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源流」季最後一課，溫浚源解讀《說文解字》｜名人大講堂

封面新聞記者 徐語楊 攝影 陳羽嘯

一字一世界，一筆一乾坤。東漢許慎編撰的《說文解字》（簡稱「《說文》」），不僅是我國第一部系統分析漢字形音義的字典，更是理解古代文化的鑰匙。透過漢字，我們得以窺見天地山川的輪廓與社會萬象的變遷。漢字是我們日常使用的符號，然而當我們凝望它，逐字探問它的身世與形義時，竟會發現其中蘊藏著如此生動有趣、博大豐富的世界。

研究《紅樓夢》稱「紅學」，研究《說文》稱「許學」或「《說文》學」，將一本書變成一門學問，可見其價值。1月22日下午，名人大講堂「漢字源流」季的最後一講，四川師範大學中華傳統文化學院特聘研究員溫浚源帶著《〈說文解字〉與漢語言文字學》的課題，與線上線下觀眾，分享了精彩的一課。

溫浚源從漢字對中華文明的重要性開始講起。中華文明之所以綿延不絕數千年而不中斷，在世界各大古文明中獨樹一幟，其背後有多重深層原因，統一而持久的文字系統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漢字不僅是思想交流與溝通的基礎工具、文化傳承與發展的關鍵載體、民族認同與國家統一的堅定基石，還是思維訓練與智力開發的重要媒介。正如溫浚源在講座中指出：「《說文》是漢語言文字學的奠基之作。從此我們讀古書、瞭解某一個字的本義、衍生意義等就有了一定的參考依據。」

東漢時期，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之爭激烈，今文經學家對文字常常有許多曲解，例如有人說「鬥」字是「人」拿著「十」，「蟲」字是使「中」字豎筆彎曲著，這些解釋顯然不符合漢字構造規律。面對這種情況，許慎毅然投身於《說文解字》的編纂工作，他的目的就是為古文書體正名、為規範文字說解，也為了更清晰地探究文字本源。

《說文》共說解9353個篆字，另加上1163個重文。溫浚源綜合以往學者的研究，例舉《易》《書》《詩》《禮》《春秋》等我國經典使用的漢字數，遠遠不及《說文》說解的漢字多。比如《詩經》用字2939個，《禮記》用字2367個，《論語》用字1512個。可以說，《說文》涵蓋的漢字範圍遠超經典，理解《說文》是詮釋經典的重要前提。

溫浚源提到，古人認為，「讀書先認字」，我們現在對一些經典中的字句理解不免有誤，其實就是源於我們對漢字的理解有偏差。例如，《論語》開篇的「學而時習之」，我們慣常的理解是「學習之後時常複習」，但我們知道這裏的「時」應該理解為「以時」，「習」是「踐習」。所謂「學而時習之」，在這句話的語境中，應該是學習之後在適當的時候去踐習的意思。

《說文》建立了漢字研究的科學體系，其中「六書」理論成為解析漢字構造的基石。許慎在《說文·敘》中系統闡述了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這六種造字和用字方法。

溫浚源介紹，許慎不僅提出理論，還將之運用於全書分析，使每個字的結構和來源有理可循。例如「上」「下」是指事，「日」「月」是象形，「武」「信」是會意，而大多數漢字是形聲字，如「江」「河」等字。這一理論是世界上最早對文字構造進行系統分類的理論之一，具有高度的科學性和賽前分析性。

首創部首分類法，也是《說文》的一項重要貢獻。全書設立540個部首，部首不僅是字形歸類標準，更是語義分類樞紐，這就是許慎說的「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而「類」的思想當溯源於《易》學。從部首編排的形序原則來看，以「一」為始，以「亥」為終，通過形體相似或邏輯關聯串聯部首，此類編排既符合「始一終亥」的宇宙觀，又通過形體的「並聯」與「串聯」形成樹狀結構。不同部首之間「據形系聯」，即通過字形關聯實現跨部首的體系銜接。

溫浚源舉例道，「人」部後面是「𠤎」部（倒著的人），之後又是「匕」部（反著的人），再後是「從」部（兩個人），這就形成了人體動態的連續演變，可見形旁的過渡。這就是「據形系聯」的原則，體現了漢字構形的邏輯性。這一分類法成為後世字典部首系統的基礎，雖後代有所簡化，但理念源於《說文》。

在講到「部首」時，溫浚源也特別區別了「部首」和「偏旁」的使用。部首是字典、詞典按照字形結構，取形體偏旁相同者，以部類排列，作為查字的依據，用於漢字排列和檢索。而偏旁是漢字形體的組成部分，用於分析字形，提示字義和字音。偏旁是對合體字而言，部首是對部內所統字而言。部首可以是合體字的偏旁，但偏旁不一定是部首。

「比如‘鬆’字，木是部首，公是偏旁。」溫浚源說。

此外，溫浚源還談到《說文》的其他核心特色，例如其保存古文字形，具有重要的文字史料價值；注重形音義互求，奠定訓詁學基礎；保存大量先秦兩漢詞義與文化信息；學術態度嚴謹，反對穿鑿附會；《說文》是漢語言文字學的奠基之作。

《說文》不僅是一部字書，也是研究上古社會文化的重要資料庫。許慎在解釋字詞時，涉及豐富的天文、地理、歷史、曆法、民俗、制度、音樂、軍事、動物、植物、醫學等各方面的知識，使《說文》成為了一部反映古代社會文化的百科全書。

溫浚源尤其提到了《說文》中與巴蜀文化相關的漢字，比如「嬽」「𦄑」「蠸」三個字，都與蜀地出產布匹的名稱讀音有關，由此可見在東漢時期，蜀地的織造業情況。

再如《說文》對古今文字的溝通，尤其是甲骨文在清末被發現後，學者們能夠通過《說文》的小篆體系成功考釋甲骨文。溫浚源提到，古文字學家如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楊樹達、陳夢家等，基本上都是「通過《說文》來考證商周金文，再根據金文去辨認甲骨文」。可以說，如果沒有《說文》保存的篆文和其他古文字材料，甲骨文等古文字的考釋在不太長的時期內難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至於今天的讀者學習《說文》，可以從閱讀《說文·敘》和《說文》部首入手。「敘」有端緒、次序的意思，而「部首」是以類化的方式來統領全書。

溫浚源總結，《說文》的問世，標誌著中國文字學的正式創立。它不僅為後世字典、辭書的編纂確立了檢字範式，更在清代迎來「許學」高峰。《說文》成書近兩千年來，曆代學者對其研究不斷深入，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說文》學」或「許學」。許慎以一己之力，為漢字建構了一套理解與檢索的「操作系統」，其功績使之被尊為「字聖」，實至名歸。《說文》不僅是一部字典，更是一部融合文字學、語言學、歷史學、哲學與文化人類學的綜合性巨著。其系統性、科學性與歷史價值，在世界文字學史上亦屬罕見。

回望許慎著書始末，從青春壯歲到白髮暮年，其間的堅守與求索，已不僅是個人學術成就，更成為一種文化象徵。在紛擾的世相中，以理性與系統守護文明的根基，這正是《說文》穿越千載仍熠熠生輝的精神內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