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特刊·黨報聯動｜石語千年——秦刻石巡禮與當代對話

尕日塘秦刻石： 叩問黃河源頭的秦時明月

青海日報融媒體記者 魯東 賈泓

當我們叩問黃河源頭的秦時明月，一方沉睡千年的刻石，正為理解中華文明「大一統」的基因與當代發展提供了嶄新的歷史註腳。

2025年9月15日，國家文物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召開新聞發佈會，位於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瑪多縣紮陵湖北岸的一處刻石被正式認定為秦代刻石，並定名為「尕日塘秦刻石」。「矗立河源，補史之缺！」這塊古老石頭是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的重要成果，它不僅是我國目前已知唯一存於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更以其獨特的歷史、文字、書法及地理意義，系統解碼了秦朝「書同文」這一塑造文明底色的偉大實踐。

補史之缺，

重塑民族交融的早期記憶

尕日塘秦刻石全文共37字，保存較完整的文字信息為：「占士/使五/大夫臣□/將方□/采樂□/陯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百五十/里」。這段不見於《史記》等任何傳世文獻的文字，具有極高的「補史之缺」的史料價值。

刻石記錄了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五大夫翳率領方士團隊前往「昆陯」（崑崙）採藥的官方行動。複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文科資深教授在文章中指出，它補充了秦始皇期盼長生久視，四處派人尋仙採藥的史實素材，同時破除了以往認為秦始皇派人尋仙採藥只是在東區沿海地區的傳統觀念。從尕日塘秦刻石和《里耶秦簡》綜合來看，秦始皇派人尋仙採藥是全國範圍的，並不只限於東區沿海。

同時，這也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過程的鐵證。秦帝國西疆原本止步於隴西郡，其外便是羌人活躍區域。五大夫的採藥車隊能夠深入黃河源頭，很可能得到了沿途眾多羌人部落的協助與支持。這生動反映了秦王朝與西岸羌人部族的深度互動，將中原與青藏高原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歷史大幅前推，為唐蕃古道等高原交通網絡的形成奠定了早期的歷史基礎。

「書同文」，

文化大一統的邊疆迴響

在書法藝術層面，尕日塘秦刻石是秦朝「書同文」政策超越政治管轄邊界、產生廣泛文化輻射力的最佳範例。

刻石上的37個字，文字風格統一，屬典型的秦篆（秦小篆）。專家通過高精度信息增強與微距攝影技術分析發現，其刻製採用了秦漢時期典型的「平口刀法」，斜方直接入石，具有顯著的「因形布字」特點（即根據岩石天然的形狀來佈局文字）。書法氣息高古，字體圓中寓方，章法規整中見參差，甚至隱隱展現出隸變的開端。

刻石不僅是歷史的見證，更是語言文字演變的活化石。尕日塘秦刻石的用詞造句，高度符合秦代統一後的語言習慣與官方規範。

例如，刻石開篇使用「占士」二字，而非「王」或「帝」，嚴格遵循了秦統一六國後更改的名號制度；文中表示「抵達」時使用了「到」字而非古文中更常見的「至」字，這與大量出土秦簡牘中「到」字使用頻率遠高於「至」字的規律完美契合；而「昆陯」的「陯」字使用了極為罕見的軟耳偏旁（阜部），這與《里耶秦簡》中的寫法如出一轍。使用介詞「以」來引介時間（「以卅七年三月己卯」），也是典型的秦簡行文特徵。

尕日塘秦刻石的存在表明，標準化的秦篆不僅通行於中原郡縣，更隨著國家使團的腳步，被深深刻印在了遙遠的雪域高原。這不僅僅是文字的記錄，更是文化認同與大一統國家意志的宣示。

矗立河源，

實證早期中國的疆域視野

「河出崑崙」是深植於中國古人記憶中的古老地理觀與神話信仰。在尕日塘秦刻石被確認之前，學術界對於秦朝人的地理認知與活動範圍，往往局限於史籍所載的「西至臨洮、羌中」。然而，尕日塘秦刻石的發現，徹底突破了傳統文獻對西岸地理的模糊描述。

這處刻石位於青藏高原腹地的紮陵湖北岸。經科學測算與歷史地理學印證，秦代使團從「秦都」鹹陽出發，歷經千餘里跋涉，克服了高寒缺氧的極端自然環境抵達此地。刻石中明確記錄了「車到此」的信息，這證明了早在秦代，中原先民的探索足跡就已經深入到了青藏高原腹地的黃河源頭區域。

它不僅證實了中原王朝對於黃河源區、崑崙山所在方位有著較為清晰的認知，更表明新生的大一統國家已經將影響力擴展到了青藏高原，是中華民族探尋地理極限與國家疆域認知的偉大實證。

站在今天回望，我們透過尕日塘秦刻石叩問黃河源頭的秦時明月，用「石語千年」生動詮釋了中華文明大一統的歷史進程。它所承載的崑崙精神與文化認同，正與當代中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時代主題形成深刻呼應。保護與解讀好這方刻石，就是守護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根脈。

封泰山碑： 存世最久的帝王頌功碑

大眾日報記者 盧昱

秦始皇於公元前221年統一六國後，從公元前220年到前210年五次巡遊於秦境，在巡遊路上群臣為歌頌其功德、昭示萬代而所刻之石共有七處，從刻石時間上排列分別稱「嶧山刻石」「泰山刻石」「之罘刻石」「琅琊刻石」「東觀刻石」「碣石刻石」「會稽刻石」，也統稱「秦七刻石」或「秦七碑」。

秦七刻石分佈於東方沿海地區，這些刻石的文字規整典雅，內容主要頌揚秦始皇統一天下的功德，是秦朝官方意識形態的重要載體。它們不僅具有極高的書法藝術價值，更是研究秦朝政治文化的第一手資料。

從文化傳播的角度看，秦七刻石的設立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徵意義。它們矗立在東方六國的核心文化區域，向天下昭示秦朝統治的合法性和永久性。刻石上的文字雖然是歌功頌德之詞，但其規範的小篆字體本身就是文化統一的標誌，體現了「書同文」政策的實施。

在秦七刻石中，存世最久遠的秦刻石是泰山刻石，又稱泰山刻石、封泰山碑、李斯碑等，刻於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此刻石原分為兩部分：前半部系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東巡泰山時所刻，共144字；後半部為秦二世胡亥即位第一年（公元前209年）刻製，共78字。刻石四面廣狹不等，刻字22行，每行12字，共222字。兩刻辭均為李斯所書。

秦統一天下後秦始皇在位十一年，五次出巡，公元前219年第二次的路線為東巡。從《史記》上看，路線是從西向東巡遊，秦始皇先登泰山後登之罘山，又登琅琊台立石記功。泰山刻石和琅琊台刻石是「秦七刻石」中現今僅存世的兩塊刻石。從時間上看泰山刻石早於琅琊台刻石。秦泰山刻石不但是泰山2516塊刻石中最早的刻石，也是當今存世最久遠的帝王頌功碑。

在歷史上，秦泰山刻石可謂曆盡波劫。北桑治劉跂是歷史記錄中最早對泰山刻石進行詳細考察的人。據桑治朝劉跂《學易集·泰山秦篆譜序》記載：「其石埋植土中，高不過四五尺，形製似方而非方，四面廣狹皆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礱。……蓋四面周圍悉有刻字，總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從西南起，以北、東、南為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東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末有‘製曰可’三字，複轉在西南棱上。」

刻石初刻的立石之地，據傳在今泰山岱頂無字碑南下的去封號碑亭處。在明正德五年（1510年）以前，有記載刻石仍在原址。明嘉靖以後，刻石被移置到碧霞祠西牆外的玉女池旁，嵌於「斯碑岩」上，萬曆年間又移於碧霞祠院內。清乾隆年間碧霞祠遭遇火災，此後刻石失蹤。嘉慶二十年（1815年），泰安知縣汪汝弼在一老石匠的幫助下，在玉女池內尋得殘石兩塊，嵌於東嶽廟西側的寶斯亭內。

道光十二年（1832年），東嶽廟在暴雨中塌毀，寶斯亭被砸毀，時任知縣徐宗干差人在瓦礫中尋到，移於山下岱廟，嵌於雨花道院牆壁內。光緒十六年（1890年），秦泰山刻石在岱廟被盜，知縣毛澄全城追緝十日後被發現於仰聖門北關橋下。1910年，知縣俞慶瀾在雨花道內建環詠亭一座，將刻石砌於其內。1930年，環詠亭因戰亂被炸燬，刻石又被移於東禦座院內的碑亭。在多次遷移中，刻石被鑿削、火燒、坍塌、水淹、風雨侵蝕、炮擊，已殘破不堪。1979年，重建碑亭時安裝了玻璃罩予以保護。

現秦泰山刻石僅存十字，其中「臣、去、疾臣請矣臣」七個字尚且完整，而「斯昧死」三個字已不甚清晰。現存曆代《泰山刻石》搨本，以明代無錫人安國所藏桑治拓二本為最早：一本計存165字，於1940年由日本人中村不折購自北京晚翠軒；另一本存53字，兩搨本現均存於日本。

《泰山刻石》在書法史上，上接《石鼓文》之遺緒，下開漢篆之先河，是中國古文字的最後階段。觀其書法，以秦小篆書寫，字形工整勻稱，平穩端嚴；線條圓健似鐵，愈圓愈方；結構左右對稱，橫平豎直，外拙內巧，疏密適宜，疏密勻停，雍容淵雅，有廟堂之概。

秦泰山刻石以其特殊的歷史背景、美妙的書體文字，為曆代史家學者、文人墨客所珍愛。《岱史》稱：「秦雖無道，其所立有絕人者，其文字、書法世莫能及。」清代王家榕讚曰：「零星兩片石，卓越二千年。體變周宣後，功垂漢武前。」魯迅先生認為，秦泰山刻石「質而能壯，實漢晉碑銘所從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