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啟蒙老師三味書屋創辦人壽鏡吾之墓被發現，複旦大學通過DNA確認

3月14日，一則來自紹興的消息引發了文博界的關註：魯迅先生的啟蒙恩師、三味書屋的創辦者壽鏡吾的墓葬在紹興柯橋區平水鎮四豐村裘家嶺被發現，並通過DNA技術得以確認。

據越牛新聞報導，這一發現源於魯迅研究專家楊曄城的考證，他依據《魯迅親友尋訪錄》等史料記載，結合壽氏後人回憶，鎖定壽鏡吾墓葬可能位於「灶山」，經過實地走訪，楊曄城等人在半山腰的一片竹叢中發現了一座雙穴古墓，墓邊有一棵高大的連香樹，墓前有一棵紅楓，墓體完整，墓前散落著「壽界」等石碑。

2025年11月27日，紹興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王仁芳與壽氏後人、楊曄城等人去到現場調查並訪談當地高齡村民，認為該地為壽氏祖塋。之後紹興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墓穴遺骨進行了現場采樣，並聯繫複旦大學分子考古實驗室對墓中遺骸進行DNA檢測，結果佐證墓主為壽鏡吾。

魯迅筆下的壽鏡吾：「方正、質樸、博學」

壽鏡吾其名字與形象隨著魯迅那篇膾炙人口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而走進了千家萬戶。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魯迅寫：

「出門向東，不上半里，走過一道石橋，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從一扇黑油的竹門進去，第三間是書房。中間掛著一塊匾道：三味書屋；匾下面是一幅畫，畫著一隻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樹下。沒有孔子牌位，我們便對著那匾和鹿行禮。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關于先生的外貌與魯迅的第一印象：

「第二次行禮時，先生便和藹地在一旁答禮。他是一個高而瘦的老人，鬚髮都花白了，還戴著大眼鏡。我對他很恭敬，因為我早聽到，他是本城中極方正，質樸，博學的人。」

魯迅以孩童的視角描寫三味書屋帶給人最鮮明的印像是「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樹下」。據壽鏡吾的本家、師從壽鏡吾讀書的壽耕梅的回憶文章：「三味書屋」的氣氛經常肅穆，架上古籍不少，上面一方「三味書屋」白底黑字橫匾，不表年月款識，兩邊懸樑山舟寫的七言板聯，聯語為「至樂會聲惟孝悌；太羹有味是詩書。」正中一幅「梅花鹿」，這是傳下來的多年古畫，襯映出書屋樸實無華。

三味書屋的佈置和氣氛映照出壽鏡吾先生的性格。

壽鏡吾（1849-1930），名懷鑒，字鏡吾，晚號菊叟，紹興城內都昌坊人。清同治八年（1869），二十歲的壽鏡吾考取會稽縣學生員（秀才）。然而，因看到清王朝的腐敗，他決意不走科舉應試之路，在故鄉教書育人。

關於「三味書屋」匾額的來曆，有多種說法。壽鏡吾之子壽洙鄰曾解釋：「讀經味如稻粱，讀史味如肴饌，諸子百家，味如醯醢」。但據中國近現代‌古典文學學者章石承的文章考證，三味書屋原名「三餘書屋」，匾上的字是壽鏡吾的祖父壽峰胤請清乾嘉時著名書法家梁同書寫。「三餘」指的是可以用來讀書的最適宜的時間——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晴之餘。後來壽鏡吾的父親壽韻根據蘇軾「此生有味在三餘」的詩句，把匾上的「餘」字改成「味」字，成為「三味書屋」。

魯迅形容壽鏡吾「方正，質樸，博學」。在學者們的回憶中曾寫到，壽鏡吾為拒絕洋人來三味書屋「拜訪」，曾特意在院里修了個空墳，以示「誓死不合作」，他對喪權辱國的清政府深感不滿，常常從昏占士、專製太后一直罵到貪官汙吏，並以一生不應鄉試、不用洋貨以示抗議。這正是他的「方正」所在。壽鏡吾的質樸則體現在生活上的簡樸。據記載，他和他的兒子兩人只有一件夏布長衫，而且肩背已打了補丁。長衫就掛在書屋裡，誰出門誰就穿上，回來再脫下掛起來。

而壽鏡吾的博學則體現在他的教學上，他釐定規約，年收學生不過8人，認為多收了教不過來。他教學認真，因材施教，善於發現學生的優長。據當時與魯迅一起讀書的章祥耀回憶，壽先生主要講授《論語》《孟子》《詩經》《書經》《禮記》《易經》《左傳》等，錘煉學生的古文功底，而壽鏡吾本人也沉浸在這些文章中，魯迅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生動記載：

「於是大家放開喉嚨讀一陣書，真是人聲鼎沸。有念‘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齒缺曰狗竇大開’的，有念‘上九潛龍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錯厥貢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唸書。後來，我們的聲音便低下去，靜下去了，只有他還大聲朗讀著：‘鐵如意，指揮倜儻，一坐皆驚呢～～；金叵羅，顛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我疑心這是極好的文章，因為讀到這裏，他總是微笑起來，而且將頭仰起，搖著，向後面拗過去，拗過去。」

從紹興塾師到不朽的文化符號

因為魯迅的記載，壽鏡吾從一個普通的紹興塾師，成為了中國文學史和教育史上令人難忘的文化符號。

魯迅三味書屋的確切時間，多份資料均指向1892年。據《魯迅——故鄉生活大事記》記載，1892年，12歲的魯迅結束了在新台門家塾的讀書生活，到三味書屋從塾師壽鏡吾先生讀書，時間長達5年，直至1897年。

為何選擇三味書屋？學者王媛在《魯迅舊學與三味書屋關係考論》中詳細考證了周家的選擇過程。當時尚未實行新式學製，適齡兒童就學仍以考取科舉功名為目的。魯迅故家新台門所屬東昌坊有兩個私塾，一是三味書屋，一是王廣思堂。按路程算，王廣思堂離魯迅故家更近些，但周家捨近求遠，不選王廣思堂，卻將魯迅送入三味書屋。

周作人曾回憶王廣思堂的弊端：「一般私塾都相當腐敗，痛打長跪極是尋常，又設有一種制度，出去小便，要向先生領取‘撒尿簽’，否則要受罰。」相比之下，三味書屋則整飭而自由。壽鏡吾品行端正，教讀認真，且壽、周兩家系「百餘年世交鄰居」，這些都是周家選擇三味書屋的重要原因。

三味書屋的課業安排十分嚴格。據記載，每天早上學生先背誦昨日所讀的書和「帶書」，先生乃給上新書，用白話先講一遍，朗讀示範，隨即叫學生自己去讀；中午寫字一大張，放午學；下午仍舊讓學生自讀至能背誦；傍晚對課，這一天功課才算完了。寫大字是練習寫毛筆字。壽鏡吾素愛書法，對學生寫的大字判閱嚴格，遇到佳字，才會加上紅圈，學生將這一紅圈稱為「紅圈圈」或「紅雞蛋」。魯迅寫大字時，一筆一畫認認真真地寫下去，從不敷衍。

除了教學所用的經書，因為壽鏡吾喜歡古典文學，魯迅也看了很杜古典文學作品。壽鏡吾之子壽洙鄰記載：「鏡吾公不喜八股文，所授止經史綱要、唐桑治詩、古文詞，魯迅並不措意，鏡吾公常手抄漢魏六朝古典文學，但魯迅亦喜閱之，往往置正課不理，其抽屜中小說雜書古典文學，無所不有。」這種廣泛的閱讀，也為魯迅後來的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

魯迅是壽鏡吾最得意的學生之一，壽洙鄰記載：「鏡吾公執教雖嚴，對於魯迅，從未加以嗬責，每稱其聰穎過人，品格高貴，自是讀書世家子弟。」

魯迅的勤奮和聰穎也在以下最為人所知的兩則記錄中有所體現。

在魯迅與壽鏡吾的交往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莫過於「獨角獸對比目魚」的故事。據北京魯迅博物館研究員蕭振鳴的考證，三味書屋每天放學前的「對課」是一項重要訓練，也就是對對子。一般由易到難，由塾師出題，學生應對。有一天，壽鏡吾先生出的題目是「獨角獸」。同學們有的對「兩頭蛇」，有的對「九頭鳥」，有的對「三腳蟾」。魯迅根據《爾雅》中「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鰱」的記載，對出了「比目魚」。壽鏡吾先生聽後連連點頭稱讚，並向學生解釋：「‘獨’不是數字，但有‘單’的意思；‘比’也不是數字，卻有‘雙’的意味。可見用心之苦。」

還有一次，壽先生出題「陷獸入井中」，魯迅對「放牛歸林下」，此語出自《尚書》「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對仗工整，還有典故可據，可見少年魯迅讀書廣泛，學識淵博。

更廣為人知的是「早」字的故事。有一次魯迅因家事遲到，受到了壽鏡吾先生的批評。魯迅沒有做任何解釋，而是在自己課桌的右下角刻下了一個一寸見方的「早」字，用以警誡自己。這個故事是魯迅後來親口講給許廣平聽的。1956年，許廣平帶著兒子海嬰與魯迅的學生許欽文到紹興探訪三味書屋時，在手電筒的光亮下，終於在那張放在東南角落的課桌上找到了這個方方正正的「早」字。這個「早」字至今仍陳列在三味書屋內，成為激勵後人的生動教材。

師生情誼，曆久彌深。魯迅離開紹興後，無論求學南京，還是東渡日本，或在北京工作，只要回鄉，魯迅便不忘去看望壽先生。據壽鏡吾長孫壽積明回憶：「魯迅先生每次來時，祖父總是在三味書屋裡接待他……祖父和魯迅先生不時發出爽朗的笑聲，一談就是半天。」據壽先生之孫壽宇回憶：「每年春節前，魯迅總是用‘大紅八行箋’給我祖父寫‘拜年信’，以‘鏡吾夫子大人函丈，敬稟者’開頭，以‘敬請福安’結尾，下具‘受業周豫才頓首百拜’之類的話。」

魯迅與壽鏡吾的師生情誼，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最動人的篇章之一，如今壽鏡吾墓的發現，也讓這段情誼有了可觸摸的物理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