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晉寧河泊所遺址：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歷史敘事的重要範例

今年4月24日，國家文物局揭曉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結果，雲南晉寧河泊所遺址憑藉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和重要學術價值成功入選。

河泊所遺址位於昆明市晉寧區上蒜鎮河泊所村，是商周至漢晉時期雲南規模最大、文化內涵最豐富的大型中心聚落遺址，是滇文化的核心居址區。著名的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古墓群位於遺址中部。河泊所遺址於1958年發現，2014年開始進行系統勘探和發掘，發現了先滇文化、滇文化及漢代益州郡時期的建築、灰坑、水井等遺蹟。出土有「滇國相印」封泥、「益州太守章」封泥、簡牘等重要遺物。可複原滇池盆地3000多年的人類定居史、2000多年的建城史。

「滇王相印」封泥。

「益州太守章」封泥。

河泊所遺址的考古成果填補了西南邊疆歷史研究的空白，見證了邊疆與中原交流交往交融的歷史，揭示了西南邊疆從多元文化到國家一體的發展歷程，實證了西南邊疆自古以來的國家認同，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歷史敘事的成功典範。

「滇王之印」等的出土轟動考古界

4月29日，記者首先來到晉寧河泊所遺址考古發掘現場採訪。

一場春雨過後，天空顯得格外高遠明淨，空氣也分外清新潮潤。考古發掘現場仍沉浸在河泊所遺址獲評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喜悅中，在現場矗立著的「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幾個紅色大字下，工作人員正在現場各司其職地忙碌著。

工作人員正在拓印「雲紋」瓦當。

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蔣誌龍身著寫有「雲南考古」字樣的紅色馬甲，微笑著對記者說：「此次入選十大考古新發現的項目當中，包括河泊所遺址在內，共有兩項涉及到邊疆考古，也是秦漢以後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重要考古學見證。河泊所遺址考古歷經幾代考古學者的努力，終於取得了重大收穫。」

工作人員正在清理出土的簡牘。

「在我看來，談到河泊所，首先無法迴避的概念是‘滇’。」隨著蔣誌龍的侃侃而談，一條河泊所遺址考古的軌跡清晰地浮現出來。

「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複長其民。」《史記·西南夷列傳》中關於古滇國的這段記載，道出了這樣的史實：漢武帝開拓西南，滇王降附，漢朝在此設置益州郡，並賜滇王之印。

工作人員正在進行大量的文物修復工作。

長久以來，人們對於古滇國的認識，主要來自《史記·西南夷列傳》中的這段記錄，歷史學家圍繞典籍也做了大量工作。但由於史料缺乏，這個神秘王國始終顯得撲朔迷離。

「直到1956年，石寨山6號墓中出土‘滇王之印’金印，歷史文獻才有了確鑿的實物印證。史料記載的‘滇’得到確認，以銅鼓為代表的大批遺物終於明確了它們的主人。」蔣誌龍說。

記者查閱了相關資料，當時的情景是：當一枚金印被從第六號墓底的漆器粉末中清理出來時，考古隊員們難掩激動之情，全都歡呼雀躍起來。小心翼翼地剔除金印上的填土，四個典型的漢篆「滇王之印」撲入眼簾。金印背上蟠著一條蛇，回首逼視，兩眼熠熠放光；印身四邊完整無損，光彩奪目。

工作人員正在清理出土的簡牘。

這枚「滇王之印」的出土轟動了考古界。文獻史料與出土文物實現雙重互證，古滇國的神秘面紗被揭開，其傳說完全被證實。滇文化由此被世人所知。現在，「滇王之印」原件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雲南省博物館藏有複製品。

在國家文物局支持下，雲南省關於古滇國及滇文化的考古工作持續開展。1958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滇池東岸調查發現了包括河泊所遺址在內的十餘處貝丘遺址。河泊所遺址在這次調查中發現的遺物主要是一些同心圓紋紅陶盤，當時發現者將河泊所遺址定為滇池區域的新石器時代遺存。

檢署以及與周邊交流的簡牘「滇池以亭行」。

這以後的整個二十世紀，雲南考古的工作重心主要是圍繞墓葬開展工作。1996年，在對石寨山墓地開展第五次發掘時，勘探發現石寨山墓地還存在大量未清理的墓葬。大量墓葬的發現和未被發現的遺址之間形成巨大反差，隨之而來的是對既往工作的反思。

2008年至2010年，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美國密歇根大學合作，對滇池盆地的聚落遺址展開了區域系統調查，確認河泊所遺址為青銅時代遺址，並且是滇文化的核心居址區。2014年，「石寨山古墓群考古工作計劃」獲批實施，圍繞石寨山古墓群和河泊所遺址持續開展考古工作。此次，以石寨山墓地為核心，連同周邊同一文化性質的「滇文化」分佈區被納入「石寨山古墓群大遺址考古」項目。經過兩年的調查勘探，2016年確認河泊所遺址原始地貌為「台地—水域」相間分佈的模式，漢代大部分水域被填平，聚落範圍擴大。至此，滇池盆地的考古工作打開了新局面。

工作人員封裝清理好的簡牘。

2016年至2017年，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西王廟遺址進行發掘，發現的商周至漢代的聚落遺存，是首次在滇池東南岸的衝積平原地區發現漢文化和「滇文化」的聚落遺址，為平原地區尋找石寨山文化的聚落遺址指明了方向。

2021年至2024年，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泊所遺址東區上蒜第一小學附近連續開展了考古發掘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發現。截至目前，河泊所遺址出土封泥2000餘枚，包括「滇國相印」「滇王相印」「益州刺史」「益州太守章」「廣漢太守章」「蜀郡太守章」等與滇國、益州郡、益州郡下轄縣、益州郡周邊郡治有關的官印封泥，是西漢中央政府對西南邊疆進行長期有效行政管轄的直接證據，證實了《史記》《漢書》中「西漢置益州郡，領二十四縣」的記載。同時，「滇國相印」「滇王相印」等官印封泥的發現，說明漢王朝在古滇國故地設立益州郡後，仍保留滇國滇王稱號及統治，並以「相」相輔進行地方治理的雙重行政管理模式，體現了中央政權邊疆治理策略的靈活性。

「益州」銘文瓦當。

「益州」銘文瓦當與拓印好的紋樣圖紙。

此外，河泊所遺址出土簡牘5萬餘枚，其中有字簡牘14000餘枚，內容涉及文告、官方往來文書、司法文書、戶版、名籍、郵傳、物資出入、家庭財產申報、書信、典籍等，是研究漢代邊疆政區建製、職官制度、賦役制度、司法制度、民族關係、交通狀況等問題的「檔案庫」。這批簡牘文書是西南地區迄今考古發現的最大一批漢代文字資料，對研究秦漢之際的邊疆治理及國家化進程具有突出重大價值。

讓文物「開口」講述雲南融入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歷程

現在，已實施20餘年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對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發展的歷史脈絡，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形成了較為清晰的認識。如今，每一項考古新發現，都在不斷填補歷史鏈條上的缺環，拓展形成新的歷史知識。

圖像簡牘。

古滇國時期，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青銅器遺存生動再現了滇文化獨特的文化面貌與社會結構，印證了《史記》中「滇王受印 」歷史事件的真實性，突顯了西南邊疆多元的文化特質。漢代益州郡的設立標誌著中央王朝開啟了對雲南的正式管轄，而益州郡郡治與古滇國都邑比鄰，雙重行政制度並行的格局則體現了西漢中央政府「因俗而治 」「柔性羈縻」的政治智慧，推動西南邊疆穩步融入統一多民族國家體系。

獲評2024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後，河泊所遺址該如何保護利用，古滇歷史文明該如何煥發生機等問題，成為社會和群眾關注的話題。

2025年5月1日，《昆明市石寨山大遺址保護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正式施行，作為昆明市首部專項文化遺產保護地方性法規，《條例》明確石寨山大遺址由石寨山古墓群和河泊所遺址及其保護區劃內相關歷史文化遺存共同組成。有關專家認為，《條例》的製定實施將更好地挖掘和闡釋石寨山古墓群及河泊所遺址的歷史文化核心價值，提升大遺址文物保護、科學研究、價值闡釋、展示傳播及宣傳教育水平，使文化遺產保護成果惠及人民群眾。

修復好的陶質甕棺葬具。

早在2019年8月，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昆明市文化和旅遊局就組織編製了《石寨山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概念性規劃》，遺址公園規劃總面積183.9萬平方米，主要建設考古工作站、石寨山博物館、標本庫房、滇王墓群展示區、漢益州郡治展示區、考古體驗中心等。

工作人員正在測量、繪製出土的陶器。

2020年開始，晉寧區先後組織編製了《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和河泊所遺址保護規劃》和《石寨山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規劃》。河泊所遺址作為滇文化的核心居址區，也是石寨山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核心，在2022年就入選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重大項目。記者瞭解到，目前，石寨山考古遺址公園已列入第四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立項名單，已完成石寨山古墓群環境整治，建成石寨山考古工作站及沉浸式展廳，正在推進石寨山古墓群保護展示利用項目、滇王墓群文物保護展示設施建設項目、石寨山大遺址考古標本庫房項目建設。

「石寨山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建設能讓石寨山大遺址及其出土文物‘活起來’，讓埋藏千年的文物‘開口’講述雲南融入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歷程，賦能昆明環滇池農文旅融合發展。」結束採訪時，蔣誌龍說。

雲南日報-雲新聞記者：張雪飛/文 高吳雙/圖 影片

責編：李興文

審核：黃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