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蔣雨融：我是怎樣選上哈佛畢業演講的？

來源：三聯生活週刊

5月29日，哈佛大學國際發展公共管理項目碩士畢業生蔣雨融在哈佛的畢業典禮上進行演講，她也是哈佛歷史上第一個做畢業演講的中國女生。就在畢業典禮一個星期之前，特朗普政府宣佈暫停哈佛大學招收新國際學生的資格，並要求已經入學的國際學生轉學，對哈佛校方和這裏的國際學生來講，在他們面前都有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

演講在國外產生的效果，蔣雨融會引用Tiktok上的一則發佈，說有幾十萬點讚，評論也基本都是正向的。但在國內社交媒體平台上，她的演講引來的批評顯然居多。批評者認為，她的演講內容「假大空」，台上表現做作，英語口音不標準，接著網民發現國內環保組織曾為她出具一封升學推薦信，這又引發了公眾對於她「拚爹」和「利益輸送」的質疑。

隨後蔣雨融在中文社交媒體上開帳號自證清白，講述家庭關係和成長路徑，包括曾遭遇校園霸淩。她的自證同樣引發爭議，不但沒有產生太多正面效果，甚至「越描越黑」。

但另一方面，她也是爭議事件中少見的當事人，願意直接面對輿論。在與蔣雨融交流採訪的過程中，她沒有像在自媒體平台上那樣無畏。她擔心語言交流的方式會引起歧義，一開始要求使用文字作答。她引用蒙田的思想，自比令狐衝，用蘇軾的詩句「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為勇氣做註腳。我的確強烈感受到一種彼此表達方式的差異。最後我們還是爭取了一個通話的機會，將包裹在她敘述中的事實部分呈現給讀者。

記者|吳麗瑋

「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我要講更值得的話」

三聯生活週刊：你是什麼時候決定要參加哈佛畢業演講競選的？這個選拔的過程是怎樣的？你的決定跟特朗普對哈佛施壓有關係嗎？

蔣雨融：畢業演講對於哈佛畢業生來說是一個很高的榮耀，再加上最近幾年我對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一些思考，有很多話想說，所以在三月份學校給應屆畢業生群發郵件，發出畢業演講選拔通知時，我就報名了。

首先你要提交自己的基本信息，包括此前的學習經歷和工作經歷，學校會先進行首輪的篩選，接下來進行兩輪的面試。這次最開始報名人數差不多三四百人，進入第一輪面試的是30個人，接著又篩選出包括我在內的10人，進入最終輪的面試。在三月份初選通過後，我開始準備演講稿，前前後後大約用了兩個月時間。在這期間，學校也會有老師對我們進行提升演講表現力的指導。

三月我寫初稿的時候，國際學生的處境還沒有像現在這麼緊張，我沒有想著去回應我們面臨的這個困境。但是到了五月份特朗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之後，我感覺自己的演講一下子變得應景了。

三聯生活週刊：為什麼你選擇了「世界多元文化面臨挑戰」這樣的主題？你的演講以坦桑尼亞的一台中國製造洗衣機開頭，很快進入到一個很宏大的敘述中。國內一些網民評論說，覺得演講不夠貼近生活，有「假大空」之嫌，對此你怎麼看？

蔣雨融：我覺得這是一種選題的差異。回看哈佛往屆的演講，很多人會花很大的篇幅去講述自己的個人故事，但是對我來講，我希望把自我放得越小越好，開頭那個洗衣機的故事里，我的自我在其中是很小的。如果我把自己的私人生活拿出來說，肯定是一個很吸引人的話題，美國人很喜歡聽這種故事。或者選擇一些輕鬆的內容，講講段子，滿座哈哈一笑，最後再鼓舞一下大家「畢業加油」，別人很難挑出來毛病。

但我覺得能站在台上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我想說一些更值得的話，哪怕會帶來很多爭議。因為我切身感受到了這個時代的撕裂，各個國家、各個階層、各個身份之間的對話都越來越困難。在美國，自由派會說「地球村」已經是一個很古老的詞，現在說彷彿不合時宜。而支持MAGA（特朗普2016年總統競選口號「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縮寫）的人也會說，「我們才是被時代拋棄的，你們在說全球化的時候，我的生活止步不前」。不管是誰，都有非常多的失望和憤怒。

我雖然出國讀書很多年了，但也常常回國，也經常閱讀國內媒體的文章，關注國內的社會新聞，我也能感受到國內有相似的情緒。比如最近有特權階級搶走普通人資源的新聞，我們看到了社會的不公，但沒有找到好的解決辦法。

蔣雨融開通官方微博回應後，爭議進一步擴大了。

對我來說，在這樣的時代，反而更需要有人說出一些「看似正確的廢話」。這些話，小學生中學生都會說，但長大成人以後，工作過了、經歷了社會上的很多事情，還願意去說，去堅信，又是另一回事了。我最想對話的，是那些對我有誤解、甚至反感我的人，是那些在全球保守主義崛起的浪潮中，覺得自己被「全球化的語言」扔在後面的人。我堅信，人們是互相連接的，人們的命運也是同升同落的。我也在反思，我的表達方式是否足夠開放，是否能讓他們聽見我想講的，而不是感受到一種道德壓迫，並且我在溝通過程中，是否可以做得更好。

但這畢竟是一個四分鐘的大學畢業演講，你沒有辦法像寫論文一樣，面面俱到地把一個具體的社會問題講透，講明白。

三聯生活週刊：你是哈佛歷史上第二個發表畢業演講的中國學生，而且今年的情況又比較特殊，無論是特朗普政府對待哈佛的政策，還是中美關係的緊張，這時候哈佛選擇了你這個來自中國的國際留學生發表畢業演講，你覺得校方會有一些額外的用意嗎？

蔣雨融：我個人是沒有這種感覺的，而且我也不認同這種揣測。

首先，哈佛已經跟特朗普正面剛了，它不需要讓我再去行使某種特殊的角色。更重要的是這個演講者選拔的機制，哈佛校方是沒有能力去左右最後選擇誰的。

這個選拔是由各個學院獲得終身教職的教授代表們，組成一個委員會來進行的，他們會給每一個競選者寫評語，再坐下來一起討論。他們都是非常德高望重的老師，在這個語境下，哈佛不是一個抽像的概念，誰可以一拍板就決定誰上誰下。如果這十多位思想獨立的教授會迫於學校的壓力去改變自己的意志，這對他們來說是種侮辱。他們終身教職的地位也不是哈佛校方可以改變的，所以他們也無需聽從校方的意志。我認為這個選拔過程不存在陰謀論。

事實上我在走到最後一輪面試時，我的老師已經感覺到我會成為最後入選的三個人之一。我的男朋友當時也在現場，他說我演講完之後，現場很多老教授都落淚了，包括正式演講的時候，我後面坐著一個老奶奶和戴眼鏡的老爺爺，他們都在擦拭自己的眼淚。從面試時的現場反應來看，我的演講是挺打動他們的。

當然，我覺得我的中國學生身份非常重要，在這個舞台上我有話想講，所以就去了。

三聯生活週刊：在哈佛校園里，你是在什麼時候感受到特朗普政府可能會對留學生採取一些限制措施的？你感覺哈佛的學生對此會緊張嗎？會認為它會真正實施嗎？

蔣雨融：最早應該是今年三月份，塔弗茨大學的一位抗議的國際學生被移民局帶走，當時也沒有明確地說是什麼理由，她是突然被帶走的，被帶走的時候有人錄了影片，我們都看過那個影片。塔弗茨大學離我們不遠，我們平時上課的時候也會有其他學校的同學一起過來。我記得有節課上，有個男生告訴我們這個被帶走的女生跟他是認識的，一下子這個事情就突然離你變得很近很近。

緊接著我們就在新聞上看到特朗普開始對哈佛的國際學生施壓，要求校方把國際學生的信息都上交上去。但是很快學校就給我們發郵件說，學校一定會保護和支持國際留學生。學院里的老師們，也會發郵件說國際學生給校園帶來了不同的見解和文化，我們的存在是學校最珍視的，保護國際學生是學校的使命等等。

對於我們來說，因為特朗普政策的變化非常快，雖然心裡會有不安和不確定感，但感覺到學校給學生的承諾是非常堅定的，所以大多數學生都會持觀望態度，看看未來究竟會發生什麼。

三聯生活週刊：你在哈佛讀研究生期間，會時常意識到自己的中國學生身份嗎？中國學生是不是校園里的少數派？

蔣雨融：我在甘迺迪政府學院的這個項目里，同一屆77個同學里有四五個是華人面孔。我在演講里也提到了，我們這些同學來自32個不同的國家，所以我覺得這個華人比例是讓人覺得舒適自在的。

甘迺迪學院有每週五在學校舉辦社交活動的傳統，去年中秋的時候，我向學院申請了當週週五的活動經費，去超市買了中國小零食，製作了易拉寶，寫了燈謎，辦了一個中秋主題的社交活動，我非常想讓所有的同學都能更多地瞭解中國的文化，去理解我們是如何跨越時空的界限去表達思念之情的。之後我們還邀請了外國同學一起去查爾斯河上坐船，讓他們感受在中國文化里，如何通過月亮來表達思念和情愫。

我和很多中國同學都非常願意去傳播中國文化。像我演講時佩戴的雲肩，是上一屆的學姐借給我的。她去年在她的畢業典禮上也戴了。我還準備了簪子等其他飾物，但是那天太忙，沒辦法準備。

「如果不澄清，

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寒心」

三聯生活週刊：前面你也提到了特權搶佔資源造成的社會不公，但是你在演講結束之後，也是被別人詬病為特權階級的。國內某個環保NGO組織的副理事長曾為你出具哈佛推薦信，因為你在這個NGO組織長期擔任誌願者。同時網民發現，你的父親是該組織一個專項基金執行主任，所以你被懷疑進入哈佛存在利益輸送的問題。對此你怎麼解釋？

蔣雨融：我就讀的公共管理（國際發展方向）項目， 是哈佛甘迺迪學院最嚴格、數理基礎要求最密集的項目之一，申請流程高度標準化，項目明確要求包括以下材料：

完整的大學成績單、標準化考試成績（如 GRE）、個人陳述和簡曆、補充定量分析表格（列明已修的經濟、數學、計量等課程），此外強製要求三封推薦信（至少一封來自學術背景，至少一封來自工作單位）。

我本科是雙學位（經濟和政治），GPA 3.96，超額選課，提前半年修完以極優等榮譽學位（Magna cum laude）畢業。我的三封推薦信分別來我本科雙學位兩篇畢業論文的兩位導師、和在瑞士信貸銀行工作時的小組長。申請哈佛的時候，我已經全職工作了很久，一封本科時代的實習推薦信並不會產生太大影響，也沒有必要去用實習推薦信去替代我全職工作的推薦信。

我之前提到過，我爸過去工作離職拿到一筆補償金，連著自己的積蓄捐了很多錢給NGO組織。捐錢不是因為他真有錢得不行，而只是因為他想行很多善，可能是為了彌補他過去對家庭的各種內疚。NGO給了他一個榮譽頭銜，屬於誌願形式，他既沒有拿過NGO的薪金，也沒有編製，不是NGO工作人員，也不是公務員。

我大學的時候，他應該是想彌補過去在我人生里的缺失，就說他在做誌願工作，問我要不要也來申請實習，父女可以多一點接觸。本科我在那裡實習，負責文件翻譯和會議協助，主要是物種多樣性與生態環境保護相關的。他們也確實開具了一份實習生推薦信。這在任何一個實習單位都屬正常範疇。但申請哈佛時，因為申請信份數限制，最後並沒有提交這一封，不過他們當時並不清楚具體情況。後來他們聽說我上哈佛了，找我爸要了我的錄取通知書，發了公告。我更不好說把它撤下吧，這很駁人面子，錄了哈佛大家都覺得沾光，當時也覺得沒什麼，結果現在就搞成這樣。

三聯生活週刊：這封推薦信牽連到你和你父親的關係，你說父母很早就離婚了，但是網民發現你們有一家四口合照的近照，所以很多人認為你的回應可信度下降了。隨後你說過父親的不負責任，拋棄了你和媽媽。你有沒有想過，披露過多的家庭信息一定會引起更多的討論，對你和你的家人會造成傷害？

蔣雨融：現在我已經不想再把家庭的私事放在公眾面前了，關於我的家庭情況和成長環境，所有事實性的內容我都已經在自己社交媒體平台上做過坦誠回覆。無論看客們是否相信，我都不會再無休止地給他們提供「人血饅頭」。

我覺得家庭關係有時候是很微妙和複雜的，通過一張照片去判斷感情親疏會有斷章取義的問題。我爸爸曾經離開我和我媽媽，但在我讀大學之後，他又回歸了家庭，我們家又有了我弟弟，我的父母之間有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

三聯生活週刊：你在本月初註冊了各中文社交媒體平台帳號，你不會擔心在這個風口浪尖上，直面質疑可能會更讓自己陷入輿論的漩渦之中？

蔣雨融：很多人都跟我說過，在這個時候保持沉默是最好的。但是我覺得如果不回應的話，這些誤解或者是質疑它就會一直存在，而且說實話我覺得大家對這些事情非常的憤怒，是因為之前有非常多的社會熱點，都採用標準的公關解決方案，就是：不說話。但是越不說話，這個事情沒有辦法得到澄清，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對社會寒心，就會覺得說，「你看，每次出現這些看起來像是精英的人，他們都不說話，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因此大家會越來越失望。

因為我的履曆是沒有太多問題的，我也沒有通過作弊和走後門的方式升過學，我覺得我應該去坦誠地回覆所有事實性的質疑。就像我之前說的，我相信溝通和理解的力量。可如果只是無休止地惡意揣測或造謠，我不會再一一回應，那樣只是在無底洞里耗盡我的精力和尊嚴。我會把時間和注意力放在更重要的事上。

三聯生活週刊：從哈佛畢業之後，你有什麼樣的計劃？會回到中國工作嗎？

蔣雨融：我拿的是公共管理學碩士學位。傳統觀念里，提到為社會服務時，大家想到的是基層組織，但其實公共領域的發展建設和社會進步也是可以通過私營企業實現的。我還有經濟分析和投資的學術背景，所以計劃加入一家金融初創公司。如果我們能設計出符合當地需求、風險結構合理、又能吸引資本的投資工具，那些傳統上依賴政府撥款的社會領域，也有可能被撬動出新的活力。

比如我在蒙古國實習時，參與的一個項目是在戈壁沙灘建新能源發電站，這個問題之所以迫切，是因為蒙古的電力一直存在嚴重缺口，尤其在冬季，居民生活受到頻繁停電的威脅。這個項目雖然有多邊開發機構和政府的參與，但在執行層面極度依賴私營企業。它要解決的不是「是否建設電站」這種簡單問題，而是如何設計出一個可持續的市場架構，讓定價機制更透明、合約安排更穩定、法律與貨幣風險更可控，從而真正吸引外資願意長期投入。

與此同時，我還會繼續思考和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