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全國人大代表姚明：超六成體育教師長期高負荷運行

2026年全國兩會正式開啟，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和體育界知名人士，姚明今年關注的議題與中小學息息相關，他發現，學校體育需求快速提升的同時，體育教師隊伍建設卻面臨新的壓力，「課程在加碼，教師在透支」。他建議從結構優化和機制完善入手，系統推進體育教師隊伍建設。

對話新京報記者時，姚明表示，只有在制度層面進行統籌，才能為青少年營造更加平衡、健康、可持續的成長環境。同時，北京姚基金公益基金會將和新京報一起，持續關注青少年健康、體育公益項目。

另外，姚明持續關注孩子們過度使用屏幕的問題，在去年提出「息屏24小時」倡議的版本上，他今年提出了「升級版」建議。他認為，不僅要嘗試讓青少年從時間管理入手、主動減少屏幕使用，也要提供公共空間供給服務，創造穩定的青少年現實社交場所。

對話

超六成體育教師處於中高強度教學區間，亟待改善

新京報：近年來，教育部對中小學體育課、體育運動日益重視，提升了體育課在校內所有學科教育中的權重，讓不少體育老師走進了學校的「中央」。你在此次全國兩會上關注體育老師的身心健康問題，請問目前校內體育教師緊缺程度和課程壓力如何？有無詳細的調研數據？

姚明：確實在學校體育呈現出明顯「高需求」態勢的同時，體育教師隊伍建設卻面臨新的壓力。北京姚基金公益基金會調研顯示，當前不少學校體育教師整體處於「緊平衡」狀態。隨著課時增加與專項教學要求提高，師資補充節奏卻相對滯後。超過六成體育教師處於中高強度教學區間，不少教師每週承擔16節以上課程，同時還需承擔課後服務、專項訓練、體質監測和賽事組織等多項職責，長期處於高負荷運行狀態。

與此同時，師資供給整體缺乏彈性。近半數學校認為體育教師數量明顯不足，大多數學校編製多年未有明顯增長，需求增加往往直接轉化為個體壓力。此外，體教融合背景下，體能訓練、專項技術、運動康復等專業能力需求持續上升，但相關專業人才儲備不足，專業結構與課程升級之間仍存在差距。城鄉之間、區域之間配置不均，農村和薄弱地區師資短缺問題更加突出。

可以說，當前中小學體育教師隊伍建設面臨的主要矛盾，並非簡單「缺人」，而是在高需求背景下形成的「超負荷運行與低配置並存」的結構性問題。如果這種狀況長期存在，不僅會影響教師職業吸引力，也將製約學校體育由「課時保障」向「質量提升」的順利推進。

新京報：我們也關注到體育教師師資數量明顯不足等問題，推動問題解決目前還需要哪些政策上的支持？需要疏解哪些堵點？

姚明：我認為要在規範的前提下探索多元補充路徑，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定向培養和支教機制等方式，緩解階段性壓力，特別是加強對農村和薄弱地區的支持。

還要完善區域流動和支援機制，增強師資配置的靈活性，使資源配置更好地適應學生規模變化和政策節奏。圍繞專項教學和體能訓練需求，加強相關專業培訓，提升供給質量。同時完善工作量核算和激勵機制，減輕教師高負荷壓力，增強職業吸引力。

在教學組織方式與評價方面，可以探索分層與項目化教學，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建立符合體育學科特點的綜合評價體系，將學生體質提升、課堂質量和實際工作量納入考核，強化質量導向與制度保障，提升配置科學性與公平性。

單純靠技術限制或法律禁令難從根源上讓青少年「息屏」

新京報：你一直在關注青少年的屏幕使用問題，在2025年的全國兩會上，你提出「息屏24小時」的建議，此次「息屏+」建議可以說是2.0版本的再升級？

姚明：是的。需要看到的是，我國未成年人屏幕治理具有明顯的國情複雜性。一方面，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規模較大，手機與網絡在維繫親子溝通和情感支持方面具有現實功能；另一方面，區域發展仍不均衡，數字技術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彌補教育資源差距的作用。因此，簡單複製以剛性限制為主的管控模式並不可行。

我國屏幕治理應堅持「規範引導、合理使用」的方向，在保護與發展之間尋求平衡。近年來，我國已初步形成以法律制度為基礎、政府主導、多方協同的未成年人數字保護體系，整體呈現「堵疏結合」的治理格局。但在基層實踐中仍面臨一些現實難題：區域差異導致政策落地效果不一；家校銜接機制不夠順暢，放學後及週末存在管理空檔；部分未成年人通過技術手段規避「青少年模式」；教育數字化背景下線上學習安排客觀上增加了屏幕時間。

實踐表明，單純依靠技術限制或法律禁令，難以從根本上改變青少年對屏幕的依賴結構。因此我提出了進一步的建議。

新京報：對於這些問題，你和北京姚基金公益基金會做了哪些調研工作？

姚明：在實踐中調研發現，時間倡議具有提醒和引導意義，但如果缺乏現實替代場景，青少年即便短期「息屏」，也難以形成長期穩定的線下參與習慣。問題的關鍵不只在於「用多久」，更在於「離開屏幕後去哪裡、做什麼和誰在一起」。

資源條件較好的家庭往往可以通過培訓機構或商業場所，為子女提供豐富的線下活動選擇；而普通家庭和資源相對匱乏家庭，更依賴社區、學校等公共空間獲得安全、穩定、低成本的活動場所。

我們也發現現實中，校內外公共服務空間仍存在不足。校內空間功能高度教學化，除教室和操場外，供學生自由交流的非教學空間有限，課間和課餘時間被壓縮，穩定的現實社交場所匱乏。校外層面，一些社區空間主要面向成人和老年群體，適合青少年長期停留和自主活動的場所不足；農村和城鄉接合部地區公共服務投入有限，可及空間更為稀缺。

在「雙減」政策釋放課餘時間的背景下，若缺乏相應公共空間承接，部分青少年只能被動轉向線上娛樂和屏幕使用。

公共空間不能僅「被動存在」，要有穩定陪伴機制

新京報：為此你提出了建設青少年公共服務空間的建議，這一場景的建設對於推動青少年主動「息屏」有哪些幫助？

姚明：公共服務空間不僅是物理場所，更是連接個體與社會的重要載體。它為青少年提供低門檻、可持續的面對面互動環境，使同伴交往和社會支持在日常生活中自然發生。在數字時代，現實空間所提供的具身參與、多感官體驗與持續互動，有助於青少年重建穩定的活動節律和社會秩序，降低孤獨感和社交退縮風險。

公共服務空間還具有重要的社會公平意義。公共服務空間供給是否充分，直接關係到不同家庭青少年獲得現實參與機會的公平程度。

同時，公共服務空間並非建好場地就能自動發揮作用。青少年注意力穩定性和自我管理能力仍在形成階段，其行為選擇高度依賴具體情境和外部引導。如果缺乏持續活動組織和穩定陪伴機制，空間容易淪為「被動存在」。只有通過反復進入、共同使用和持續實踐，公共空間才能真正轉化為具有吸引力和歸屬感的社會場域。

因此，有必要推動屏幕治理思路由單一的時間倡議，進一步走向以空間建設為基礎的實踐升級。通過擴展青少年公共活動空間，完善活動組織和陪伴機制，將閱讀、體育、勞動實踐和麵對面交流等線下活動納入常態化公共服務體系，讓青少年在息屏之後「有處可去、有事可做、有人可伴」。當現實空間能夠承載正常的交往需求，屏幕使用自然會回歸更加合理的狀態。

青少年屏幕依賴問題，並非單純源於技術本身，而與現實活動機會不足密切相關。只有在制度層面統籌空間供給、活動組織與家庭支持，形成家校社協同參與的多元治理結構，才能推動屏幕管理從階段性倡議轉向日常生活結構重塑，為青少年營造更加平衡、健康、可持續的成長環境。

新京報記者 劉洋

編輯 繆晨霞 校對 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