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吃一塹」後很難「長一智」？

下文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第三個千年思維》，作者: [美] 索爾·珀爾馬特 等，譯者: 彭相真，中信出版社2025年2月。有刪節。

回顧技術、醫學和科學領域的創新歷程，我們或許不難發現，事實上，許多重大發現和發明並不需要尖端的設備、深奧的數學理論或巨額的資金投入，槓桿、音標、釘子、流水線生產方式及控制實驗等都是典型代表。那麼，為何它們的問世需要這麼長的時間呢？舉個例子，早在16世紀便有人提出了細菌致病理論，然而直到3個世紀後，法國化學家及微生物學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和英國流行病學家約翰·斯諾（John Snow）才終於讓這一理論得到了重視。鑒於現代人類的大腦形態在人類以文字記錄歷史之前便已完成進化，諸多此類創新似乎本有可能更早出現。

想像一下，如果一切都從零開始，你還能否搞掂需要今天完成的各類事務？你知道怎麼為自己親手做一雙既耐穿又舒適的鞋子嗎？你能不能設計出一把牙刷、一副眼鏡或者一卷膠帶？又或者發現煮過咖啡豆的水竟然能讓人保持頭腦清醒？孩子們也總會哭笑不得地問道：手機的大部分基本功能早在去年就更新了，為什麼爸媽至今都沒有發現呢？

造成這種結果的一大原因是，環境中的許多幹擾因素增加了人類從經驗中吸取教訓的難度。我們的感官不斷受到來自週遭環境的多重刺激，然而從第6章介紹的角度來看，其中一些是有用的信號，其他則是隨機噪聲。儘管部分信號之間存在關聯，但我們很難在錯綜複雜的現實世界中探尋它們之間的可靠聯繫，因為這些聯繫往往是概率性的（A發生之後，B可能會發生），而非確定性的（如果A發生，則B一定會發生）。

《土撥鼠之日》劇照。

你可能會說：「那好吧，或許我不能一舉中第，但不斷試錯之後，我總會找到正確的答案，不是嗎？」事實上，想要在一個不斷變化的環境中以試錯的方式來有所收穫的難度很大。所以那些試圖通過頻繁試錯來取得進步的人，總被批作「老想著怎樣才能把上一次的仗打得更好的將軍」，更別提結果反饋通常還會滯後很長時間（有時甚至要等上幾個月或幾年才能看到）。此外，因果關係之間還存在概率性，有時候錯誤的行為反而帶來了好結果，正確的行為反而引發不盡如人意的結局。雪上加霜的是，以試錯的方式學習，往往連最基本的控制實驗的標準都無法滿足，因為人們幾乎不可能做到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對單獨一個變量進行驗證。我們也很少有機會觀察「反事實」，即如果採取了B措施（或什麼都不做）而非A措施，結果會怎樣。

然而，阻礙人們從經驗中汲取教訓的許多因素都是心理因素，而非環境因素。因此，本章將深入探討一些主要的心理因素問題。首先需要聲明的是，它們並非區分「非專業人士」與科學家或其他專家的通用標準。事實上，心理因素的影響在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都有所體現，科學家亦不例外，我們也將在接下來的兩章中為這個觀點提供充分的證據支持。正如下一章所述，科學之所以能夠（在某些情況下）屏蔽這些心理因素的不利影響，與科學家個人的品質或能力關係不大，科學方法和思維習慣才是重點，它們在幫助科學家克服人類自身局限性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還需要強調的一點是，我們將要探討的這些心理因素並不是病態的，而是正常情況下人類認知能力的固有特質。就其本身而言，它們之所以普遍存在，很可能是因為具備了一定程度的適應性，因為在更系統的推理過程比較困難或費力的情況下，大多數類似的心理因素都能促使人類大腦運轉得更加靈活高效。

《土撥鼠之日》劇照。

習慣成自然

對自己掌握的各項生活技能稍作觀察後便會發現，你可以在幾乎無意識或極少意識的情況下順利完成大多數日常事務。想想你上一次需要刻意琢磨用多大力氣踩油門、打開開關接熱水或繫鞋帶是在何時？它們早已成為一種習慣。習慣可以讓我們遊刃有餘地同時處理多項任務，還能節省精力，因為若是每做一件事都需要有意識地深入思考，只會令我們感覺「身心被掏空」（如果你嘗試過源自佛教的正念冥想，想必就會相當有感觸）。得益於人類大腦「自動」完成這些習慣性事務的能力，我們才能將注意力投注在新事物上，比如一邊開車一邊聽同車乘客講述精彩的故事。習慣在維持社會正常運作方面同樣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威廉·占士（William James）將習慣譽為「社會的巨大飛輪」。阿爾費特·諾斯·韋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認為：「文明的進步正是通過不斷擴大人們在不經意間完成各種要務的數量來實現的。」

儘管習慣並不是全無意識的行為，但因其發生迅速且輕鬆，我們往往難以對其深入觀察和有效控制。在養成某項技能的初步階段，我們仍有機會觀察到它對我們期望獲得的結果產生的影響，進而決定對其進行重新調整還是直接捨棄不用。然而，隨著技能運用變得越來越自然與自發，它給我們帶來的影響也越來越難以仔細監控。所謂的「壞習慣」指的就是功能失調的習慣，由於是毫不費力的下意識行為，所以人們往往積習難改。總而言之，習慣往往會引導人們做出無意識行為，從而成為阻礙人們從經驗中汲取智慧的攔路石。

電視劇《暗黑》劇照。

啟發和偏差

令人們難以從經驗中學習的另外一系列因素，是人們在判斷過程中存在的各種偏差，其往往導致人們忽視、曲解或否認環境中至關重要的信息。與習慣相似，偏差往往是因為人類大腦在注意力不足的情況下想要快速處理信息而產生的。當人們無法充分利用現有的證據時，偏差就是我們為輕率決策付出的代價。

「有偏差」這個詞可能已經在日常生活中被濫用了。我們往往能輕易地給別人扣上「有偏差」的帽子，只因我們無法認同他們的觀點。然而值得慶幸的是，我們已經在第9章的探討中就偏差的判斷給出了相當客觀的定義。回想一下，當某個探索過程產生大量隨機誤差時，我們通常會將這些誤差稱為「噪聲」，而當該過程表現出系統性誤差（即結果始終高於或低於正確答案）時，我們則判斷其存在偏差。因此，通過將某人的答案與客觀標準或真實值進行比較，我們可以確定他是否存在偏差。然而，在客觀真實無從得知的情況下，這個方法難以奏效，不過研究人員已經開發出多種可以消除偏差的試驗性策略。

域奇百科上有一份有據可查的認知偏差清單3，我們上次查閱時發現它已經收錄了123個條目！乍看之下，你可能會想：僅靠「創造」各種偏差，心理學家就能過上光鮮富足的日子（不可否認，或許真有部分從業人員以此牟利）。這張清單中的很多認知偏差都是由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率正選現並記錄的。儘管特沃斯基於1996年不幸英年早逝，但卡尼曼後來憑藉兩人的共同研究成果獲得了盧保經濟學獎。在他的暢銷書《思考，快與慢》（Thinking，Fast and Slow）中，卡尼曼給出了關於這些偏差的極為精彩的解讀，在此強烈推薦諸位買來讀一讀。

《思考，快與慢》，作者: [美國] 丹尼爾·卡尼曼 / [美國] Daniel Kahneman，版本: 中信出版社 2012年7月。

其中一些認知偏差的名稱中就帶有「偏差」一詞（如證真偏差），另一些則被稱為「啟發」（如可得性啟發）。儘管兩個術語之間的界限很模糊，但「偏差」一詞主要還是被用來描述結果（系統性地偏離了需要判斷的真實值），「啟發」一詞則側重於描述產生某種特定偏差的過程。「啟發」是人類大腦為了快速做出判斷而養成的一個特定習慣，儘管相對「簡單粗暴且有效」（但容易出錯），卻能逃避「絞盡腦汁地細細斟酌」這項艱苦的認知工作。

我們可以借用「溫度」的概念，各類偏差處在「冷」與「熱」這兩個極端結果之間的不同位置。熱偏差因其普遍性而易於描述，它們往往因情緒因素（尤其是憤怒或恐懼）和動機（我們期望發生什麼或想要相信什麼）而產生。位於另一端的冷偏差似乎是人們在缺乏特定目標或慾望，處於平心靜氣的鎮定狀態時做出快速決斷（人類典型的行為方式）的副產物。德國心理學家和行為學家格爾德·吉仁澤（Gerd Gigerenzer）及其團隊曾通過案例證明：人們通常會依據自己對城市名稱的熟悉程度來推斷城市規模的大小。4這種推斷方法在多數情況下都是有效的，因為大城市通常要比小城市更知名，但它也會誤導我們。例如，舊金山和聖荷西的人口分別約為81.5萬和98.3萬（後者人口多於前者），然而在大多數人看來，舊金山的城市規模肯定要大於聖荷西。這是為什麼呢？不可否認，《你知道去聖荷西的路嗎》是一首朗朗上口的經典歌曲，但在流行文化中，舊金山的城市形象和元素顯然出現得更多（畢竟這座城市以陡峭的山坡、獨特的纜車和金門大橋等標誌性景物而聞名於世）。

本書將不會在熱偏差上著墨過多，不是因為它們無足輕重，而是人們在發現此類偏差方面都很有經驗。我們都曾見過被自身情緒和慾望矇蔽了雙眼的人，而且我們或多或少都曾在某個時刻陷入過類似的境地（即便我們不願承認）。事實上，認知過程往往帶有一定的動機性，即我們會由衷地期望某些信念和結果成為現實，另一些則不會成真。熱偏差往往比冷偏差更具破壞性，因為人們為了得償所願，或許會無所不用其極地扭曲事實、貶低與自己意見相左的人。當有人堅持認為自己不偏不倚，但對方失之偏頗時，無法調和的矛盾就會產生。我們曾與在庭審過程中負責提供專家證詞的諸多同行交流過，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認為，許多專家確實存在偏差，且接受一方的酬勞可能會造成利益衝突，但同時這些專家也大多堅稱自己不會為五鬥米折腰。

我們不打算將心理學文獻中詳細記錄的幾十種偏差都悉數介紹一番，而是僅專注於分析那些可能會阻礙人們從經驗中汲取教訓的認知偏差。

電視劇《暗黑》劇照。

事後諸葛偏差

有句老話叫作「事後諸葛亮」，其英文表述（Hindsightis20/20）借用了眼科術語「20/20」，意指在20英呎處所能看清事物的人，他的視力就是正常的，即擁有標準距離的正常視力。如果你的視力檢測結果為「20/40」，就說明你已經近視了。這句源自眼科術語的諺語所表達的意思就是，人們通常能在事件發生後輕易地給出準確的「預測」，畢竟放馬後炮顯然比有先見之明容易得多。心理學家巴魯克·菲施霍夫（Baruch Fischhoff）曾表示，人類在下判斷時有一個普遍特徵，即人們在獲知結果後往往會感覺它發生的必然性似乎比事前更顯而易見。

再舉一例，在20世紀70年代初研究概率判斷時，菲施霍夫選擇了在他看來發生可能性極低或極高的一些事件，然後請人預測其發生的可能性。當時正逢尼克遜總統執政時期，而且這位總統還曾是「反共先鋒」。於是，菲施霍夫詢問了人們對以下問題的看法：尼克遜在卸任前對中國進行外交訪問的可能性有多大？（在他看來，這是一個低概率事件。）然而，尼克遜確實在1972年訪華了，此舉令無數外交政策專家驚掉了下巴。菲施霍夫非常敏銳地對當初的受訪者進行了二次回訪，請他們試著回憶自己在尼克遜訪華可能性上給出的預測數值。他發現，人們於事後回憶出的「預測」概率普遍高於他們當初實際給出的概率。這些受訪者清一色地（錯誤）表示，自己早就預判到了這個結果，即「早就篤定尼克遜會訪華」。

事後諸葛偏差給社科專業的學生造成的影響尤為嚴重。在課堂上給學生們講心理學或社會學的某項新發現時，我們發現他們會很聰明地自編理由，想像這些新發現產生的合理性，並言之鑿鑿地聲稱它們的存在早已有目共睹，甚至自我暗示自己早已猜到它們會被發現。為了在課堂上向學生們揭示這種偏差，我們通常會做如下實驗：先給學生提供一段關於戀愛關係研究的簡要描述，然後將學生分成兩組並分別告知不同的研究結論，其中一組學生得到的結論是「物以類聚」，另一組得到的結論是「異性相吸」。這兩種說法雖然都符合「常識」，卻彼此矛盾。遺憾的是，在閱讀了所謂的研究結果後，兩組學生中的大多數都傾向於認為自己看到的研究結果是「明確成立的」，甚至疑惑為什麼老師要浪費時間去教這些顯然人人都懂的內容。

電視劇《暗黑》劇照。

如今，事後諸葛偏差的表現方式可謂層出不窮，其中一些或許不會造成實質性的傷害，另外一些卻頗具破壞性。多年前，前橄欖球運動員兼演員辛普森因涉嫌謀殺前妻而被押上法庭。在判決結果揭曉前，包括各領域專業人士（執業律師和職業賭徒）在內的大多數人普遍認為他被判有罪的可能性極大。在辛普森最終被宣判「無罪釋放」後，我們本期待專家們能坦然承認自己的判斷失誤：

「哎呀，我們看走眼了。」實際情況卻令人大跌眼鏡，眾多專家紛紛現身各大新聞節目「解釋」道：黑人陪審員（佔本案陪審團多數）都傾向於對黑人被告寬大處理。然而，當時的庭審數據並不支持這種說法。如果專家們的確相信黑人陪審員存在維護同膚色被告的傾向，為何在庭審結果出來之前的預測中，他們沒有預判到辛普森會被無罪釋放呢？所以說，這些專家為了挽回顏面，事後編造了一個關於黑人陪審員存在偏見的理由。

證真偏差

我們把最精彩的部分留到了最後，而「最精彩」一詞指的是我們最希望人們能克服的、影響最大的一種偏差。證真偏差指的是刻意尋找與自身假設相符的證據，並忽視與之相悖的證據。在掌握了正反兩面所有證據的情況下，如果我們更注重支持性證據而忽略了反面證據，也會產生證真偏差。同理，人們往往會對不利於自身假設的證據採取更嚴苛的審視態度。證真偏差也存在冷、熱兩個極端，也包含不同程度的偏誤：熱證真偏差較為常見，例如人們會選擇性地只引用能讓他們贏得辯論或達成所願的事實，或乾脆否認不利於自身的事實證據。當然，冷證真偏差同樣值得警惕：人們傾向於尋找和引用支持自身假設的事實，只是因為這似乎是合乎邏輯的出發點。畢竟，找不到任何證據支撐的假設基本不可能成立。但如果我們只尋找確證案例並止步於此，就會導致偏差。

原作者/索爾·珀爾馬特 等

摘編/李永博

導語校對/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