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治·艾略特：一個人應當如何擔負自己的「命」？
《最後一個Victoria人：佐治·艾略特傳》
作者：（英）凱瑟琳·曉士
譯者：王柏華 吳棋
版本：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上海貝貝特
2026年1月
「Victoria時代的文學女王」
在Victoria時代（1837—1901）的英國文壇，活躍著一批出色的小說家，狄更斯、薩基爾、勃朗特姐妹、湯馬斯·哈代、亨利·占士等，他們早已為中國讀者所熟知；然而，還有一位尚未被國人熟知，她就是佐治·艾略特，而正是她，以卓越的文學成就，被尊為「Victoria時代的文學女王」，巧合的是，這位文學界的無冕之王剛好與Victoria女王出生在同一年。
佐治·艾略特的小說，以《米德爾馬契》（1871—1872）為代表，被公認為經典英語小說史上的巔峰之作，對此，維珍尼亞·伍爾夫曾下過一個高明的斷語：「英語小說中，寫給成年人看的可謂屈指可數，而《米德爾馬契》這部皇皇巨著，雖有種種瑕疵，卻在那屈指可數的幾部之列。」此語一出，褒貶之間，得罪了無數經典小說家，但表達了對這位前輩女王的無限敬意。伍爾夫此文是為剛剛出版的《佐治·艾略特書信集》撰寫的一篇書評，發表於1919年，此時，伍爾夫本人的創作正處於關鍵的臨界點，一系列先鋒之作呼之慾出，將與祖伊斯等作家一道開啟英語小說的新時代。
從狄更斯到亨利·占士和D.H.羅倫斯，再到法國的普魯斯特等，眾多小說大家都曾向佐治·艾略特表達過欽佩之情；二十世紀批評家F.R.利維斯在《偉大的傳統》中將她置於英國小說譜系的核心，確立其承上啟下的關鍵地位；哈囉德·布魯姆亦在《西方正典》中稱讚《米德爾馬契》將經典小說推向了「崇高的頂點」。
艾略特的小說不僅以廣闊的社會圖景、嚴謹的歷史脈絡與錯綜的人物命運見長，更以深邃的哲學思辨、嚴肅的道德追問和精微的心理洞察而卓然出眾。正因如此，艾略特在Victoria盛期的讀者心目中遠不止是一位小說家——她被一代人尊為「世俗先知」「道德導師」，以及時代精神的最佳闡釋者和指路明燈。
隨著勃朗特姐妹、狄更斯與薩基爾相繼離世，在十九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的Victoria鼎盛期，佐治·艾略特一度成為英國最偉大也最受愛戴的在世小說家。無數讀者渴望登門拜謁，或致信向她傾訴內心的困惑與隱秘——即便在上述諸位文學巨匠的創作巔峰期，他們也未曾像艾略特這般，在讀者心中激起如此強烈的共情、崇敬、信任，乃至一種近乎尋覓知己或追隨救星的精神渴望。甚至Victoria女王也希望珍藏一枚艾略特的親筆簽名，而公主們則不顧皇家禮儀的約束，精心設計安排，與艾略特見面談心。
她的早期小說，《亞當·比德》（1859）、《費奧斯河上的磨房》（1860）、《織工馬南》（1861），雖然無法跟她的成熟之作《米德爾馬契》相比，但每一部都受到讀者的由衷喜愛，自首版以來，始終暢銷不衰。在英國媒體組織的各類「讀者最喜愛的小說」投票中，這些作品經常上榜。例如，在2003年英國廣播公司的「大閱讀」票選活動中，《費奧斯河上的磨坊》和《織工馬南》都位列前茅。
她的晚期代表作以學識和思想取勝，顯得過於抽像，但也激發了批評界的極大興趣，《丹尼爾·迪魯恩達》（1876）被公認為心理現實主義的典範，它以雙線結構將英國社會悲劇與猶太複國主義使命並置，積極探討了身份認同、民族命運等現代性議題，具有偉大的賽前分析性。《泰奧弗拉斯托斯·薩奇印象》（1879）作為艾略特的絕筆之作，是一次奇特的文體實驗，堪稱現代主義小說的先聲。
隨著她的離世，Victoria時代的輝煌盛景，猶如Victoria女王晚年的餘暉，日益黯淡。回望那段歷史，艾略特在小說藝術史上幾乎可被稱作「最後一位Victoria人」。在這個意義上，若要理解那個時代——幾乎塑造了我們現代世界的方方面面的時代——她本人的一生和創作是不可多得的入口。
何況，佐治·艾略特本人就是Victoria時代的一個傳奇！她與佐治·亨利·李維士的大膽「婚姻」，擊碎了那個「體面」社會的偽善，成為舉國震驚的「醜聞」，讓道德家感到措手不及，但也讓她本人付出了被社會放逐的命運——此中劇情之跌宕，衝突之激烈，甚至超過了小說家的文學想像。她作為一個知識女性在父權社會艱難求索，絕地逢生，最終獲得尊嚴和成就的一生，堪比任何一部精彩絕倫的小說，因其來自真實的歷史，反而更加令人扼腕、引人深思。對於這樣一位自帶光環和故事的小說大家，中國當代讀者卻知之甚少，實為一大憾事。
佐治·艾略特畫像。
其實，早在1907年，佐治·艾略特的名字就已傳入中國，當時《中國新女界雜誌》刊登了一篇艾略特小傳。1926年，鄭振鐸於《小說月報》發表《十九世紀的英國小說》一文，並在其中簡要評介了艾略特的文學創作。1932年，梁實秋翻譯的《織工馬南傳》由新月書店出版發行，這很可能是艾略特長篇小說最早的中譯本。193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伍光建節譯的《阿當·貝特》（即《亞當·比德》）。此後，艾略特作品鮮少受到國人關注。直到八十年代以後，《費奧斯河上的磨坊》《米德爾馬契》《羅慕拉》（中譯本標題修改為《仇與情》）才陸續有了中譯本，但與熱門的小說家相比，並沒有引起很大反響，研究著作也寥寥無幾。直到今天，仍有近半數的艾略特小說尚無中譯本，包括《教區生活場景》（由三個中篇小說構成，其中僅一篇有中譯本）《激進分子菲歷斯·賀治》《丹尼爾·迪魯恩達》《泰奧弗拉斯托斯·薩奇印象》。中文讀者至今沒有機會讀到一部完整的中文版艾略特傳記。
在本傳仍處於翻譯和審校的過程中，國內終於引進了一部艾略特傳記——英國作家克雷爾·卡萊爾著《將過去拋在身後：佐治·愛略特傳》。不過，這並非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傳記，而是一部評傳，聚焦婚姻問題，帶有強烈的哲學思辨色彩。原著標題為《婚姻問題：佐治·艾略特的雙重生活》。其核心論點在於：佐治·艾略特的非凡人生和文學生涯，可以被理解為其早期翻譯的兩大哲學家思想之間持續對話與掙扎的產物——一位是斯賓諾莎，另一位是克爾凱郭爾。艾略特的偉大小說正是這兩種哲學張力上演的舞台，她筆下的角色，包括她本人的婚姻和人生選擇，既被自身激情、歷史和社會環境（斯賓諾莎的「實體」）塑造和限制，又面臨著需要做出深刻道德抉擇的瞬間（克爾凱郭爾的「時刻」）。通過這一哲學透鏡，卡萊爾將艾略特從一個「道德說教者」或「社會歷史記錄者」的形象，重塑為一位深刻而現代的存在主義倫理學家。
這個透鏡無疑有助於深化我們對艾略特的理解，但若想貼近艾略特的人生，全面理解她思想發展的來龍去脈，她的家庭背景、求學歷程、翻譯施特勞斯《耶穌傳》的始末、她因信仰危機而發起「聖戰」、與父兄的激烈衝突、戀愛交友的複雜心跡、從期刊主編到小說創作的曲折經過、與李維士的結合、社交圈的長期排斥與後來的逐漸接納、子女關係、與卻奧斯的婚姻（再次成為「醜聞」），以及日常起居、搬家、旅行、疾病、死亡、安葬等，卻不得不求助於一部完整的傳記。擺在讀者面前的《最後一位Victoria人：佐治·艾略特傳》就是這樣一部傳記，全面翔實，嚴謹細緻，為我們還原了一位生動立體的佐治·艾略特。
一個人應當如何生活？
佐治·艾略特本名瑪麗·安妮·伊雲斯，出身英國中部一個普通的中產階級之家，從小並不惹人注意。作為芸芸眾生、肉體凡胎中的一員，她的精神成長不可能脫離紛繁交疊的人生體驗而獨存，這些體驗不僅取決於她的外在身份，如家族、出生地、國族、階級等，而且必然關涉其自身的生理性別、五官容貌等，這些都屬於一個人無法自主選擇的存在，正如中國古人所謂「命」或「命定」。跟那些外在屬性或身份相比，一個人的天性，包括性別和容貌，也就是一個人的身體，正如中文的「自身」「切身」「體驗」「體知」等詞語所表明的，很可能是更為實在和本源意義上的「命」。生而為女子，活在一個或多或少難免會以貌取人的世俗社會，那些源自性別和容貌的體驗必然與她的情感、思想、精神成長交織在一起。
艾略特的所有作品，包括哲學翻譯、期刊評論和小說創作，都圍繞著一個核心問題——一個人應當如何生活？或者換個說法：一個人應當如何擔負自己的「命」？對於這個最樸實、最基本的問題，她自己的人生是否交出了令人滿意的答卷？生活在一個宣揚女性安心做「家中天使」，不鼓勵女性參與社會職業和智識求索的時代，作為一個天資聰慧、智力超群的女子，一個眾人眼中相貌平平甚至醜陋的女子，艾略特如何突破重圍，克服種種具身之痛、切膚之苦，創造了非凡的成就？正是帶著這些樸素的問題和誠摯的關切，這部傳記帶我們探索了這位女作家令人驚歎的一生。
作者鉤沉瑪麗安·伊雲斯生命中的關鍵轉折點，尤其著眼於她與知識階層的人際交往。其研究兼具審慎的考證與大膽的洞見，其敘述文筆始終充滿張力。或許，正是由於伊雲斯本人親曆過複雜的情感波折與人生困境，她才得以在創作中對筆下人物報以如此細膩深切的體認與同情。閱讀這部傳記，讀者需要保持開闊的胸襟，正如艾略特對待她筆下人物一樣，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時代是鐵板一塊的，我們需要排除對Victoria時代的定見，拋開非黑即白的道德標準，對各階層人物，包括傳主本人，投以深切的共情和理解——正如她的才華和意志令人讚歎，她的脆弱和痛苦也令人哀婉。
瑪麗安初次涉足倫敦文人圈，應邀入住出版商約翰·查普曼夫婦經營的公寓，她隨後發現自己闖入了一個混亂的情感漩渦、一個奇怪的四角戀愛之中，竟陷入了與兩個女人爭奪一個男人的窘迫命運。當她迫於這兩個女人的壓力不得不退出這個漩渦，傷心欲絕地返家後，沒過多久，查普曼再次來訪，邀請她一起編輯《威斯敏斯特評論》，當時尚未擺脫傷痛的她，毅然決定接受這份工作，冒險返回那個令人屈辱的公寓。因為她十分清楚，雖然查普曼的私生活混亂不堪，但作為獨立出版商和報人，他真心賞識和看重伊雲斯小姐的才學。這比什麼都重要，她必須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遇！《威斯敏斯特評論》簡章上的「編委」雖然採用了複數（theeditors），但伊雲斯小姐才是真正的主編，絕對的主宰。這份期刊在她的主持下風生水起，受到一致好評。如果作者得知期刊的主編是一個女人，恐怕沒有人願意屈尊投稿，因此她不得不始終藏在背後。這份工作不僅激發了她的才智，開闊了她的眼界，也激發了她的雄心，從此，她以匿名身份當之無愧地躋身倫敦知識圈。
在與李維士相愛之前，艾略特曾與若干男性朋友交往，其中高雲地利的查爾斯·佈雷和倫敦的查普曼，都曾是她的引路人。一個是思想界的自由先鋒，一個是出版界的活躍分子，然而二人都是唐璜式的美男子，他們對性的熱情，特別是對女性的態度，讓我們得以窺見Victoria時代知識階層的多元構成，特別是那些潛藏的暗流。他們兩位一個是天生的性愛狂，力比多旺盛，最終選擇了開放婚姻；一個天生喜歡情感糾纏並對女性生理保持高度熱情。或許正因為對那個時代虛偽的性道德不以為然，他們更容易對深陷性道德困境中的女性充滿真正的同情與理解。瑪麗安從小追求道德完美，性格過於緊張敏感，與這樣的朋友交往，反而大大緩解了她的壓力，她的天分得以釋放和發展。
隨後，瑪麗安與赫伯特·斯賓塞相遇，隨著交往的深入，兩人的關係越來越近。斯賓塞是一位橫跨多門學科的通才，當時年僅三十一歲，已聲名在外。不幸的是，斯賓塞是一個懼怕親密關係的怪人，「每當一段情緣威脅到其精心構築的自我秩序時，他便倉皇逃回錯綜複雜的理論世界……如果說斯賓塞在感情上無法親近他人，那麼他最喜歡的莫過於智力上的交往。他很樂意與伊雲斯小姐為伴……」（頁182）瑪麗安正忙著墜入愛河，可斯賓塞卻開始盤算著如何退縮，他向對方坦白他沒有「愛上她的風險」，但同時聲明這不會影響他們的友情。這種不即不離的態度讓瑪麗安的熱情陷入僵局，那個致命的缺欠——她是一個容貌醜陋的女子——引發的自卑感和羞辱感，再次將她打倒：她曾一次又一次眼睜睜看著自己的意中人被身邊的美女奪走，留給她的，只是智力上的賞識、尊重和友情。即便如此，她仍孤注一擲，堅持給斯賓塞寫信，幾乎毫無保留地袒露真情。
所幸，即使在社會輿論對斯賓塞不利的情況下，他始終沒有公開伊雲斯小姐的求愛信，並囑咐在1985年之前不得公開。正如本傳作者所言：「對一個如此在意公眾形象的人來說，這無疑是慷慨之舉。事實上，斯賓塞雖然極度重視自己的聲譽，不容許其受到絲毫玷汙，但他甘願為此犧牲，以維護佐治·艾略特作為一位睿智而獨立的女先知的形象，並讓她的名聲得以永續。或許，這是赫伯特·斯賓塞一生中離愛情最近的一次。」（頁192）
瑪麗安當時怎能預知斯賓塞將獨身不婚，直到八十三歲去世，他始終無法與任何一個女子建立親密關係，無論其容貌多美。正當瑪麗安陷入絕望之際，李維士出現了，他個子矮小，相貌醜陋，但熱情奔放；而他自己也曾是開放婚姻的支持者，如今他的妻子已選擇了新的伴侶，雖然從法律意義上他們並沒有離婚。
考慮到上述人際交往的背景和雙方的情感需求，艾略特與李維士的結合，似乎已是命中註定、順理成章。然而，對一向道德高度內省、在精神生活上孜孜以求的瑪麗安來說，接受一個有婦之夫的愛情並決定與之私定終身，她必須從內心說服自己，對此，這部傳記提供了如下論據和闡釋：
在瑪麗安考慮是否冒險公開她與李維士關係的幾個月裡，她一直在翻譯費爾巴哈的著作……費爾巴哈……將人與人之間的愛視為信仰的基石：「愛就是上帝本身，離開愛就沒有上帝。」與瑪麗安最為相關的是，費爾巴哈將性愛納入他對神聖的定義。重要的不是婚姻這種包含性愛的法律形式，而是雙方感情是否真摯。費爾巴哈認為，只有「自發締結，雙方同意，自立自足」的婚姻才能算真正的「宗教」婚姻。如果維繫一樁婚姻的「橋樑僅僅是外部限制……那就不是真正的婚姻，因此，也不是真正具有道德的婚姻」。在瑪麗安決定與李維士同居期間，這是她能找到的最為清晰的神學辯護。……譯本於7月中旬出版，在她的職業生涯中，這是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扉頁上使用真名「瑪麗安·伊雲斯」。她即將邁出非同尋常的一步，開啟自己與佐治·亨利·李維士的「婚姻」生活，通過翻譯與署名，她公開指明了她這麼做的道德基礎。（頁224—225）
這是一個有理有據、令人信服的推論！相比之下，克雷爾·卡萊爾近期出版的《婚姻問題：佐治艾略特的雙重生活》試圖引述斯賓諾莎和克爾凱郭爾加以論證，反而顯得過於玄奧。
佐治·艾略特畫像
智性的挑戰和感性的洞見
《最後一位Victoria人》雖然屬於一部中規中矩的線性傳記，但可讀性極強，集智性的挑戰和感性的洞見於一身，引人入勝之處，不勝枚舉。它出版於一個對Victoria時代文化、性別政治和名人現象進行重新審視的歷史時刻，因而它不僅僅是一部個人生平的記錄，更是一幅精心繪製的時代文化地圖。作者採取了一種紮實的歷史學家和社會文化學者的視角，將瑪麗·安妮·伊雲斯如何成為「佐治·艾略特」的故事深深地嵌入Victoria時代的社會組織或機理之中，詳細探討了十九世紀英國的外省生活、宗教動盪（福音派複興與懷疑主義思潮）、性別角色的嚴苛規範、出版業的運作模式以及倫敦知識圈的生態。
又如，關於艾略特決定匿名發表作品的前因後果，作者細緻考察了多種因素，涉及李維士夫婦的「醜聞」，出版商對讀者幽微曲折的複雜心理的考量等，極大豐富了我們對那個時代的文學出版文化的認知。另一方面，作者也不憚於暴露和點評傳主性格中的弱點和缺欠，例如，當艾略特的小說獲得商業成功，受到廣大讀者的好評之後，艾略特的內心反而陷入痛苦的掙扎，擔心自己的作品被貶低為庸俗的大眾讀物；與此同時，經濟拮據的李維士夫婦也曾在高價出版商的誘惑之下，表現出貪婪的傾向，幾乎背叛了那位忠誠可信的出版商約翰·比歷克伍德，雖然他們很快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並加以糾正。
本傳充分展示了李維士作為一個才華橫溢的智者、經理人和無條件支持者的關鍵作用，他的愛情始終是瑪麗安走向成功的精神支柱，然而，作者也客觀公允地指出了他對瑪麗安的控制，特別是家庭經濟的如下事實：
人們常常忽略了一個事實：瑪麗安雖然主動接受了李維士的全方面保護，但李維士也在同等意義上需要控制瑪麗安。這對伴侶在Victoria中期的英國可謂獨一無二——瑪麗安的巨額收入不僅支撐著李維士毫無盈利的科研工作，還供養著他的母親、子女、原配妻子及其子女，甚至包括守寡的弟媳和她的孩子……無怪乎他對瑪麗安創作事業的憂慮會演變成過分的緊張兮兮，也難怪他要通過壟斷其社交圈來維持對她的影響力。（頁381—382）
艾略特本人在私生活上公然挑戰社會習俗，在職業生涯上為女性樹立了傑出的榜樣，然而她的政治立場即使放在Victoria時代也顯得有些保守，讓自由主義者和女性主義運動的倡導者（有些是她親密的朋友）感到難以接受，甚至失望。對於這個問題，作者中肯地指出，艾略特當然不反對社會進步，事實上，她從未失去對政治運動的熱情關注，正是她本人對歷史和政治的深入研究讓她不斷提醒自己，對激進主義要保持警惕，那是一種「深思熟慮的保留態度」：「艾略特對‘社會進步論’感到絕望，因為它充滿了粗糙的‘Victoria式’凱旋主義，而且缺乏質疑精神。」（頁531）在她看來：「進步是一種充滿矛盾的福祉，它在解決舊問題的同時，往往製造出新的困境。」（頁404）
然而，艾略特的態度始終是積極向上的，正如作者在傳記結尾所總結的，艾略特對社會改良的價值和目標充滿信念，「仍然相信可以在不分崩離析的情況下應對這些危機」，雖然「其步伐可能是緩慢的，其情緒既是懷疑的又是謙遜的」。畢竟，艾略特是「最後一位Victoria人」。（頁531）
本書的標題「最後一位Victoria人」蘊含了雙重意味：一方面，艾略特在Victoria女王統治末期（1880年）去世，她本人堪稱那個時代知識界與文學界的女王；另一方面，她的一生完美詮釋了Victoria時代最核心的矛盾與張力，她是一個被時代塑造，同時又以巨大力量重塑了時代精神的複雜女性。在艾略特和她筆下的眾多人物身上彙聚了Victoria時代的所有核心信條：責任，嚴肅，道德熱忱，對進步和知識的信仰；但她又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在上述各個層面挑戰了時代的邊界。她既是最典型的Victoria人，又是其最偉大的批判者和超越者。她的去世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終結，但她所提出的關於社會、習俗、人際關係、道德、婚姻、慾望、人類同情心等問題，換句話說，「人應當如何生活」的基本問題，仍吸引著一代代讀者的興趣，並有待後世重新開啟，特別是當一波又一波空泛的說教、偽善的仁慈、理論的行話，如層層泡沫被拂去之後。
本文為《最後一個Victoria人：佐治·艾略特傳》的「導讀」，較原文有刪節，大小標題非原文所有，經出版社授權刊發。
原文作者/王柏華
摘編/張進
編輯/張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