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鬆成：今年中國經濟起步有力開局良好 離不開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

文｜盛鬆成（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研究院院長、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高級學術顧問）；蔣一樂（上海交通大學中國金融研究院博士後）

「起步有力、開局良好。」在3月16日的國新辦新聞發佈會上，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付淩暉如是評價今年1-2月份我國經濟運行情況。會上，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總經濟師、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司長付淩暉表示，總的來看，今年以來，儘管國際環境跌宕起伏，外部風險特別是地緣政治衝突外溢風險上升，但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各地區各部門認真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著力發揮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集成效應，1-2月份生產供給較快增長，國內需求穩步擴大，就業物價總體穩定，新質生產力培育壯大。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是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的兩大核心工具。貨幣政策是中央銀行通過調節貨幣的「量」與「價」，對宏觀經濟運行施加影響，其政策效果依賴於實體經濟與金融體系的傳導。財政政策則由政府通過預算安排、稅收、政府債務以及轉移支付等，直接作用於經濟運行，覆蓋中央與地方兩個層級。「十五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要階段，實現良好開局，須統籌推動兩大政策協同發力、精準施策，服務於擴大總需求與優化結構等核心目標。

財政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是宏觀經濟調控的必然選擇

與海外成熟經濟體相比，我國宏觀經濟調控面臨「多目標、多約束」的複雜格局。既要促進經濟增長、穩定就業、調控物價、保持國際收支平衡，也要實現經濟結構優化、金融穩定和民生保障等多重任務，本質上是在多重約束條件下尋求最優解的系統工程。單一政策「單打獨鬥」難以覆蓋所有目標，甚至可能削弱宏觀調控效能。

二者協同的必要性，既源於我國的體制機制特點，也來自財政與貨幣政策自身功能的差異。2023年底以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政治局會議以及《政府工作報告》等重要會議和文件反復強調要「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完善宏觀調控制度體系，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2025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重申這一要求，凸顯出政策協同對新時代宏觀調控的重要性。

從政策傳導機制來看，財政政策可通過政府支出和稅收調整直接介入經濟循環，較快、較為精準地發揮調控效應；而貨幣政策則更多體現為間接調節，其效果依賴企業和居民部門、商業銀行以及整個金融體系的反饋，傳導路徑相對較長，且存在一定時滯。例如，我國當前形成的「政策利率（7天OMO利率）→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實際貸款利率」的傳導鏈條，每一環節均受市場環境影響，中央銀行難以實現絕對精確的調控。因此，貨幣政策在實踐中常呈現「有效而有限」的特徵。

無論是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若脫離彼此的協同配合，都難以實現多重調控目標。推動財政與貨幣政策同向發力，是我國宏觀調控的必然選擇。

總量層面的政策配合：以政府債券發行擴大總需求

近年來，為應對國內外環境變化，保障國家重大戰略實施、民生改善和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化解，我國財政赤字與政府債務總規模穩步上升，政府債券已成為社會融資的重要支柱。數據顯示，2021—2025年間，政府債券（國債和地方債）存量餘額由46.05萬億元增至94.92萬億元，實現翻番，佔社會融資存量比重由16.2%提升至21.5%；2025年政府債券淨融資13.8萬億元，佔社會融資增量總額的38.9%，僅次於人民幣貸款（約45%）。

2025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保持必要的財政赤字、債務總規模和支出總量」。因此，「十五五」時期，財政政策擴張基調仍將延續，政府債券發行規模將保持在合理區間。在此背景下，亟須貨幣政策協同配合，保障債券順利發行，穩定融資成本，從而更有效地擴大總需求。

貨幣政策對財政政策的總量支持，主要體現在「量」與「價」兩個維度：一是通過流動性投放提供資金支持，二是通過政策利率調整影響融資成本結構。相較而言，當前以降準為代表的中長期流動性工具更為適配，這也是筆者一直強調的「降準優於降息」。

結構維度的政策協同：以工具創新優化發展格局

「十五五」時期，我國宏觀調控不僅要擴大總需求，更要優化經濟結構，夯實中長期發展基礎。當前，定向調結構主要聚焦三大領域：構建以科技創新為引領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提振消費擴大內需，以及支持中小微企業和「三農」等經濟薄弱環節。財政與貨幣政策通過工具創新與機制配合，在政策對象、實施時點與節奏安排上體現出較強的一致性與匹配度。

政策方向的一致性，主要聚焦三大重點領域。在科技創新領域，2024年央行推出科技創新和技術改造再貸款，以優惠利率向金融機構提供資金，引導其加大對科技創新與技術改造領域的信貸支持；財政部同步推出設備更新貸款財政貼息政策，進一步降低企業融資成本。2026年1月，央行與財政部再次同步加大支持力度。同時，2025年四季度設立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作為「準財政」工具，通過財政注資與政策性銀行市場化運作相結合的方式，直接補充重點領域項目資本金。

在提振消費領域，2025年央行設立服務消費與養老再貸款，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消費重點領域的信貸投放；財政政策通過「雙貼息」（服務業經營主體貸款貼息、個人消費貸款貼息），降低居民與經營主體的融資成本，同時通過發放育兒補貼、消費券以及推進耐用消費品「以舊換新」等舉措，直接改善居民與企業現金流狀況。2026年1月，相關政策支持範圍進一步擴大。

在支持經濟薄弱環節方面，長期以來，央行通過支農支小再貸款、再貼現等工具，引導金融資源向涉農、小微和民營企業傾斜；地方財政則通過小微企業信貸獎勵、政策性融資擔保等措施形成配合。2026年1月，央行進一步加大工具使用力度，財政部同步推出中小微企業貸款貼息政策，共同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增強市場主體活力。

定向調結構的成效，不僅來源於政策方向的一致性，更根植於兩類政策工具在功能屬性上的互補關係。總體而言，貨幣政策結構性工具具有「債權」特徵，而財政政策工具則更具「股權」屬性，二者分工明確、相互補充。

貨幣政策結構性工具（如各類再貸款），本質上是央行向商業銀行提供的優惠利率貸款，是一種以債權形式向金融體系「讓利」的安排，引導銀行將資金投向特定領域。這類工具主要作用於實體經濟的負債端，通常具有明確期限與回收要求，強調本金安全與風險管控，側重於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改善短期現金流狀況，但難以承擔長期資本投入和風險化解功能。

相比之下，財政政策工具更多體現為「股權」屬性。通過財政注資補充實體經濟或金融機構資本金，形成長期資本沉澱。例如，通過特別國債注資商業銀行，緩解資本充足率約束，增強其信貸投放能力；通過財政資金支持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或通過發行專項債為重大項目提供資本金，保障重大戰略落地。這類資金並不以短期回報為目標，而是轉化為企業或金融機構的所有者權益，能夠直接承擔風險和損失，更契合長期結構調整需求。

若將實體經濟視為一張資產負債表，貨幣政策結構性工具主要影響其負債端，而財政政策工具則直接作用於權益端，二者形成互補，提升政策效能。

綜上所述，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的兩大核心工具，各具優勢、各有側重，兩者協調配合是實現「十五五」良好開局的重要前提。從總量維度看，貨幣政策通過中長期流動性投放（如降準）以及政策利率調整，與財政政策相互配合，保障政府債券順利發行、穩定融資成本，從而擴大總需求；從結構維度看，二者通過新型工具，聚焦科技創新、提振消費以及經濟薄弱環節等領域，依託「債權+股權」工具互補機制，精準推進調結構、促發展。

編輯 陳莉 

校對 付春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