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立之年入行，曾被「一根針」難倒 她誓讓粘連成磚的古籍重生｜殘卷重生錄

封面新聞記者 劉葉

初秋季節，四川大學圖書館附近正在進行道路維護，器械傳來的嗡嗡聲，在古籍修復室里聽得十分清晰。古籍修復師許衛紅，原本在儲存修復紙張的櫃子前擺了張椅子，誰知剛坐下，室外裝修的聲音便覆蓋住她的輕聲細語。

「我們上樓說吧，那邊正好有個剛修好的陳列館。」

許衛紅今年四十多歲，在典籍陳列館接受記者採訪時，她說，入行17年，修書的時候，會找到「完全契合」的感覺。對於這份工作，除了享受，更多像形容成都這座城市一樣，「來了就不想走。」

「刺啦」一聲，多餘的紙張順著剪刀掉落。裁剪、製作紙撚、打孔、穿線……許衛紅和團隊剛修復完《廣益叢報》，目前已經進入裝訂階段。修復古籍的時候，許衛紅動作行雲流水，眉眼間全是篤定。但17年前，她剛過三十歲，雖在圖書館工作，但對古籍修復一無所知。

在好奇、勇往直前的熱情驅使下，許衛紅報名了古籍修復師培訓，內心除了激動，剩下的都是忐忑。「我三十多歲才入行，壓力撐大的。」

壓力有時也能轉為動力。「我應該能勝任。」許衛紅回憶起初入行時的想法：好奇、純粹，略帶一點小小的信心。「因為這是一門手上功夫，我平時就喜歡做手工，刻字、磨石頭什麼的。」2008年，許衛紅拿到了川大的培訓資格，前往北京，開啟為期三個月的培訓。

「穿著羽絨服去的，回來就換了短袖。」許衛紅說。在別人看來，枯坐在桌前的工作無趣且呆板，於許衛紅而言，卻是最大的樂趣。安靜地享受紙張在手中複活的感覺，內斂沉穩的許衛紅，在古籍修復中找到巨大成就感。

在北京，許衛紅見識到了古籍修復的最高標準。歸來的她，碰到的第一個難題，不是修復技術，而是裝訂古籍時使用的「一根針」。

古籍修復師使用的針，大多是錐針或縫衣針，用於在紙張紮眼定位、製作針錐和裝訂書冊等。十多年前，難住許衛紅的，正是像「縫衣針」這樣瑣碎且逐漸淡出日常生活的修復工具。

那時，古籍修復尚不如現在「紅火」，裝備採購渠道尚未打通。「買修復用紙可以問問北京的老師，但買針，實在開不了口，我不確定縫衣針可不可以用，就去路邊擺攤的地方，一個個找來試試。」

買回來的針當然能用，但和如今大家使用的專業修復裝備相比，那根針，猶如那段歷史：經費捉襟見肘，行業舉步維艱。

「那會兒買個蒸古籍的鍋、做漿糊的和麵機器、漏勺，得詳細解釋它們的用途。」許衛紅笑著回憶最初購買設備的趣事，「大家都不瞭解，這些裝備看起來就不像正經幹活的。」

許衛紅接受採訪的地方，是四川大學典籍陳列館。如今，80平方米左右的空間，全是古籍修復相關物件——展出的紙樣、修復工具，以及古籍裝幀形式的演變史陳列，便於來此研學的學生們，瞭解「古籍醫生」。而按照國家標準建設的標準書庫，使得大量古籍在此得到妥善保存。

四川大學圖書館傳承自錦江書院，有三百餘年歷史，雖有簡單的修復裝訂工作，但早已中斷，許衛紅所在的古籍修復崗位，是2006年伊始常設。字畫、拓片、線裝書……悠久歷史帶來了巨大的古籍藏量，也豐富了許衛紅和同事們的古籍修復經驗，而且，與學校內相關實驗室的合作，也大大提升了古籍修復的效率。「像紙張檢測，就可以尋求校內的紙張保護實驗室幫助，他們的設備精準度很高。」

雖然已有人員和裝備，但許衛紅和同事們依舊面臨著巨大工作難題。

首先是大量破損程度較大的紙質文物。溫暖潮濕的成都平原，是人類的天府之國，對於古籍而言也是昆蟲、黴菌的宜居樂園。在工作中，他們遭遇修復難度最大的，當屬館藏古籍《景德傳燈錄》，這套入藏多年的古籍共有15冊，約1920葉，全部粘連成磚，至今只有5冊修完。

「非常破，以前沒有很好的修復條件，無論設備耗材，還是技術水平，只能把它先妥善保管。」許衛紅說。

「不遇良工，寧存古物」，科學、規範、慎重對待修復對象，這不僅是對歷史的敬畏，也是對文物最基本的尊重。如今，賸餘的《景德傳燈錄》還在校內的標準書康尼保存，「在我退休之前，一定會把它修完。」許衛紅很堅定。

除了修復難度巨大的古籍，許衛紅和其他「古籍醫生」，還共同面臨著另一個窘境：修復材料緊缺。

古籍修復有一個完整的生態鏈：其中，合格的材料，是保證其修復質量的硬指標。

「尤其是紙張，現在做傳統手工紙的師傅少了，使用現代化學品和工藝製作的紙張，對古籍而言不是最好的修復及保護材料。」在採訪快結束時，許衛紅談到了從業以來遇到的困難。「剛入行的時候，圖書館只有5種修復用紙，現在已經有近300種紙張，但依舊不樂觀。技藝可以通過學習提升，不過紙張買不到就是買不到，用一張少一張。」

古籍修復只是文物保護生態鏈上的一環，如果傳統手工紙消失，等於是斷了古籍修復的「糧食」。採訪結束時，許衛紅站了起來，「希望大家能通過古籍修復，關注到古籍保護，甚至是這個生態鏈上的其他行業。這也是我們都在為之努力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