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前拍攝的24位「慰安婦」倖存者均已去世
2025年12月13日，是第十二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今年也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
2014年，時任《文彙報》專刊部副主任的郭一江開始隨著上海師範大學教授、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在斷續兩年的時間里，用鏡頭記錄了24位中國「慰安婦」倖存者的生活狀態，並最終集結出版畫冊《中國最後的「慰安婦」》。畫冊中的照片無聲地控訴了日軍的罪行。回望11年前的這些黑白舊影，郭一江說，「我是有遺憾的，80多年了，日本政府和右翼勢力仍不承認、甚至否定歷史，她們帶著冤屈去世，我也沒有拍下過老人她們舒心的樣子。」
「24位是當年同意接受拍攝的受害老人，她們已經全部去世了。三十多年里，我們逐步尋訪，團隊已確認中國各地有2100家以上的慰安所，中國大陸「慰安婦」制度倖存者為358人，目前，中國大陸地區登記在冊的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倖存者只剩7人。」2025年12月11日蘇智良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採訪時說。
她們是：
易菊連、湖南平江，89歲（1936年生）
何如梅、山西沁縣，93歲（1932年生）
彭竹英、湖南嶽陽，96歲（1929年生）
劉慈珍、湖南嶽陽，97歲（1928年生）
慧奶奶（化名）、湖南平江，97歲 （1928年生）
李奶奶（化名）、湖南平江，98歲（1927年生）
李秀青、湖南嘉禾，103歲（1922年生）
蘇智良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他們仍在跟進關愛著這些老人，「每月，她們有3萬元的援助費，醫藥費全額報銷，這些錢來自於紀錄片《二十二》的捐款，導演郭柯和我們當時募集了1000萬元的基金，用來援助這些老人。前段時間的中秋節，她們也收到了我們的月餅。」
2025年12月10日，澎湃新聞記者採訪了當年的見證者郭一江老師，他講述了當時採訪和拍攝的情況：
2014年的一天，我接到了上師大蘇智良老師給我打的電話，說當年「慰安婦」問題的一位受害老人李秀梅剛剛去世，他和他愛人陳麗菲準備去山西去送別。
我第二天就坐飛機到了山西，參加了李秀梅老人的追悼會，李秀梅是第一批在日本法庭上控訴日本軍國主義「慰安婦」制度的老人之一。蘇智良對受害老人們有很深的感情，他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就關心著這些老人。追悼會後，我們又探訪了另外兩位老人家。老人們和我們擁抱，說：「你們再不來看我們，下次就見不到了。」站在老人面前時，我的心在顫抖，蘇老師邊談邊流淚，老人邊說邊控訴。採訪時，蘇老師將其他人請了出去，房間里只有老人、蘇老師、蘇老師愛人和我四個人在場，非常安靜。我聽到她們的歎息和哭訴，氣氛凝重。
李秀梅，2014年4月10日去世，山西省盂縣西潘鄉李莊村人。 1942年初秋，日軍強行把她搶到鬼子的進圭村據點，當晚就被幾個鬼子輪姦了。因為她的堅決反抗，鬼子對她大打出手，她的一隻眼睛被鬼子的皮帶打瞎了，大腿骨被鬼子踢斷了，被打成重傷。 李秀梅的母親因營救女兒不成上吊自盡，父親因此發瘋。哥哥向親朋好友借了幾十塊大洋，把已經病得不成人樣的李秀梅接回家，在安頓好李秀梅後參加了八路軍，為家人報仇。1994年，李秀梅是第一個和日本律師團見面，在起訴書上籤名的受害老人，也是中國首批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者對日本政府提起訴訟的4人之一。本文均為 郭一江 圖
曹黑毛 ，93歲，照片拍攝時居住在山西盂縣下社鄉千口村。 1941年秋，日軍包圍了千口村，把曹黑毛押往進圭村據點的碉堡里。在被日軍關押蹂躪的兩年里，曹黑毛兩次懷孕。在第二次懷孕時，被殺的恐懼使她深夜出逃。摸回家後，經歷了千難萬險，母親把她藏到一個山溝裡。孩子生下後，只能扔進山溝，她從此失去了生育能力，後來抱養了一個女兒。如今這個女兒照料她的生活。 1995年，曹黑毛老人在日本東京地方法院起訴日本政府，提出了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者索賠訴訟。
老人們當時生活在破窯洞里，生活質量很差，窯洞里只有一盞昏暗的燈，我就在那個環境里給老人拍了照片。一是條件所限，二是，我也想用昏暗的燈光刻畫老人在歷史里被迫害的心情，傳達他們內心的悲憤，所以照片就呈現出這個效果。
陳蓮村，89歲， 照片拍攝時居住在海南省萬寧市大茂鎮。1942年起，陳蓮村多次被日軍和受日軍指令的漢奸脅迫，抓入南茂據點，成為性奴隸。1943年，被抓入南茂據點後受盡欺淩，病況嚴重，母親知道後請求保長作保，讓女兒出來敷藥就回去，待女兒出來後，父母一家立即逃跑，躲藏到山裡，直至日軍投降。戰後，陳蓮村離開保亭嫁到了萬寧，現與兒子同住。受害情況已經公開並做了公證。兒孫等後輩都理解老人曾經遭受痛苦，希望老人安度晚年，不希望外界打擾老人的生活。
那次的採訪，我拍了三位老人的照片，後來決定去廣西、海南，儘可能去採訪她們，瞭解她們的生活習慣，也尊重她們是否願意接受採訪的意願。這些情況開始階段沒完全確定，蘇老師做了很多前期工作，每年都關心他們。到了這個年紀，很多老人都願意站出來，講出歷史。因為日本方面從來沒有向她們道歉。
陳亞扁，88歲，黎族，照片拍攝時居住在海南陵水本號鎮養老院。1942年，陳亞扁15歲時被逼為日本人的性奴隸。三年中，她輾轉於三亞市海棠灣鎮（原藤橋鎮）與陵水縣本號鎮（原祖關鎮）砧板營兩地軍營慰安所。常年被日本兵強暴，經常遭受毒打，眼睛都哭壞了。 「不公平呀！日本既然承認了日本兵以前做的壞事，為什麼還是不道歉、不賠償？」 2006年9月，陳亞扁遠赴日本聽到判決結果後十分氣憤，「官司輸了，我不甘心。只要我沒死，我就要繼續討回公道！否則我死了都閉不上眼睛。」
我拍的時候也會傳來老人們離世的消息，有一次，一位生活在海南的老人沒收到我們刊發的報導，我遙望南方，悄悄為她燒了一份。我現在退休了，後來才知道，當年我拍的受害老人們都已經去世了。
符美菊，90歲，照片拍攝時居住在海南澄邁中興鎮土壟村。1941年，16歲的符美菊被抓到大成鎮附近的慰安所充當性奴隸，成為日軍「慰安婦」制度的直接受害者。22歲時嫁到澄邁中興鎮土壟村。丈夫已去世多年，兩個兒子也早去世，媳婦改嫁。目前和孫子王才強生活在一起，已有了重孫。早年受到的摧殘，使她一條腿明顯粗大，另一條細小枯廋，縣殘聯為她配了一個輪椅。孫子王才強說，奶奶腿病得很重，把針頭攻入腿上，她也沒有感覺了。
2014年，中國將每年12月13日設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我們的報導影響很大。後來，我們又去了山西、湖北、黑龍江，一共拍了24位老人，做了《中國最後的「慰安婦」》攝影畫冊，還聯繫了蘇老師，把照片送到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里展覽。日本軍國主義的「慰安婦」制度殘害了幾十萬亞洲婦女、中國婦女，3500萬中國軍民在二戰中傷亡。這些歷史就像德國法西斯迫害猶太人一樣，是人類歷史上黑暗的一幕。我記錄歷史不是為了記住仇恨，而是為了不忘歷史、不忘悲劇。
林愛蘭，90歲，照片拍攝時居住在海南臨高縣南寶鎮養老院。林愛蘭是家中獨女，一次日軍掃蕩將她的母親殺害，扔到了河邊，屍骨都沒找到。戰亂中，父親也不知所終。1942年12月，她成為一名抗日女戰士。被俘後被關進了日軍的據點，日軍用木頭塞住她的嘴巴，雙手吊起，「往死裡打」。到了晚上，日軍就不顧她的死活，將她作為性工具。由於極力反抗，她的右大腿筋骨被打斷，造成殘廢。慘無人道的「慰安婦」經歷持續了半年之久，她永遠喪失了生育能力。中國「慰安婦」問題專家蘇智良教授指出，林愛蘭是目前已知的、整個亞洲唯一一名被強逼為「慰安婦」的抗日女戰士倖存者。
王誌鳳，90歲，照片拍攝時居住在海南澄邁縣山口鄉美萬村。17歲時在去外祖婆家舂米回來半路上被日本兵抓去，在山口鄉大雲市子日軍部被逼為「慰安婦」並挖戰壕，同時被關押、充當性奴隸的還有五六個少女。1947年，19歲的王誌鳳嫁給土壟村的鍾玉安。 如今，老人耳聾了，被白內障折磨，一隻眼已睜不開了。前年有慈善組織到家裡義診，檢查下來血壓高，因年齡大不適合手術。「希望有機會去做手術。」她的世界里，現在就剩下這個願望，她希望能看得清楚一些。
黃有良，88歲， 黎族，照片拍攝時居住在海南陵水縣田仔鄉架馬村。1941年，14歲的黃有良就被日軍強暴。第二年4月，她又被日軍抓去，送到藤橋軍營充當性奴隸，每天遭受非人的折磨。兩年後，她謊稱父親去世要回家送葬，才得以逃出虎口。 2001年11月，黃有良作為原告代表，第一次站在了日本的法庭上，當庭講述了日軍侵佔海南島期間她的悲慘遭遇，控訴日軍的暴行。 「不見日本人！」2012年12月，日本友好人士、第22次到海南調查日本侵瓊史的日本海南島近代史研究會創始人佐藤正人聯繫她，被老人回絕。
韋紹蘭，94歲， 照片拍攝時居住在廣西荔浦縣新坪鄉桂東村小古告屯。1944年冬天，日本鬼子到桂東村小古告屯掃蕩，韋紹蘭背著女兒被抓。鬼子用汽車把她和其他被抓的女子們拉到馬嶺鎮據點關押，充當日軍性奴隸。3個月後，韋紹蘭趁夜色背上女兒偷偷逃出了據點，翻山越嶺，經過兩天步行逃回家。不久，女兒因在據點染病而亡。她在那年的農曆七月十三日，生下日本兵的孩子，取名羅善學。丈夫雖然同情她的遭遇，但聽著村里風言風語，感到無比的羞辱和仇恨。從此，她成了家族罪人，羅善學則在被視為「日本仔」的環境中長大。2010年，韋紹蘭、羅善學母子在中日愛心人士的幫助下，到日本作證、控訴日軍的暴行。
李美金，89歲，照片拍攝時居住在海南澄邁縣和嶺農場茅園村。16歲時，李美金被進村、燒村的日本兵抓走，送到臨高縣加來鎮據點。她和其他被抓婦女白天鋤草、修加來機場，晚上遭受日本兵的獸性施暴，被逼為「慰安婦」。幾十年來，她在兒女們面前一直都沒有提過那段痛不欲生的經歷，直到2002年，才把埋在心底的往事告訴外界，勇敢地站出來，揭露日軍的暴行。 「恨死日本兵了」，她說。
郭毛孩，2015年1月14日去世，山西沁縣定昌鎮劉家莊人。1939年農曆五月的一天，日本兵突然闖進來，將郭毛孩姐妹三人及嫂子用繩子捆起來，當作戰利品帶走。那時大姐姐剛20出頭，她13歲，妹妹才11歲。當天下午就有20多個日本兵糟踏她們姐妹姑嫂，開始小妹妹還大聲哭叫，不一會兒可憐的妹妹就沒了聲音，被日本兵輪姦致死，赤條條的妹妹被扔到了村旁的陰溝裡。之後就是暗無天日的日子，持續了半個多月，直到郭毛孩被折磨到無法動彈，被鬼子扔在一口破窯洞里，才被家人偷偷背回家。說起悲慘遭遇，老人渾身發抖。老人堅決要求日本人道歉、賠償。
郝月連，87歲，照片拍攝時居住在山西武鄉縣故城鎮羊公嶺村。1943年初夏，日本鬼子踢開了郝月連家的大門，將她強姦後，又將她和十幾個村民用長繩拴住押往南溝村據點。男性被吊打審問是否為抗日分子，郝月連等六七個女子被押到房裡輪流強姦，天天如此。直到她們傷痕纍纍，鬼子又從其他地方抓了十幾個人來，才肯讓家人拿了錢來贖人。沒幾個月她又被抓到南溝，被鬼子糟蹋。這段時間記不得有多久了，人都要死過去了。遭受這般摧殘，郝月連喪失了生育能力，一生無兒無女，丈夫已經去世，孤苦無依。她說，日本鬼子對我們犯下了這麼大的罪，難道就不該說道說道？
郝菊香，93歲， 照片拍攝時居住在山西武鄉故城鎮權店村。1939年春，日本兵到南溝搶東西砍樹木，將郝菊香家姐妹三人強姦後抓走，關押在一座房子裡，姐妹三人分開在三個房間。這間房子裡還有一個北韓女性。每天都有人數不同的日本兵來輪姦她們，苦熬了大概有一個多月，家裡籌齊了50塊大洋和大煙等其他東西贖人，姐妹三個才被放回。郝菊香說：「我們姐妹傷了身，回家以後吃了好多中藥都不見效，姐姐妹妹早早去世了。我90多歲了，還要活，我要為她們而活著，要把這個冤屈清算完，等待著日本人謝罪的那一天！」
李愛連，87歲，照片拍攝時居住在山西武鄉縣故城鎮邵渠村。李愛連在17歲和20歲時，兩次被日本兵抓進據點逼為性奴隸。第一次是在夏天，駐紮在武鄉段村和南溝村的日本兵，臨時在故城盤踞，就到離故城不到3里地的邵渠村「抓花女生」。日軍將李愛連等抓到鎮上一所房裡關押，白天和黑夜都進去欺負她們。直到他們要回駐紮地去時才放了她們。第二次是駐紮在南溝的日本兵突然包圍了邵渠村，打死幾個抗日群眾，又把20多人帶去南溝據點，女人們被糟蹋欺負，長達兩個多月，直到鬼子撤離。前些年聽說一些「慰安婦」制度倖存者要和日本鬼子打官司，她說：「我非常支持，但是也很擔心，都是老百姓，她們行嗎？」
劉改連，92歲，照片拍攝時居住在山西陽曲縣城 劉改連原為山西省陽曲縣溫川鄉北溫川村人。1943年12月底，村里一個名叫「三太君」的漢奸領著日軍將她抓到南溝據點，一同被抓到南溝的還有楊家掌、黃土方、董家堰、石朝、岔口的女人們。日軍將她們關在一間大房子裡，任意糟蹋。她曾經趁天黑逃跑，但被抓回遭狠狠打罵。家裡父母想盡辦法變賣牲口財產，籌齊了大約100大洋，才把她贖了回家，從此經常把她藏來藏去，不敢在家養病。 一說起這段日子，劉改連老人就深深地低下頭去。她說，我這輩子，做夢都是日本兵好像要吃人，沒有過上一天舒心的日子。
任蘭娥，87歲，照片拍攝時居住在山西武鄉縣故城鎮信義村。任蘭娥的哥哥在抗戰時參與抗戰，被漢奸告發，1944年夏，日軍到任家，燒燬房屋，燒死了爺爺，強姦了任蘭娥，並將全村20多個人帶往南溝據點。女人們被輪流糟蹋，和任蘭娥在一起的一個女子因不情願，動作慢了一點，被日本兵當場用刺刀從下身刺進去，慘叫後死去，另一個女孩子被當場嚇瘋。只剩下任蘭娥一個人，被日本鬼子殘酷蹂躪。大約一個月後，因八路軍攻打鬼子炮樓，鬼子兵幾乎全都出動了，任蘭娥哥哥跑進去將妹妹救出，全家將她藏進山裡養病。她說：「日本人要給我一個交代，日本政府要公開道歉、賠償。」
趙蘭英，92歲， 照片拍攝時居住在山西武鄉故城鎮信義村。17歲時，趙蘭英嫁到故城鎮信義村。1941年農曆五月，日軍衝進村莊，當著她婆婆的面，強暴了她。日軍還將她與堂姐趙蘭花、趙玉英一起押到南溝炮樓，每天有10多個日本兵來淩辱她們姐妹和其他女孩子。兩個多月後，她被家人贖出，但生活已不能自理，在床上一直躺了三月，從此落下一身的病痛。她的姐姐趙蘭花50來歲病倒了，在床上躺了20多年直到去世。「一定要控告日本政府！我要把他們的罪行告訴人們」，她說。
劉風孩，91歲，照片拍攝時居住在山西武鄉縣漳源鎮固亦園村。1943年春天，日軍到劉家坡搶糧抓人，將幾十名村民抓住押往固亦火車站據點，女性則作為性奴隸關押強姦。當年才19歲的劉鳳孩遭日軍長時間反復強姦、昏死過去，日軍將她和另一個昏死的女孩（劉月桂，已故）扔到山溝裡，所幸後來被救活。後嫁至固亦園村。2002年公開自己的經歷，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賠償。
張先兔，88歲，照片拍攝時居住在山西盂縣西煙鎮北村。1942年大年初二的早上，16歲剛剛完婚的張先兔在家裡被日軍抓走，13歲的新郎被日軍用刺刀抵住，嚇得精神失常，一生為此病所困。她裹著小腳無法跟上行軍隊伍，鬼子就把一個張姓村民抓來，強迫他背著張先兔到了十多里遠的日軍河東據點。在炮樓里，張先兔受到了非人的折磨，每天都遭受日軍的輪姦，稍有反抗就遭恐嚇、毒打。後來，家裡湊了100塊大洋送進據點里，才把她解救出來。 張先兔老人因此落下一身病痛。目前老人患肺氣腫、心臟病等，已不能行走。1998年10月30日，老人在日本東京地方法院起訴，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賠償。
毛銀梅，89歲，照片拍攝時居住在湖北孝感市，韓裔，毛銀梅，原名叫樸娥姬，1923年4月出生，家鄉是南韓西南部的全羅道北道風南區。毛銀梅5歲時父母雙亡，7歲當童養媳。1941年，18歲那年被騙到日本人在中國的漢口開的一個大紗廠，「你到那裡能賺很多錢。」從此，被押送到日軍在漢口的慰安所，成了日本兵的性奴隸。日本投降後被遺棄，後逃亡、流浪到湖北孝感的農村，被中國農民收留並結婚 。因感激上世紀60年代中國政府對外僑的照顧政策改姓毛澤東的「毛」，感激丈夫，取名丈夫喜愛的白色梅花而為「銀梅」。如今，丈夫已去世，她和養女住在湖北孝感市郊鄉村。
李鳳雲，94歲，照片拍攝時居住在黑龍江東寧縣福利院，韓裔，李鳳雲老家在北韓農村，原名李壽段，在慰安所里日本人強迫她改名「西刀米」。據李鳳雲老人口述：「在十九歲那年，為了給母親治病，把自己賣了四百八十塊錢。招工的人說，到中國能掙到錢，結果被騙到日本人開的妓院。後來又被賣到了叫‘蘇蘇浪’的慰安所，一天要接待二十來個日本兵，常常遭到毒打。我們都吃不飽，實在餓急了，就去偷點青蘿蔔吃，被日本兵發現後，就把我們的衣服扒光，用木棍往死裡打，之後還得繼續給他們糟蹋。」 因為有過去的經歷，她失去了生育能力，晚年由鎮福利院照顧。
何玉珍，2015年去世， 廣西荔浦縣新坪鄉漢田村人。1944年日軍佔領廣西時，何玉珍已結婚並有了孩子。在日軍到新坪地區掃蕩時，她被抓入據點逼為性奴隸，孩子餓死。她回憶，有幾次被日本兵野蠻糟蹋時昏迷在床上，後被日本兵潑涼水才醒過來。日軍押解她從新坪又轉移到拉莫山區，離得不遠的官岩是她娘家，她趁機逃跑。她被強迫為性奴隸的苦難日子約半年。1946年，何玉珍改嫁到3公裡外的廣西桂林市荔浦縣新坪鎮廣福村，但已經失去了生育能力，抱養了族中孩子，後與養子共同生活。2008年，她公開了自己的經歷。
符桂英，2015年3月28日去世，海南臨高縣皇桐鄉皇桐村人。1943年，符桂英的丈夫被日本士兵抓勞工。因為擔心，她來到村口看望，被日軍抓進據點強姦。據她回憶，為了建炮台等軍事設施，日軍不僅抓人到據點幹活，一到晚上，還搶婦女到據點強暴，建起「臨時慰安所」。她們要挑水給日軍士兵衝涼，「鬼子兵光著身子走來走去，洗好了看到誰漂亮就強姦誰。」她們深陷魔窟難見天日，同村的女子王玉開曾逃跑，抓回來後被打得死去活來。 從此，她和王玉開都喪失了生育能力。雖然她們都領養了女兒，但仍被人說「日本人跟她睡過」。她選擇了把屈辱埋在心裡。
丹恩玉民，2014年6月19日去世。 苗族，海南保亭響水鎮什齊村人。1943年，16歲的丹恩玉民與村里60多位苗族男女被騙到縣城做勞工，多次被日本軍官強暴。以後的兩年多里，她被強逼為性奴隸。直到1945年8月，日本人撤退，她們才逃跑。生前，老人和小女兒住在一起。對於老人過去的遭遇，家人很坦然。小女兒說：「一切都是歷史造成的，老人是無辜的。」2001年7月，丹恩玉民等8名海南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老人，正式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提出訴訟，要求日本政府公開認罪，向她們道歉、賠償。 2014年5月19日，身患重病的她，吃的是村衛生所開的不到一元錢一包的藥粉。在記者看望她一個月後，老人去世了。
H大娘，84歲，拍攝時居住在湖北武漢市，H大娘的故鄉在北韓半島的忠清南道瑞山。H大娘幼時父亡，母親帶著3個子女改嫁，生活貧苦。16歲時被騙到中國武漢，在積慶里成為日本兵的性奴隸，直到戰爭結束。戰後因羞憤於這樣的經歷而沒有返回北韓，後與武漢一工人結婚。2000年到東京控訴日軍暴行，後曾返回故鄉祭掃父母親的墓。現在仍生活在武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