來是河北吳橋縣人,在北京從事布展工作,他把從事詩歌創作比喻為種莊稼,「曾經/我的詩篇寫在莊稼地/一行行莊稼是我/錯落有致的詩句/我輕輕地撫摸/一棵棵莊稼/像是在緩緩地整理/我詩歌的思緒/小鳥盤桓/我的修辭落下又升起/陽光普照/形容詞澎湃著洶湧的綠/微風拂來/我的莊稼地溢滿/動詞的漣漪」。身體殘疾的社區工作者寂桐喜歡寫情詩,也嚮往愛情,《餘生,把你藏在筆下》既是一首寫給「你」的愛情宣言,也是用「一支素筆」進行詩歌創作的自指。做過各種工作的王景雲寫了《語言的骨頭》,雖然語言「含有春風和柔軟的水」以及「我這笨拙的嘴唇」,但作者希望用「鐵質的骨頭」製成「一萬枚鋒利的箭鏃」,「隨時射出去,堵住塵世的謊言」。在這裏,生產的邏輯依然在發揮作用,「無骨的言辭」可以打造成「鐵質的骨頭」。另外,詩歌創作也能變成一種微弱的抵抗,王誌剛在《老去的事物長著翅膀》中把衰老描述成含淚的喜劇,「老去的事物長著翅膀,漸飛漸遠/病態的亢奮在臉上升溫。心裡已做好/隨時拋棄自己的打算。新剃的頭沒了白髮/成了霓虹燈、路燈、月亮的反光體。也是一種反抗/用和平的方式耍小聰明。當我置身於/此刻的沉醉,城里人再說我的方言/是鳥語,我就在他們眼前/亮出翅膀」,從歧視性的「鳥語」,到做一種「亮出翅膀」的反抗,寫出了農民、工人在城里遭受的歧視。這個「翅膀」既是可以飛翔的、超越世俗的翅膀,也是一種文學的想像力和創造性的體現,是新工人文學生長出來的「翅膀」。
新工人詩歌不僅寫出了工業生產的壓抑性、無意義感,也寫出了生產的創造性、生長性,形成了一種勞動者特有的以生產為視角的生命體驗。在小海大氣磅礴的《中國工人》中,從「我是一名中國工人」到「我們在這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土地上連夜生存」,個體的「我」變成了帶有集體想像的「我們」。這些遍及「世界的每個角落」的中國工人最終演化為一種漫山遍野的生長的形象,「那裡長滿了磊如長城的中國工人/長滿了漫山遍野的中國工人/長滿了手握青銅的中國工人/長滿了吞雲吐霧的中國工人」,這種大尺度的空間想像寫出了新工人的史詩感和生命力。

「更多的叫作河」
這本勞動者的詩集中還有兩個意象令人印象深刻,一是光和陽光,這是光明、溫暖和充滿希望的象徵,二是水和流水,這是流動的、不穩定的形象。這兩個意象與新工人的工作和生命狀態有關,正因為在沒有陽光的廠房忙碌工作,才產生了對陽光的強烈渴望,而外出打工、四處流浪的新工人與流水有相似的命運。
先看陽光。王景雲用稗草形容新工人,在《流水線上的稗草》中,「廠房裡沒有陽光照進來/也沒有空調/埋頭幹活,工位上/每一棵啞草,沉浮於流水的諾言」,這種有害的雜草因為沒有陽光只能長成啞草、稗子,「而一粒粒稗草的種子/在歲月裡生根,發芽/忍受設備挑刺,挺不起腰杆/長成卑微的稗子/被秋風挑選」,流水線雖然沒有陽光,但工人仍然像稗草一樣生長在流水線的田地裡。劉玲娥的《陽光照進火車》則書寫了陽光的力量,陽光把一切都變得生機盎然。陽光「把窗外的雪焐出了一團火/把路過的風焐得溫順/把冰凍的湖面焐出了動盪的水波/……把爐火裡的煤塊焐燃了/把酒焐滾了/把我的傷口焐癒合了」,免費的陽光是生命、生長的源泉。創作《勞動是身體里最黑的部分》的詩人繩子也會寫《春天,微光里的段家巷》。與黑暗相對的是微光,生活在段家巷的普通人被燈光、微光、時光、星光、晨光等照亮,這些有光的日子可以體會孤獨(「此時寂靜又將我照亮,我手上有一噸的流水/用來揮霍。或者用來流淚」)、浪漫(「高處的星光空出一個小小的地方/留給不設防的青春留給過路人想一想過往/有心人從這裏消失,順手抹去自己的氣息」)和衰老(「光一路尾隨,偷襲成功/老去的人畢竟還是老得恰如其分」)。不管什麼光,有光就意味著家、咖啡館、故鄉、生命等溫暖的氣息,恰如其中一首詩的名字「光渲染過的生活讓人一再回想」。
再看流動的水,這裏的流水既指真實的自然河流,也指工業生產線,流水線正是福特製工廠的「發明」。長期從事煤薩克達作的陳年喜在《流水》中直接用皮村外面溫榆河的流水來比喻打工者,「像流水一樣奔湧/看見他們帶著漩渦溯流而上/或流向遙遠的下遊」。這種流動性和不穩定性,是新工人的「常態」,他們在流水線上像風一樣奔波,也像北漂、南漂的流水一樣流動。在陳年喜的另一首詩《瞧望溫榆河》中,河流變成了「奔波者」的人生之流,「波濤洶湧不息/唯有奔波能讓奔波者停下來」,河流有上遊、下遊,也有攔截和分流,而新工人的人生也是如此,「我們可以看見一條大河遙遠的下遊/卻無力知道自己命運的去向/這些年我已習慣了世界的安排/接受了攔截和分流」。機械工人朱自生也寫了一首《流水》,把外出打工的工人命名為江河,「這些來自江東江西/河南湖北的孩子/有的叫溪/有的叫江/更多的叫作河」。生活在皮村的郭福來寫了《輪船,港灣》,工友是隨處漂泊的輪船,「每條船,都說著自己的方言/每條船都把大海當成江湖/都想闖蕩出自己的一片領地」,而為工友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工友之家則是暫時停靠的港灣,皮村文學小組就是工友之家為勞動者提供的一處文學港灣,讓流動的身體可以借助文學的想像力舒展。
2022年,世紀文景策劃出版了《勞動者的星辰:皮村文學小組作品集》,這本書成為素人寫作、勞動者文學的代表之作,取得了很好的反響。我很高興這本詩集能繼續在文景與讀者見面。這些勞動者的詩篇是一種以詩歌為媒介的勞動傳播學,也創造了一種生產的詩學。這些作品再次呈現了新工人文學的獨特性,這是一種書寫勞動、創造世界的生產者文學,也是發現生產、生長和生命創造力的文學。文學如流水,新工人也如江河,文學與新工人的相遇終將彙聚成文化的五湖四海。
原文作者/張慧瑜(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員)
摘編/張進
編輯/張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