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外賣騎手的世界：系統之下，生存之上

最初，人們發現女外賣員王晚的餐箱里有本書，《活著》。於是，他們想像的故事是——體力勞動之外保有精神追求。

事實上，書不常帶，「一來沒時間看，二來老被雨淋爛。」

餐箱里更常見的，是打氣筒和止瀉藥。對於王晚和中國超一千萬騎手來說，送餐途中爆胎，打上氣能吭哧撐到目的地；騎手三餐不定時，肚子鬧脾氣，止瀉藥下肚，就能「忍者無敵」。

類似的細節，王晚挨個寫進《跑外賣——一個女騎手的世界》這本書里。有人稱她為「國內首位出版非虛構作品的外賣女騎手」；但因為過於詳細，這本書也被一些人稱為「流水賬」，意思是「文學價值不高」。

王晚覺得，那些形而上的概念和文學教條，不能概括送單途中具體而瑣碎的障礙。她形容自己是「喊」出這些共有的疑問：超時和超速提醒同時響起，先顧哪個？差評背後，外賣員的道德困境如何消解？還有，「好外賣員的標準是什麼？賺得多，但不守交規還有差評，他能算好外賣員嗎？守規矩，但沒賺到錢呢？」

騎手的利益被討論過很多輪，但他們始終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她寧願絮絮叨叨，講別人看不到的東西。

王晚在送晚高峰的外賣。蘭丹青攝

「外賣村」

踢掉鞋子，雨水浸濕的襪子搭在書桌橫檔，結束一天騎行的王晚寫道：

「披薩太慢，現炒的也煩人，等餐的時候，其他訂單會超時；蛋糕不好放，也不能騎快，影響我的速度；最噁心就是別墅了，不讓進電動車，路繞來繞去，相當於你走的距離會很遠……」

白天被耽擱的訂單，和屋外雨點一樣，滴滴答答落在紙上。她形容寫作就像洗衣服一樣自然而然——衣服髒了要洗掉，白天騎行腦子裡裝滿了，晚上就付諸筆端。

這是位於北京五環外城中村的一居室。入口處鞋架上擺著七八雙鞋，常年磨損後，底薄薄的，鞋面變成大差不差的灰色；室內兩張書桌，一張挨著灶台、另一張靠床，都堆著稿紙和書本。收工的深夜，她俐落地準備晚飯：青菜按在鍋底燙軟，主食是三秒就熟的麵線。灶台邊的書桌上，她邊吃邊寫。

城中村叫於辛莊，店挨店、樓挨樓，連電線杆都手拉手並排杵著，小巷道在其間摸索延伸。因為離商圈不遠，租金低，這裏「遍地都是外賣員」。

王晚管它叫「外賣村」。每天清晨，樓下雞和狗來回叫喚，「讓人恍惚間以為還在老家」，接著，五顏六色的騎手，從各個不起眼的樓道里冒出來，百來輛電動車從滿是碎石的村道上呼嘯而過，蹦蹦躂躂駛往商圈和寫字樓。

王晚在居住的「外賣村」於辛莊溜躂。新京報記者吳瑜攝

「外賣村」里，人和物都是流動的——送外賣門檻低、投入少，是任何人都能輕易開始、隨意放棄的工作。於是，冒尖的垃圾堆上，常有離職騎手丟棄的餐箱、頭盔，很快又被新入職的騎手撿起；這裏的房子永遠在招租，也永遠有人在租房，「村里就沒見過熟面孔。」

這樣的流動性和臨時性，「常給人眾生平等的感覺。」時間拉長一些，王晚的生活也如此——19歲來北京，十五年里做了十七份工作，服務員、保潔、家政，在相似的城中村周轉騰挪，在體力行業兜兜轉轉，收工後讀書、寫作。直到，她決定寫寫自己和手頭的工作。

放下筆是深夜，窗外雨還在下著。躺在床上，她慣性一樣點進外賣系統後台，當日的北京騎手接單量排行榜顯示，前十的騎手已跑了百來單。數據還在更新，「他們還跑著呢。」她像個逃課的學生，心裡不安生。要不是寫書，以往下雨天她也衝得狠，「天氣越惡劣，單價越高，塑料袋套頭，一晚夠好幾天的。」冬天也是，「一邊擔心變冷，一邊巴不得多冷一段時間。」

王晚夜晚寫作中。蘭丹青攝

她把這種「心憂炭賤願天寒」的矛盾心理記錄下來，也正是這段表達打動了編輯。

「看到初稿，就覺得這本書是一定要做的。」編輯胡曉鏡說，跑外賣不算新鮮話題，當它是你的生存需求，才能有書里具體細膩的感知，這是田野調查無法抵達的。「騎手在哪兒吃飯，上廁所，如何和形形色色的顧客打交道，我從來沒想過。」與此同時，「十幾年的寫作訓練，讓王晚能把這些感受有力地表達出來，沒腔調，只把事撂這兒。」這些因素都促成了書的出版。

定稿前，編輯部把書名從《送外賣》，改為《跑外賣》，大家一致認為，「這本書是跑出來的。」

王晚在「超級合生彙」商場跑步取餐。蘭丹青攝

像「超級瑪麗」一樣撞下金幣

跑外賣，王晚說這是一場「大型限時遊戲」，自己是遊戲裡面的超級瑪麗，「每丟下一單，就能從頭頂的牆上撞下來個金幣。」她一路「升級打怪」，從「新人騎手」變成「熟練工」。

清晨9點，從於辛莊出發，騎行6公里，王晚到達超級合生彙。這個總建築面積15萬平方米的商場是附近騎手的據點，商場頂部直徑100米的「亞洲第一大商業穹頂」下，400多個店家按兩圈分佈，每天她在各個門店打圈取餐，「像拖著啞鈴跑操。」一天12個小時，40來單、300多公里，至少爬30多層樓梯，中間去換電站換4次三四十斤的電瓶，「沒有體力根本堅持不下來。」

體力最大化的情況下，時間靠腦力爭取。

「每分每秒，我的腦子都在計算取餐時間、路線、出餐時間，給每個訂單與留出等紅綠燈及其他突髮狀況的時間，根據我的步幅計算進出小區和爬樓梯的時間。中間誤判了一點點，可能就會超時。一個賺錢的外賣員需要計算，不是傻跑就行。」

騎行過程中，最直接的障礙是不完備的基礎設施。過街天橋台階兩側的坡道陡而窄，寬度不到30釐米，沒有防滑設置，但這裏是外賣平台規劃路線中的必經路，「好幾次我都連人帶車滾下去，得虧中間有個緩衝平台，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跑單途中，王晚的電動車卡在台階和坡道中間。蘭丹青攝

路邊公廁也不充足，王晚回憶一年中只上過三四次，其餘要麼在商場廁所排隊，要麼在小樹林解決。一天晚上，在別墅區的小樹林中，她被保安當成小偷，被要求翻兜自證清白。而同為騎手的大哥選擇少喝水，趕上鬧肚子，就停在路邊灌止瀉藥。

還有一些阻礙與性別有關。高峰期搶單的窗口期只有兩秒鍾，常常搶完後點開餐品詳情，她才意識到自己搬不動，這時候再把訂單取消或轉出去，「扣的錢可能比配送費還高。」有一次她接到兩桶10L礦泉水的訂單，「只能硬著頭皮上。」分幾次來回倒騰上三樓後，「下樓時腿和手都在發抖。」

她提議，「算法或許可以照顧性別差異，給女外賣員以重物提醒的彈窗，我們就不至於錯搶訂單。」

夜晚送單途中，王晚穿越一片沒有路燈的樹林。新京報記者吳瑜攝

「會不會太枯燥。」寫到這裏，她一度擔心可讀性，可是，「旁人總是評判外賣員的種種，那是因為他們沒有身臨其境過，他們看不到的，我得寫給他們看。」

「乾脆把自己全部敞開。」

於是跑單技能之外，她記錄更隱秘的情緒變化。跑單初期，高強度快節奏的工作情況下，出餐慢的商家、進不去的小區、填錯的送單地址、聯繫不上的顧客，都會讓她控制不住地「大喊大叫」，直到收到差評、被扣錢減分，她意識到，「這些是錢換來的。」

「不敢發脾氣，也不捨得發脾氣，一般先在樓下炸完，再換個表情上去送餐，像被打磨成沒有棱角的鵝卵石。」

從新手到熟練工的另一個明顯轉折，來自道德和規則層面的「麻木」。一些學術論文稱之為「異化」。用王晚的話說，「當與你的直接利益相衝突，就會下意識做出違背原則的事情。」

她曆述自己撒謊的經歷。為了不被扣錢，餐品撒漏了，她和平台撒謊，說是商家沒包裝好；磕壞了鏡子，把責任推給顧客；遇到難送且有超時風險的單子，告訴顧客餐撒了，賠一筆錢，再自己吃掉，圈里黑話叫「加餐」。

回程路上，愧疚感襲來，無處消解，凡是摔倒或爆胎，都當作「因果報應」。可是，下一次遇到這樣的事情，還是做了同樣的選擇。「到底是你本身貪心，還是這個平台把你變成這個樣子？」她自我責問。

這一部分內容的標題是《平衡》，後來的採訪中，王晚說其實很難平衡，違規常常在不經意間發生，「單價我不能控制，唯一能掌控的就是時間和單量，一旦手裡接了超過四單，就心慌到顧不上別的，闖紅燈、逆行、超速可能就發生了。」省下的時間以秒為單位，她拉開衣櫃，「褲子都是鬆緊帶褲腰，上完廁所，拽一下就能上來。」

午高峰後，下午三點，在商場休息區，王晚和其他騎手邊吃飯邊搶單。蘭丹青攝

大多數時候，「顧客和騎手之間的體諒是相互的。」王晚也常常感受到潛在的善意。一些腿腳不方便的人會提出一些額外需求，讓幫忙捎東西，她送進屋裡，不忍心收錢，有時還順便帶走門口的垃圾，而事後，她也總能收到一筆打賞，「還特別備註謝謝。」

最後，到了升級打怪的結算階段，損耗和收穫往往是相伴而生。

「心理和身體都變得麻木。」王晚的小拇指因為長期拉刹車，沒辦法自如彎曲；騎行磕碰的小腿青一塊紫一塊，「常年都是黑的。」

與此同時，在跑外賣的第二個月，她的收入達到六千，半年後穩定在一萬二。華中師範大學社會學院研究報告顯示，外賣員中收入能過萬的僅佔2.15%。

外賣平台後台顯示，整個2024年，她一共送出6782個訂單，跑了40430公里，相當於圍地球赤道騎了一圈。她的騎手等級從「新人騎手」升級為「最強英雄2」。

年末，王晚收到平台發來的通知，「不得不說，你真的超棒。」

王晚在醫院包紮傷口。新京報記者吳瑜攝

「打不過也要喊出來」

關於跑外賣前的故事，王晚說，「大部分女騎手都有類似的人生軌跡。」目前全國約1400萬外賣騎手中，女性佔比達24.3% ，也就是說大約每4個騎手中就有1位是女性。

1991年，王晚出生在山東省聊城市莘縣觀城鎮，從小就是個強小孩。鎮里有一座北京廟，老一輩說站在廟上就能望到北京城，她一遍一遍地爬到城牆上驗證，看到的卻永遠是一片望不到邊際、「比平原還平原」的土地。

在這片土地上，每到年末，村口大巴的鳴笛聲此起彼伏。男人們用被縟包著鍋碗瓢盆離開，去大城市務工；女人們一輩子留守，在一個村莊長大，再嫁到附近的村莊成為妻子、母親、婆婆，灶台前煙燻火燎，幾十年如一日，負責全家老小的饑飽。

她記得邊顧農活邊顧家務的母親抹眼淚，說過得不自在，但「動彈不得」。無處傾訴的母親後來請了一尊菩薩回家，漸漸地，和菩薩說的話比和家裡人還多。

王晚說，她不輕視這樣的生活，但想活成別的樣子。

「只能通過讀書改變命運。」中考時，兩個哥哥結婚上學正要錢，家裡要她上技校，「考不上大學，讀高中就是浪費錢。」她不肯，跑出去掙學費。大夏天的棉花地裡，她幫別人給棉花授粉，每天14個小時，兩個月掙夠600塊錢。高考前三個月，她帶著複習資料在北京的印刷廠疊紙盒時，母親註銷了她的學籍，「保留學籍要交200元錢。」從此沒有其他路了，她一下子意識到，「要一輩子幹體力活。」

那時她19歲，之後的15年她在北京打工，每年回老家待半個月。村里宅基地分男不分女，兩個哥哥和父親名下各有一套房子，她隨機睡在賸餘的床鋪上，枕頭用棉褲卷，「老家沒有一寸土地屬於我。」

王晚19歲的照片。受訪者供圖。

「結婚了我就能有個屬於自己的家。」2020年，通過家裡介紹，她認識了一個工作體面、有房有車的男人，人不壞，兩個月後兩人結婚。婚後，她才發現丈夫婚前欠了很多網貸，搭上自己的積蓄，她計劃和丈夫用五年還完。

這種情況下，丈夫提議要個孩子，但她堅持先還債，「我要為我自己生出來的小孩負責，每一個生命都要好好生長。」隨著各種矛盾的激化，兩年後，她淨身出戶。

這些都是書里沒寫的故事，「不想被理解成苦難敘事。」她強調，婚姻里她從未讓自己顯得弱勢。採訪當天，在客廳的角落，她從雜物箱里翻出辣椒噴霧，捂起鼻子衝空中噴，「是不是？能給他嗆到不行。」她總結雙方力量懸殊的原因：「退出婚姻，他是更絕望的那個人，絕望和弱小的人才更張牙舞爪。」

離婚那年王晚三十一歲，花800元買輛二手電動車，開始跑外賣。

「那麼個小個子，跑得比男人凶，車輪冒煙。」同為騎手的大哥說，自己幾次途中出車禍，也是王晚連夜趕過去擺平。自認倒霉的他要自付醫藥費，王晚折騰著一定要找平台付錢，「每天兩塊五的意外保險費不能白交，打不過也要喊出來。」

打不過也要喊出來——這也是王晚對自己生存態度的總結，「我從小就是個麻煩友，婚姻、工作、寫作，不會因為害怕沒用就不做。去把冰層稍微撬一撬，也許會掉下來一些東西。」

誠實地說，大部分抗爭，結果並不如願。即便如此，她試圖最大程度保留自我。跑外賣半年後，她在城中村租下一間寬敞的一居室，月租2500元，有客廳、獨衛、臥室，「算得上精神上的家。」在這裏，她掙錢、讀書、寫作，過一單一單、一字一句的生活。日子不一定更輕鬆，甚至還要辛苦些，她想得明白，「人無論怎麼活都是辛苦的，不如選自己中意的方式。」

夜晚收工後，王晚邊吃飯邊寫作。新京報記者吳瑜攝

只是，勞損也很公平地烙刻在身上。

每一年，一大半掙來的錢都用來吃藥看病，「掙得多就生病多，好像一個閉環。」前幾天，她和騎手撞倒摔在地上，傷到手指，手術台上還沒開始包紮，她問多久能拆線，「這是我捏刹車的手指，耽誤我騎車。」

身體被當成了騎手裝備的一部分，「骨折之外，都是正常損耗。」

連推拿的師傅都記得，干保潔的時候是膝蓋疼，跑外賣防守中場不好。「我的身體跟著我挺遭罪的，換個人應該好點。」躺在推拿的床上，王晚調侃自己。

她越來越不愛照鏡子，覺得自己變了樣，「也不能全怪外賣，身體和精氣神，是在十幾年的漂泊中，一點點被損耗的。」還好，疲憊和強悍會勢均力敵地刻在眼角，疼起來笑起來，眼尾都擰成一個疙瘩，像一朵越乾枯越張開的鬆果。

王晚做筆記，寫字手的小拇指在騎行中受傷。新京報記者吳瑜攝

文學的前綴

書發佈後的第二個月，電影版權中介覺得是不錯的電影改編題材，和王晚約在咖啡廳見面。關於故事的內核，王晚很肯定：不是勞動者追夢文學成真，不是中產跌落，也沒有逆襲反轉，「老老實實講一個騎手的故事，這才是我的故事。」

寫作不是突然的愛好。王晚身邊有一群和她一樣邊打工邊寫作的人，她常常散步的溫榆河，下遊就是因打工文學而聞名的皮村。只是其中絕大多數「待在文學圈的角落里」，個人公眾號是唯一的發表平台。王晚的微信公眾號一度取名為《王晚不晚》，「等一個晚來的機會。」

這個公眾號顯示，在2015年11月16日，她第一次發佈小說，接著大約每月更一次，更新時間基本都在早晨或深夜，那是工作之外的時間。持續更新的十年間，閱讀量最低30，最多634。寫《跑外賣》前，她的電腦存了一百多萬字，包括十部長篇、幾十個短篇，都沒有正式出版過。

直到圈里好友馬曉康提醒她，「不要光寫小說，不容易被看到，寫寫跑外賣的事。」

王晚參加播客錄製。新京報記者吳瑜攝

「從認識她開始，她就過得火燎屁股，她的文字是生存狀態的反射。」十年前，馬曉康和王晚在北京打工文學圈里認識，他說，圈子有人寫著寫著不再願意打工，「沉浸在文學里。」而王晚幹得越猛，寫得越多。

兩人每星期約在小餐館見一次，「只聊最近寫了什麼。」有時候，王晚提前發來消息，白天跑累了，讓他找個近點的地兒。接著，城中村深處24小時營業的飯館里，王晚「耷拉的眼睛整夜放光」，講新寫的故事。

馬曉康至今記得《老楊找棺材》的故事，「農村老頭老楊得了絕症，沒錢治病也沒錢打棺材，為了面子，他天天在河邊溜躂找棺材，逢人便說棺材被河水衝走，他想體面地死掉，假裝有棺材。」馬曉康說，「這是王晚老家的故事，她一直貼著生活寫。」

《跑外賣》這本書籤出版合約當天，王晚給他發來語音，「我終於翻身了，兄弟。」他懂「翻身」的意思——這個社會終於給了她回應。

書出版後的半年里，王晚被邀請去全國各地，參加數十場活動和節目錄製，遇到更多在菜市場、廚房、田埂、出租車里寫作的各類文學愛好者。「天賦、才能、努力、人格、話題性，可能都沾點。」關於走紅的原因，王晚琢磨，有機遇的成分，最不濟是人文關懷。

最初，主持人稱他們為「素人寫作者」，最近變為「新大眾文藝寫作者」。這是一個新詞，書出版半年後的2026年全國兩會上，「新大眾文藝」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大意指「由普通民眾創作的紮根現實生活的文藝形態」。

像是隔著時空的呼應，往前追溯，早在1927年，王晚喜歡的魯迅就預想過「平民文學」的出現：「有人以工人農民為材料，做小說做詩，不是平民文學，因為寫作者是讀書人，要平民自己開口。」當時對「平民文學」作用的總結是，不是慈悲的藝術，要給平民以外的人看，以改善他們的境況。

王晚也是這麼做的。2025年9月的一個下午，在北京朗園單向書店舉辦的新書發佈會上，觀眾席第一排，一位自稱外賣平台股東的觀眾舉手：「這本書里提到，外賣員的電動車開到50公里每小時還嫌慢，那要怎麼看待新國標的限速規定？」發佈會幾天前，新版強製性國家標準《電動單車安全技術規範》正式實施，規定電動單車最高設計車速不得超過25公里每小時。

台上靜了兩秒，那天台上有編輯、作家、記者，王晚知道沒有人能代替她回答這個問題，「因為他們不是外賣員。」她拿過話筒：「那要看平台有沒有把配送時間相應拉長，拉長的話，限速我可以接受，但是按照目前的趨勢來看，配送時間是更緊的，配送費用是更低的。」

新書發佈會上，王晚回答觀眾的提問。新京報記者吳瑜攝

隨著走紅，人們還開始更感興趣跑外賣之外的事。

他們驚訝地發現，王晚的豆瓣上標記看過1000本書和1400部電影。有攝製組找到她中學語文老師，要搞清楚一個體力勞動者文學啟蒙的淵源。也是同一場新書發佈會上，另一個反復被提及的問題就是，「你的生活為什麼沒有吞噬掉你，你是怎麼能夠寫的？」

當時王晚的回答是：「我不覺得體力勞動和文學是有反差的事，文學就是文學，為什麼劃分成打工文學，如果一定要說有什麼不同，在我們的文字裡，生存從來是更永恒的母題。」

從工廠時代到零工時代，王晚看到圈子裡陸續走出農民作家、薩克達作家、工人作家、快遞作家、家政作家……這些文學的前綴連起來，是一個群體的生存史，她形容是來回蹦躂的跳蚤，田地沒了，進工地，工廠轉移了，打零工。自己、大哥、堂兄，「在體力行業兜兜轉轉，最後都成為騎手。」要不是被寫進文字，很難意識到有一群沉默而龐大的群體以旺盛的生命力，始終支撐社會的運轉。

「我的書里沒有控訴和苦情，畢竟外賣行業接納了很多走投無路的人，我想記錄我們的處境，被看見是第一步，這個行業能更好。」她分享最喜歡的一條書評，大意是：下雨天點的單超時了，這個讀者發消息給騎手說不要著急，直到收到食物發現被雨水泡過，她沒有生氣，反而發過去一個紅包——因為書里解釋過，食物被泡，大概率是雨天走了地下通道，無法避免的，水也會漫過騎手膝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