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亞太國家應警惕美國「干涉慣性」

#亞太國家應警惕美國干涉慣性#【美媒：亞太國家應警惕美國「干涉慣性」】美國外交學者網站3月6日發表題為《美國襲擊伊朗，亞太國家應極度擔心》的文章，作者是英國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南亞問題高級研究員奇堤格傑·巴傑帕伊。全文摘編如下：

特朗普政府的世界觀和外交政策一直被視為與過去的決裂。的確，特朗普在很多方面與其前任截然不同：他鄙棄盟友；對全球規範和制度缺乏尊重；放棄價值驅動的外交政策。然而，無論是佐治·W.布殊(小布殊)政府的新保守主義，克林頓、奧巴馬和拜登政府的自由國際主義，還是特朗普的交易外交，美國外交政策的連續性大於變化。

冷戰後的每一任美國總統都有一個共同目標，那就是保持在國際體系中的主導地位，並為實現這一目標而肆意改變規則。從第二次伊拉克戰爭期間依賴「自願聯盟」，到不批準《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及不加入國際刑事法院。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今年1月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演講中稱，美國領導的全球秩序是「美好的假象」。最強大的國家(即美國)「在方便的時候豁免自己」，國際法則「根據被告或受害者的身份以不同程度適用」。

特朗普的行為只會讓這些行徑更加不加掩飾。他沒有假裝按照國際法行動，而他的行動也鮮少受到美國國會監督或聯合國授權的限制。

美國曆屆政府的另一個共同點是傾向於推動政權更迭。暫且不談推翻令人不快的政權的好處，美國人「布道」的衝動是根深蒂固的。雖然每屆政府都會批評前任陷入人道主義干預和無休止的戰爭，他們還是無法避免陷入同樣的境地。自冷戰結束以來，我們看到美國給出的軍事行動理由分別為：維護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第一次伊拉克戰爭期間擊退伊拉克對科威特的入侵)或自由主義國際秩序(20世紀90年代對巴爾幹地區和索馬里的人道主義干預)；捍衛美國國家安全利益(2001年「9·11」恐怖襲擊後入侵阿富汗)；或純粹出於強權政治(在與恐怖主義相關以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不實藉口下，通過2003年的第二次伊拉克戰爭重塑中東)。

如今，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軍事冒險主義的原因或許更難定義(抓捕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殺害伊朗最高領袖阿里·哈文尼斯伊，儘管這兩個國家均未對美國構成迫在眉睫或生死存亡的威脅)，但干預的傾向依然沒有改變。

亞洲國家可能會因為美國疲於應付中東地區反復出現的動盪以及烏克蘭正在進行的戰爭，加之認為西半球是美國專屬勢力範圍的「唐羅主義」而放心。這些事態發展限制了華盛頓干預亞洲事務的空間，但干預亞洲與曆屆美國政府「重返亞太」的努力一致。

認為亞洲不受影響恐怕是一種謬論。冷戰期間，亞洲是美國曆時最長的軍事幹預——越南戰爭——的焦點。憑什麼指望華盛頓眼下保持克製呢？在推翻了拉美和中東的政權後，華盛頓豈會在亞洲收手？

最近的事態發展應給亞洲敲響警鍾。無論是出於權力的原因還是意識形態的原因，華盛頓一旦察覺到其長期對手的軟弱跡象，便會向其發起猛攻。技術變革的步伐也使戰爭成為一種風險較低的活動，精確打擊行動和無人機襲擊不會讓美國人受到傷害。

民主政權和美國在亞洲的盟友也無法倖免，特朗普對格陵蘭島的威脅證明了這一點。

近年來，鑒於全球供應鏈對中國的嚴重依賴，對華「去風險」的討論增多。如今，「去風險」也指減少受美國反復無常的「強權即公理」外交政策的影響。鑒於特朗普的狂妄以及美國以「布道」和維護其主導地位為永不停歇的使命，今天的中東可能就是明天的亞洲。（編譯/文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