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里的中國|喝早酒、吃「千年金槍魚」,被鏡頭放大的山東大集

我從小愛趕集。這事情一直很怕讓人知道。

在村里,我這種人會被喊「集滑子」——愛湊熱鬧,不矜持,不是什麼好品德。就像人家都羞於在街上吃飯,覺得那是一種張揚和炫耀,是不儉省的表現。大集上的油條攤、包子攤,也很少放個飯桌後備。

村里的大集幾十年如此。但遠處的大集不一樣了。

這兩年,貼著「趕山東農村大集」標籤的短影片流傳甚廣。我也刷到過:一大早,大爺們在攤子上炒個菜,當眾喝得醉醺醺,美其名曰「早酒文化」;號稱「從太平洋、經馬六甲海峽來,保質期99年」的有千年歷史的金槍魚頭,和男攤主的胸膛一樣寬,腮上兩片鰭,拇指粗的眼睛乾癟。買了魚頭的男人提溜著尖嘴,遞給一個白頭髮老頭,老頭不斷往魚頭上淋醬汁。燒好了,嚐上一口,男人連連作嘔。

我有種怪異和獵奇的不適感,每次看到這些畫面就趕緊劃過。我很難把它和我從小生長的地方聯繫起來。

「你們山東大集真是那樣嗎?」

我想回答朋友的問題。今年春節,回到魯東南的山坳里,我試圖用更慢的方式重新趕一次村里的大集。它變小了,也變老了。我跟著奶奶拎著化肥袋子在集市上走,發現這裏果然沒有任何超出想像的驚奇,每一筆交易都繞不開最平常的生活。

出於好奇,離家一百公裡外,爆火的費縣大集和臨沭曹窪大集,我也去了。它和我記憶里的集市相距甚遠,卻更符合互聯網上定義的「煙火氣」。被四面八方的人潮推撞著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大集已經不再是每個月固定的那幾天和那幾百米長的路,也不再只屬於生活在這裏的人。它屬於鏡頭,屬於算法,屬於外部對鄉村的想像。它的「真實」會被不斷爭奪。

2月16日,農曆臘月二十九,臨沭縣曹窪大集,一位攤主一邊賣貨一邊直播。 新京報記者 趙敏 攝2月16日,農曆臘月二十九,臨沭縣曹窪大集,一位攤主一邊賣貨一邊直播。 新京報記者 趙敏 攝

煙火

大概一個月前,曹窪大集開始頻頻出現在我手機里。短影片能刷到,新聞里也能看到。我關注的臨沂的網紅,專門趕去拍影片。回家的時候,縣城里一對夫妻在我跟前路過,商量著要去趕趕那個「壯觀的大集」。

當地統計出了一個嚇人的數字:曹窪大集的單日客流已經突破了10萬人次。

「為什麼它這麼火?」趕集趕了二十多年的我,從沒見過這麼大陣仗。我決定拉上妹妹去湊個熱鬧。

但也太熱鬧了。除夕上午九點,我倆像被硬塞進了一隻已經裝滿、拉鏈都拉不上的行李箱,艱難地在主街上走,緊挨著人。「那場面是相當大啊,那真是鑼鼓喧天,鞭炮齊鳴,……」我腦中一遍遍迴蕩著熟悉的小品台詞。太吵了,寫著店名的旗子在風中獵獵,攤主錄好的叫賣聲被大喇叭循環播放。好不容易看到了想買的,想問價格,還得扯著嗓子使勁吆喝。

「家人們,點點小紅心。」一個中年男子的聲音擠進我的耳朵。他在擺攤,但很遺憾,我看不清他在賣什麼,只能勉強看到他面前支起一部手機。

很難想像,這個大集去年剛剛開始火起來。

去年9月,來自江蘇、安徽等地的旅遊團來了,「一輛輛大巴車往這拉人。」一位當地的女士告訴我,這個有2000多個攤位的大集物美價廉,有當地很多中年人的兒時記憶。一下子,「來臨沭曹窪大集感受人間煙火氣」的話題,就登上了社交平台熱搜。

2月16日,農曆臘月二十九早上八點左右,臨沭縣曹窪大集,一位主播正在直播趕集。 新京報記者 趙敏 攝2月16日,農曆臘月二十九早上八點左右,臨沭縣曹窪大集,一位主播正在直播趕集。 新京報記者 趙敏 攝

一塊錢一個的烤排、一塊錢兩個的牛肉煎包、十元四個的奶油麵包、五塊錢一碗的拉麵……有博主來這裏試驗,在大城市只能買到兩三杯咖啡的一百元錢,在這裏買到的東西根本拎不動。我在媒體報導里看到過一組數據:2025年11月23日,週末,曹窪大集的人流量峰值突破14萬人次,交易額超1500萬元,被列為商務部「千集萬店」改造提升試點項目。

主路上的一名攤主告訴我,火了之後,大集被劃分成不同區域,每個大隊管理一片,收取攤位費。

攤位一個難求,為了疏解交通,路中間不允許擺攤。但秩序在流量面前變得格外脆弱,臘月二十九這天,攤主們還是爭相佔據這裏,有人畫了圈,寫上「佔」字,但這個圈沒起到作用,它被兩個攤子分佔。有管理人員來勸離,沒過一會兒,新攤子又支起來。

曹窪大集已經存在了五十多年,另一處火出圈的費縣大集也有超過百年的歷史。經過前幾年的改造升級,如今兩個大集各自佔地一百多畝,各有14個足球場那麼大。儘管兩個集都在縣城的邊緣,但我感覺,它們離城市並不遠——像我這樣的年青人和中年人是趕集的主力,集上有不少新鮮東西,爆炸腸、網紅年糕、奶油麵包、巧克力口味的爆米花,還有拉布布、「哇庫庫」這樣時尚的玩具,好在價格都不貴。

餃子妹,拉麵哥,賣豬肉湯的叫徐姐,搗魚刺的叫朗尼。很多攤主都取了好記的名字,也都成了網上的紅人。

費縣大集上,「搗魚刺朗尼」最火,他的抖音帳號有33萬粉絲。臘月二十八,朗尼的攤位上放著音樂,他穿著標誌性的花襖,一邊顛勺,一邊保持微笑,和遊客合照。

很多人不是奔著吃飯來的,是奔著「拍到」來的。拍朗尼,發個朋友圈和短影片,不僅是要買東西,還得帶走一種「我來過」的證明。但不管從哪個角度拍,照片背景都避不開一圈廣告——一款酒的招牌,三面圍著朗尼。

2月15日,農曆臘月二十八,「搗魚刺朗尼「正在炒菜。 新京報記者 趙敏 攝2月15日,農曆臘月二十八,「搗魚刺朗尼「正在炒菜。 新京報記者 趙敏 攝

朗尼所在的熱炒區是集上最火爆的地方。下午三點多,不是飯點兒,這裏依然滿座。當地人告訴我,不只是這天,平時人也不少,有本地的,也有從蘇北、安徽、河北、天津來的外地人。

來山東趕集已經成了一件正經事。

我發現很多人都拿著手機拍影片,還有人帶著專業攝影設備。臘月二十九那天,我在平台上搜,這裏至少有9個直播帳號在開播。大集變成一種帶滿了標籤的內容,誰家的攤主最會說話,誰家的羊湯最白,互聯網上都有結論。

但對於流量,當地很警惕。

費縣大集走紅兩年了,縣委、縣政府派出人員保障大集,在不同方位設置網格值班室,除了維持秩序、監督環境衛生、管理市場等,還要警惕可能帶來負面影響的事件。

2月15日,農曆臘月二十八,費縣大集上擁擠的人群。 新京報記者 趙敏 攝2月15日,農曆臘月二十八,費縣大集上擁擠的人群。 新京報記者 趙敏 攝

一些主播把手機對過來的時候,他們擔心「低俗流量」湧入,破壞當地的形象,開始勸阻。之前,費縣的「拉麵哥」走紅後,各路博主「圍攻」他家,讓當地心有餘悸。

而現在,他們也擔心,短影片上的「千年金槍魚」「喝早酒」一類的說法會落在自家地盤上。政府一位工作人員甚至專門去查了喝早酒的由來——這一屬於長江流域的碼頭文化,流行於湖北、江西等地。而在務農為主的魯東南,早起勞作的農民也許會喝上一兩杯解乏,但不會醉醺醺的,畢竟,他們還要幹一天活。

平常

相比之下,百公裡外,在我生長的泉莊鎮,大集顯得清寂許多。

臘月二十七,逢集。有31個行政村的魯東南小鎮,其中5個人比較多的村子設了集市,每5天輪換一次,這一傳統至少延續了70年。

我家所在的山村,建在山穀和山腰,被群山環繞。大集在地勢最低的溫涼河邊。每逢農曆二、七,便是離我家最近的集。

對我們來說,趕集可是一件鄭重的事。

一大早,81歲的奶奶吃完早飯,洗罷臉,仔細梳好頭髮,換上輕便的鞋,穿上平時很少穿的衣服,收拾妥當去趕集。她的頭髮已經花白,個子縮了一些,女兒給買的那件暗紅色點綴深綠色的毛絨厚褂,已經大了許多。年青人走十分鐘的路程,奶奶得踱半小時,但她還是每次集都不落。

這是今年最後一個年集(農曆新年前夕的集市),不像之前、主要買煎餅和饅頭,這次要買的東西更多——「要買五天前漏買的芹菜,再買瓶香油給你們拌涼菜,買把笠射,再買橘子和香蕉,其他的,看著添置。」奶奶年紀大了,容易忘事,趕集前得反復念叨幾遍。為了多裝點兒東西,她沒帶那隻藍色布包,而是帶了一隻洗乾淨的化肥袋子。

對奶奶來說,趕集,是她一成不變的生活中少有的活動和樂趣。她不懂網購,不習慣去超市,更沒法去3公里以外的商場。趕集依舊是她獲取生活必需品最便利也最可靠的途徑。

在農村,人們在很大程度上能實現自給自足,一切都可以在家裡收穫,製作。但總會有沒栽種的菜和水果,沒能養殖的魚和肉,沒穿過的更時尚一些的褂子和褲子。

如果沒有集市,這些很難一站購齊。我上高中(2011年)之前,村里只有4家門市部,商品總是不全,很大一部分是賣給孩子的零食。鎮上的第一家超市在2008年左右才開起來,那已經算是一家「高端」商場,擺著電視上能看到的商品,但價錢也貴,只能作為逛一逛的消遣,不是能常去消費的地方。最能解決日常生活需求的只有集市。

大集上,祖孫一起趕集。 新京報記者 趙敏 攝大集上,祖孫一起趕集。 新京報記者 趙敏 攝

早先,集市分幾個區域,菜市、魚市、肉市、衣裳市、鞋市,還有水果攤、各種土產以及日用品攤。菜市和魚市緊挨著溫涼河邊,那裡還設有理髮區。無論冬夏,都有五六個穿白大褂的理髮師,在靠牆的地方擺成一排,就地搭灶燒水,熱水蒸騰而上,理髮師用刮刀和泡沫,給老人理髮。

魚市最受歡迎的不是活魚,而是各種醃製的鹹魚,能長時間存放。鮁魚肉厚,用它醃製的鹹魚最受歡迎,但價格也高,一斤幾十塊,奶奶往往只捨得買兩節手指長,回家用來燉茄子、炒雞蛋,香味能飄滿整個村子。

大約七八年前,舊村改造後,攤位少了許多,都集中到那條東西長幾百米的路上,集市縮到原來的三分之一大。

現在雖然也擁擠,但不是「人擠人」。上了年紀的人大都開三輪車來,這是他們的代步工具,也是農忙時的運輸工具。在大集,這兩個功能可以同時實現。從集頭走進去十幾米,就開始堵車,三輪車、電動車、電單車,還有幾輛過路的汽車擠在一起,也不按喇叭,就互相退一步,找空子錯開。

攤子很簡單,塑料布在地上一鋪,或者用鐵架支起木板,或將三輪車和小貨車的後鬥門放下來,就成一個攤子。攤主斜挎個小包,站在攤後邊。每個攤子上都有一張「黢黑的紙」——攤主的收款碼。不過,奶奶還是和很多老年人一樣,習慣在褲兜里揣上現金,但找不開零錢的時候越來越多。

有些攤子很吵,比如白墩墩的豆腐冒熱氣,炸油條的鍋子「吱吱啦啦」,玉米倒進去,機器「轟隆隆」吐出黃色的玉米條。還有炒籃的鐵匠夫婦,女的輪大錘,男的掌鐵,渾厚的「鐺——鐺——」和輕快的「叮叮噹噹」有節奏地配合。钁頭、鐵鍁,鐵耙,這些鐵製的農用具卷刃了,村民都要來找他們。打完鐵,燒得赤紅的钁頭探進涼水,水霧「吱啦」地叫著升騰起來。

最招搖的是衣服攤,每件衣服都大大方方展開,單獨掛在繩子上,摞三四米高,遠遠就能望見。色彩最豐富的是年畫攤,掛著大紅色底、寫著燙金字的對聯,地上鋪著年畫和蘿蔔錢。還有糖果攤,小時候,奶奶每次趕集都從攤子上挑一把糖和巧克力,再買幾個小橘子和羊角蜜,回到家裡,坐在天井的台階上,把一兜子的五顏六色塞給我。

2月14日,農曆臘月二十七,離我家最近的大集上的對聯、年畫,一位中年男子正在和攤主交談。 新京報記者 趙敏 攝2月14日,農曆臘月二十七,離我家最近的大集上的對聯、年畫,一位中年男子正在和攤主交談。 新京報記者 趙敏 攝

有些攤子很舊。比如賣洗漱用品的,那裡的洗髮水、香香(鄉音,指面霜)幾十年沒有變過。落滿灰塵的外包裝也封住了時間。

在這裏幾十年的老攤子不用吆喝。攤主多是住在附近的、我父親那輩、50多歲的人,或者爺爺奶奶那輩的老人,三十年來,他們一直幹老本行,賣著自家地裡生長的作物,或者自己製作的物件兒。菜園里自家吃不完的白菜、油菜、韭菜,沒賣完的蘋果、山楂,自家的雞蛋、公雞和母雞,木匠新作的桌椅後備,用荊條編的筐,用白條編的笸籮……都可以拿到集上去賣。我三姨一家,帶著一車設備在集上「壓鋁鍋」——大家把家裡的廢鋁,比如易拉罐,拿過去,就能拿回一口新的鋁鍋。

拿著喇叭叫賣的,大多是開貨車的新攤子,年輕的攤主倒騰來了外地的新鮮東西:「便宜了便宜了,橘子十塊錢三斤,十塊錢三斤!」「來了青島的刀魚、青島的刀魚!」同學的父母曾經開過一個水果攤,總有香蕉和菠蘿,小時候,這些遠道而來的水果散發著我不熟悉的香氣,價格也給了我不小的震撼。

熟悉

這些年,奶奶在集上碰到的同輩親朋和攤販越來越少。我在集上碰到的同齡年青人也越來越少——他們大多在縣城買了房子,安了家,平時很少回來。

這回,奶奶在集上碰到了她的外甥,他在國外的油田工作,被當地一種熱帶蟲子咬了半邊臉,在北京住了半個月的院。奶奶看著他的臉,安慰了好一會兒。

在集上總會碰到熟人。那些許久不見的親戚,見面先問好,「你也來趕集了」,交流一下近況,再交換一下身邊人的消息,誰生病了,誰家的孩子要結婚,誰的孩子考上了大學……這些瑣碎能幫人們確認,生活仍在繼續。或許這也是奶奶一個集不落的原因,這是她少有的獲取外界信息的方式之一。

在大集上,相遇的兩位老人在交談。 新京報記者 趙敏 攝在大集上,相遇的兩位老人在交談。 新京報記者 趙敏 攝

鄰里的嬸子大娘之間會相約趕集,挑菜挑衣服的時候,她們會互相掌掌眼,一起砍價。沒約在一起,在路上碰到,也愛分享自己買了什麼,價格多少,誰家的菜好,現在時興的是什麼款式的衣服。

攤主和顧客也相熟。衣服市的褂子、褲子掛了三四層,攤主拿著頂端分叉的長杆,要看哪件,他用杆子精準挑下,俐落地放到你面前。對每個顧客的脾氣秉性,很多攤主都摸得透,誰喜歡砍價,誰大方,誰只看不買,他們都心中有數,有不同的應對策略。

小時候,集上偶爾來一個「撇著腔」說普通話的陌生貨郎,帶著喇叭推銷菜刀、絲襪。賣菜刀的號稱「一刀切萬物」,賣絲襪自誇襪子永遠不會破洞,但一個集過後,他們再不來了。過幾個月或幾年,會有賣同樣物件的人再來。這些新鮮的攤子邊,永遠擠滿了看熱鬧的人。

大集,一個社交場,算是村子裡難得的一處低成本的公共生活空間。按照固定的節奏,每隔幾天就把臨近的人聚在一起,打招呼,交談,作別。當然,對這群一輩子和土地打交道的農民來說,或許不懂什麼是公共空間,只知道這是一件值得期待和鄭重對待的事。

我小時候,也天天盼集。每到逢集的那天,天氣總是剛剛好,不冷也不陰,我可以穿上最好看的一套衣服,到集上買想吃的水果和零食。遇到同學和他們的媽媽,就遠遠地打個招呼。

但我不喜歡和媽媽一起趕集,印象中她總是在挑選衣服,砍價也要花老半天。但長大後,我才理解了她操持這個家的窘迫。

我最喜歡的是一處安靜的書攤。那是鎮上唯一能買到書的地方,當然,最暢銷的永遠是教輔材料。其中一塊木板上碼出一排排課外書,我會和媽媽約定,我在那裡看書,她去逛,回來時喊我一起走。

我在那裡買了自己第一本課外書《福爾摩斯探案選集》,後來,又陸陸續續用壓歲錢買了不少書。對於我來說,這處攤位算得上是我的文學啟蒙之地。

這次回家,我沒想到,書攤還在那裡。木板已經換成了三輪車的後鬥,攤主的頭髮已經半白,他告訴我,剛賣書時自己的孩子還在上高中,現在,他的孫女都考上了大學。

大集上的書攤。 新京報記者 趙敏 攝大集上的書攤。 新京報記者 趙敏 攝

他不記得我了,這些年,攤子前來來往往的孩子們早已換了模樣。很多孩子像我一樣,後來離開山村,離開縣城,去了別的地方。

生活在北京,我也常能在手機上刷到關於家鄉的畫面,有年青人回家給老人拍影片,有人講故鄉的歷史和風景。流量來了,對這片土地來說,是好還是不好?至少目前來看,被看見還是一件利大於弊的事。

對於鄉村,不管外邊的人仰視也好,俯視也罷,這裏的人一直平視自己。時間自有節律,耕種、收穫、吃飯、穿衣,在每個月的固定時間,人們還會挎上提籃,拿上佈袋,到那個固定的地方,鄭重地去趕一場集。

新京報記者 趙敏

編輯 彭衝 校對 陳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