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延畢」博士的突圍

「好比這是一株水稻。」中國農業大學教授彭友良把一個礦泉水瓶推到記者面前說，本來瓶蓋是它的感病基因，我們現在把這個基因給它拿走——他擰掉礦泉水瓶的瓶蓋，接著說，以後有些真菌再來侵襲這株水稻，就沒處落腳了。

水稻是世界約一半人口的口糧作物，然而一些真菌病害嚴重威脅其生長。3月底，彭友良團隊敲除水稻特定基因從而提高其廣譜抗病性的研究論文，在國際學術期刊《自然》雜誌發表。這意味著，未來人們不必再為了消除稻瘟病、紋枯病、稻曲病、胡麻葉斑病、惡苗病、穗腐病等病害而頻繁給水稻打農藥。

但幾乎沒人知道，這項研究險些半途而廢。「我不願意說他的糗事情。」頭髮花白的彭友良指向身邊的學生袁貴鑫說。讀了7年博士的袁貴鑫是這篇論文的第一作者，他「嘿嘿」一樂，黝黑的臉上露出兩排白牙，笑道：「可以說，可以說。」

誰是「臥底」

用這篇論文的共同第一作者、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盧訓莉的話來說，真菌侵害水稻，是一個「內外勾結」的過程。真菌派出「打手」，與水稻體內的「臥底」接頭，才能使水稻染病。

但，誰是「臥底」？

「偵查」從2018年正式啟動。與電影《無間道》追查臥底不同的是，這次行動在分子維度上展開。

實際上，各類真菌在引發稻瘟病、紋枯病、稻曲病、胡麻葉斑病、惡苗病、穗腐病等水稻常見病時，各有各的「作案」手法。但團隊推測，各類真菌可能派出功能相同的「打手」與同一個水稻「臥底」接頭。揪出「臥底」，除掉它，水稻就能同時抵抗多種病害，實現「廣譜」抗病。

彭友良和盧訓莉布網，篩選出「可疑」對象，袁貴鑫則在肉眼不可見的世界里尋找蛛絲馬跡，驗證每一種假設。

他們的策略是先盯緊「打手」。袁貴鑫在實驗室日複一日試探多年，終於找到了稻瘟病、紋枯病、稻曲病、胡麻葉斑病、惡苗病、穗腐病等6種病害共用的「打手」——效應蛋白Gas2。在此基礎上順藤摸瓜，他們便揪出與「打手」接頭的「臥底」——水稻中SnRK1β1A蛋白的編碼基因。

團隊發現，用基因編輯的「剪刀」在水稻中敲掉這個基因，可以顯著增強水稻對上述6類病害的抵抗能力。

但這一切都停留在實驗驗證層面，要坐實「臥底」身份，還得抓「現形」。彭友良說，「是騾子是馬」，得拉到田里「遛遛」。

團隊把敲掉「臥底」基因的水稻試驗材料種到田間的「病窩子」里。那是一種不打藥、不施肥，積累了多種水稻病害的「病圃」試驗基地，滿佈各種真菌。

然而並非每種病害每年都會按時爆發。等了3年，袁貴鑫只等來稻瘟病的爆發。敲除「臥底」是否同樣能抵抗另外幾種病害？他沒抓到「現形」。

「頂不住了」

一晃，時間來到2023年，1994年出生的袁貴鑫馬上要30歲了。

這是他讀博的第6年，同期同學紛紛畢業，而他的試驗材料還種在地裡，註定延期畢業。

更讓他焦心的是，2022年和2023年，母親因摔斷多根肋骨和心臟問題先後動了兩次大手術。「都說三十而立，我一點積蓄也拿不出，家裡全靠我姐」——這個從農村走出來的博士心裡很急。

試驗能成功嗎？什麼時候能畢業？什麼時候能賺錢幫襯家裡？袁貴鑫「看不到希望」，只覺得自己「頂不住了」。

他跑到彭友良辦公室，說不想等了，發一篇「差不多」的文章畢業就行。

彭友良沒同意。

彼時，袁貴鑫不知道「病窩子」里的真菌正在積蓄力量。彭友良也不知道。但彭友良知道的是，對於袁貴鑫這樣的科研「好苗子」來說，跨越科研過程中的痛苦和不安，很可能會獲得飛躍式的成長。在彭友良看來：「很多時候，成功和失敗只隔著一條線。」

「怎麼辦呢？‘胡蘿蔔加大棒’吧。」彭友良對記者回憶。他的黑框老花鏡滑到鼻尖，無奈的眼神擦著鏡框的最上沿掃向袁貴鑫。

袁貴鑫有點不好意思地笑道：「我到現在還記得，彭老師給我的實驗安排足足有兩頁A4紙，告訴我怎麼繼續完善實驗。」但袁貴鑫並沒有立刻照辦。

「不讓我畢業，我就混日子。」他打退堂鼓被拒後，睡到自然醒，天天打籃球，間或去實驗室晃悠一會兒。

彭友良沒有阻止他。在彭友良看來，「會做科研」不僅僅是科研的事情，往大了說，還要有心理韌性、團隊精神、家國情懷；往小了說，要「能玩」「能吃」「能運動」。

「擺爛」大約一週後，袁貴鑫自己察覺有點不對勁兒——早晨睡醒躺在床上，感到特別空虛。「我受不了每天起床後什麼也不幹。」袁貴鑫重新認識了一下自己。

「兩橫一豎，干」

他拿起彭友良寫給自己的A4紙，心想：「兩橫一豎，干吧！」

隨後，「病窩子」里陸續出現了此前欠缺的幾類病害，團隊共完成了4類病害的田間對照試驗。袁貴鑫說，這證明敲除水稻「臥底」SnRK1β1A蛋白編碼基因確實可以達到廣譜抗病的效果。

不久後他終於撥雲見日。2024年10月底，彭友良代表團隊向《自然》雜誌投稿後，很快獲得了積極的審稿意見。儘管還有不少細節需要完善，但袁貴鑫又看見了希望。

2025年春節期間，為了回答審稿人的問題，系統地證明「臥底」找對了，袁貴鑫在100多平方米的實驗室里，每天來來回回能走上兩萬七八千步。他笑道：「我用做實驗來麻痹自己。」

後續，關於「打手」和「臥底」如何接頭的研究，由袁貴鑫的師妹——1996年出生的博士生李夢菲幫助他繼續補齊。

直到2026年1月一個週五的晚上，彭友良估計，位於倫敦的《自然》編輯部應該會在下班前給最終回覆。但消息遲遲沒來，他一看表：「深夜12點4分了，睡覺。」

袁貴鑫和盧訓莉睡不著。深夜12點半，袁貴鑫發微信，請彭友良再查一遍郵箱。彭友良看到「原則性接收」的消息，立刻分享給二人。

盧訓莉興奮得拽起熟睡的老公聊了半宿。袁貴鑫則一直坐到淩晨三四點。他說：「我沒刷手機，就一直回想整個研究過程。」

袁貴鑫複盤，自己正是在2023年最痛苦的階段，鍛鍊出了寶貴的科研思維。恰恰是那些彭友良和盧訓莉設計出來的，他一開始不理解，甚至試圖「偷懶」跳過的實驗，教會了他如何完整、獨立地開展科研工作。

彭友良對記者說，一個老師最欣慰的事，莫過於把一個本來可能停留在這兒的學生，「拔」到這兒——他將手舉到胸前示意，又把手舉過頭頂。

現在，袁貴鑫在位於海南的崖州灣國家實驗室做博士後。他的一些師弟師妹則站上了學術生涯的十字路口。放棄？不甘心，自己想要做的事還沒有做成。繼續？不一定成功，或許還要以推遲結婚生子為代價。

大家迷茫時，就找袁貴鑫請教。一般他分享完自己的心路歷程，還會建議大家開發一項自己喜歡的體育運動，作為解壓的出口。

彭友良並不認為自己能把每一個學生都培養得出類拔萃，因此更加不願意錯過培養學生成才的機會。在他看來，在高校做科研，論文只是「副產品」，培養人，才是第一位的。糧食安全、科技強國，歸根到底要靠人才。

責任編輯：原春琳,梁國勝,邱晨輝,王國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