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里路雲和月》導演張永新：尋找民族不倒的精氣神丨造夢者說

在中國影視劇創作的版圖中，導演張永新始終像一位深耕土地的創作人，他的鏡頭裡總有一種天然的力量。從《馬向陽下鄉記》中泥土芬芳的鄉村敘事，再到《覺醒年代》中那震碎時空壁壘的理想主義光芒，張永新一直在尋找一種能跨越時代、直抵人心深處的精神密碼。

張永新執導的劇集《八千里路雲和月》正在熱播。

這一次，他將目光投向了1937年至1945年那段血淚斑斑的抗戰歲月。正在央視八套和愛奇藝熱播的新作《八千里路雲和月》不再是高屋建瓴的沙盤推演，也不再是英雄史詩的單向謳歌，而是俯身貼近地皮，去觀察、去記錄一群在硝煙中求生的普通老百姓。在接受新京報專訪時，張永新導演展現了他在藝術創作上一貫的赤誠與嚴謹。他談及山東老家的家族記憶，談及那一輪照徹古今的明月，談及他作品中的「精氣神」。這不僅是一次關於新劇的深度複盤，更是一位創作者在經歷了藝術的長途跋涉後，對民族根脈的一次集體致敬。

從山東少年的家族記憶到「平民視角」的執念

張永新是山東人，齊魯大地特有的厚重與堅韌，是他藝術底色中最深沉的一部分。在採訪中，張永新坦言，最初吸引他創作《八千里路雲和月》的，正是那種刻在骨子裡的平民視角。「我是山東人，小時候家裡老人就經常講故事，講到抗戰時期的一些點點滴滴。那個時候就有一個感受，希望將來有機會的話能夠拍一個平民視角、反映抗戰的故事。」

張永新坦言，最初吸引他創作《八千里路雲和月》的，正是那種刻在骨子裡的平民視角。

在張永新的認知里，抗戰不僅僅是前線的衝鋒陷陣，更是億萬普通老百姓在極端環境下如何活下去、如何選擇、如何守住最後一點尊嚴。當這個劇本擺在他面前時，他幾乎瞬間「相中」了。這個劇本的邏輯與他少年時的記憶完美重合：它關注的是那些「貼在地皮上的普通老百姓」。

張永新為這部劇設定了一套極其獨特的敘事邏輯：「我特別渴望的是能夠在戰爭的硝煙背後，營造一縷煙火氣。在硝煙里能夠看到煙火氣。」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視覺追求，而是一種深刻的生命哲學。從1937年到1945年，整整八年的時間跨度，張永新關注的是這些老百姓所經受的苦難、辛酸與成長。他深信，看到這些普通人的生活狀態，就看到了中華民族最寶貴的民族精神實現的過程。這種「向下看」的創作視角，成為這部劇區別於以往抗戰題材的緣起。

始終在探尋人在絕境中如何守住那個「魂」

在刻畫「大時代下小人物命運」時，張永新將核心要素鎖定為「成長」。但在戰爭年代，成長的底色往往是殘酷的。

張永新在採訪中反復提及一個細節：一碗白米飯。在和平時期，柴米油鹽是理所當然的日常；但在戰爭年代，這成了價值觀的終極考場。「一碗米飯，當端到你的面前，別人告訴你，這是從日本人的米店裡買的。你吃還是不吃？這裡面就有你的價值，你的世界觀，你的認知。」

劇中的張老太爺是一位非常有民族氣節的文人。

在張永新看來，這就是戲劇衝突的極致。劇中的張老太爺（畢彥君飾）堅決不吃這碗飯，為此甚至與孟萬福（黃澄澄飾）爆發了激烈的衝突。這背後關乎一個人的生生死死，關乎在民族存亡之際，你的態度是什麼。這種戲離觀眾很近，因為它能讓屏幕前的每一個人產生強烈的代入感：假如是你，你會怎麼選擇？

在劇中設定一個極致的時空交彙場景，可以展現出戰爭對普通人的殘酷摧殘。1937年，南京大屠殺慘絕人寰的開端，而同一時刻，劇中的女主角丁玉嬌正在上海租界外分娩。「她的丈夫在南京城外長江里，生死未卜。她自己在上海，孩子生下來了。在那樣的環境下，一個中國的母親，連自己生孩子的權利、痛苦叫一聲的權利都沒有。戰爭對於普通老百姓意味著什麼？」

張永新強調，呈現這些苦難並非為了「消費苦難」，而是要從苦難中尋找那個能讓民族不倒的精氣神。這與他在《覺醒年代》中展現陳延年、陳祖年走向刑場時的從容有著內在的一致性——他始終在探尋，人在絕境中如何守住那個「魂」。

「從小我到大我」的捨棄與奔赴，正是民族覺醒縮影

在張永新的作品序列里，他極其擅長處理角色身上「人性」與「神性」的拉鋸。這種能力在《八千里路雲和月》中，被賦予了不同階層的眾生。在《八千里路雲和月》的人物譜系中，他拒絕了臉譜化的英雄塑造，而是給出了每一個人物在歷史洪流中掙扎、覺醒、蛻變的完整曲線。正像是張雲魁在劇中那句貫穿始終的台詞：「死國者，不分貴賤。 」

張雲魁在對日寇作戰中，身先士卒，壯懷激烈。

王陽飾演的張雲魁，代表了那個時代具有職業操守的舊軍人群體。他最初信奉「軍人死於國」是天然的使命，但殘酷的現實卻給了他沉重的一擊：他的犧牲，他兄弟們的犧牲，沒有換得什麼正向的價值，被汙名化為逃兵，用來作為上層指揮無能的遮羞布，他要為自證清白而奔走。而在這個過程中，他看到的是當時政府的荒唐，高層指揮上的混亂。他從失望到絕望，到何去何從，經歷了一個心理轉變。

最終，他尋找到了真正能夠凝聚人心、起到中流砥柱作用的力量。張永新通過這個人的轉變，展現了為什麼當年的有為青年會最終聚集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這是歷史的必然選擇。

丁玉嬌沒有被殘酷命運打倒，而是勇敢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擔，艱難地維持著一家人的生計。

萬茜飾演的丁玉嬌，承載了張永新對中華女性的極致謳歌。她從一個養尊處優、十指不沾陽春水的大家閨秀，被命運無情地拋到了社會最底層。張永新對這個角色充滿了敬意：「她的小肩膀上壓著重擔，左邊是父親要贍養，右邊是孩子嗷嗷待哺。在敵佔區，她要忍受日本人的欺淩，也要面對苦難與憤怒。」張永新認為，抗戰勝利的一半功勞屬於女性。丁玉嬌的血淚史與成長史，體現了大愛背後的堅韌，這種美不在於面容，而在於那種能在亂世中撐起一個家的肩膀。

孟萬福從一個只想逃避戰爭的廚子，最終走向革命。

劇中另一個主人公、黃澄澄飾演的孟萬福代表了當時相當一部分人的真實感知。他從一個只想逃避戰爭的廚子，最終走向革命，他曾想逃避戰爭，認為「我過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那些宏觀大略的理想，跟我有什麼關係？」他在劇中有很多「不可靠」的選擇，他會算計，會膽怯。孟萬福有一句台詞：「我就是一條蟲，為什麼讓我上戰場？」張永新直言，生活是不給人留試錯空間的。當敵人把刀架在脖子上，跪下是苟活，站起來是抗爭，在兩難的選擇當中，如何做選擇？孟萬福最終選擇了後者，他把自己活成了另一個張雲魁。「這部戲的極致就在這裏，誰也不是一蹴而就成為英雄。到最後的時候，是自己內心的交戰。」這種「從小我到大我」的捨棄與奔赴，正是民族覺醒縮影，這個力量是沒有任何人能夠阻擋，也是張永新眼中最可寶貴的精氣神。

「月亮」意象貫穿始終，它靜靜地看著戰爭的醜陋與人類的抗爭

在《八千里路雲和月》中，「月亮」被當作核心意象貫穿始終，出現在每一個人物命運的轉折點。張永新認為，對月亮的感知是中華民族獨有的浪漫，它承載了中國人最樸素的團圓渴望。但在戰爭年代，這種團圓成了奢望。月亮在劇中像是一個沉默的觀察者：它曾照見過南京城破之日的地獄景象；它也曾照見過戰壕里淌著血水、站在雪裡的戰士。張永新解釋說，月亮是「心疼又不心疼」的，它靜靜地看著戰爭的醜陋與人類的抗爭。

在《八千里路雲和月》中，「月亮」被當作核心意象貫穿始終，出現在每一個人物命運的轉折點。

劇集的收尾定格在1945年9月，抗戰勝利後的第一個中秋，劇中捕捉了那一晚掛在天邊的圓月。在他看來，那祥和靜謐的月光灑下來時，每個人解讀出的味道是不一樣的。不僅僅有歡樂與平安，更有背後深埋的屈辱與辛酸。這是民族涅槃的過程，也是張永新試圖通過影像傳遞給觀眾的文化賦能：「只有中國人能讀懂這個密碼，因為這是用先輩們的生命感受到的。」

「認真是我們的飯碗」，創作者對待熱愛的態度決定飯碗能否端得久

在當前的影視環境下，張永新始終堅持一種近乎偏執的認真。對於合作的演員，他也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談及主演王陽和萬茜，張永新認為他們賦予了角色鮮活且立體的生命。萬茜對每一場戲的台詞、調度的極致追求，尤其是在後期連軸轉的高強度拍攝下表現出的堅韌。「我從他們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那是對職業的尊重。我也努力使自己有職業尊嚴，做好自己的工作。」「認真是我們的飯碗。」這是張永新在採訪中反復強調的一句話。他認為飯碗能否端得久，全看創作者對待熱愛的態度。

「認真是我們的飯碗。」這是張永新在採訪中反復強調的一句話。

「中華民族經歷過所有的苦難，但這種苦難沒有擊碎我們，反而讓我們浴火重生。作為一名中國導演，我有責任把這種民族的力量感拍出來。」在張永新看來，生而為人，每個人都有七情六慾，都有本能的需求。但如何在極端環境下選擇自己的價值觀，是一個人從自然人走向社會人的必經之路。

講述「貼在地皮上的中國脊樑」的故事，是一種生命觀

在張永新看來，主旋律劇集的「進化」在於能否講得更加生動、更加具有「當下性」。拍抗戰就要敬畏歷史，在苦難中找到能夠戰勝苦難的精氣神。張永新反對將歷史神聖化、模板化。他在執導過程中，要求全組人員：「拍長征要讀懂長征，拍抗戰要敬畏抗戰。」

作為擅長拍攝歷史題材的導演，張永新始終堅持「仰視歷史，平視觀眾」。他認為，歷史絕不是遙遠的存在，而是值得今天不斷咀嚼和汲取的養料。在談到如何「去說教化」時，張永新表現出了對當下年輕觀眾的高度重視。他認為現在的年青人認知極其敏銳，甚至某些時候很尖銳。「正是因為有這群年輕的朋友，無數雙眼光盯著我們，我們才要保持高度緊張，拿出百倍努力，把故事講得鮮活。」

講述那些「貼在地皮上的中國脊樑」的故事，不僅是敘事技巧，更是一種生命觀。張永新認為，從1937年到1945年，我們的同胞經受了非人的苦難，但這種苦難並非只有眼淚與哀鳴。在柴米油鹽的瑣碎中，在衣食住行的計較中，我們能看到中華民族是如何在苦難中一點點淬煉出那股不屈的民族精神。採訪中，張永新談到了他在這部戲中最想傳達的那股「勁兒」。那是經歷過人世間所有苦難，經歷過慘絕人寰的蹂躪，卻依然含著血、帶著淚站起來的堅韌。「我們不是苟活著，不是卑卑怯怯地活著。我們有我們的精氣神，是昂著頭站在那裡的。」

張永新執導的《覺醒年代》《八千里路雲和月》始終在追尋同一樣東西：中國人的骨氣。

從《馬向陽下鄉記》里的田埂，再到《覺醒年代》里的紅樓，直至《八千里路雲和月》里的戰壕，張永新的鏡頭橫跨古今，卻始終在追尋同一樣東西：中國人的骨氣。他深信，一個不知道從哪裡來的民族，就永遠不知道該往哪裡去。在那個中秋節的月亮升起時，所有的屈辱與奮鬥都化作了祥和的月光。這種對民族精神之美的謳歌，跨越了80年的歷史迷霧，在張永新的鏡頭裡，在當下產生了共同的震顫。

【對話】

主旋律不是一個狹隘的概念

新京報：《八千里路雲和月》整部劇集的創作拍攝階段，對你而言，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張永新：那段歷史太複雜，太殘酷。我經常說，中華民族經歷了所有的苦難。在抗戰期間，經受著非人的苦難，殘酷的、慘絕人寰的苦難。但是這些苦難加諸我們這個民族身上，我們沒有被打倒，沒有被擊碎，我們浴火重生了，我們站起來了。我們的民族偉大就在這裏，如此多的苦難，一個弱小的民族也可能就煙消雲散、支離破碎，有可能就亡國滅種了。但是中華民族沒有，我們經過烈火的淬煉，反而含著血帶著淚站起來了。我有責任把民族的這個力量感拍出來。我相信當觀眾朋友看到這部劇，最終1945年的中秋節，日本人投降了，我們贏了抗戰，那一輪月亮掛在天邊的時候，祥和、靜謐的月光灑下來，每個人感受、解讀是不一樣的。不僅僅有歡樂、平安，背後有多少屈辱，辛酸。這就是我們民族涅槃重生的一個過程。我想把中華民族的偉大、堅韌、壯闊，民族精神之美，拍出來。這是我的理想，能不能讓觀眾感受到，還有待於觀眾的檢驗。

新京報：你以往的作品，如《覺醒年代》非常擅長將「歷史偉人」還原為「真實的人」。在《八千里路雲和月》中，如何處理角色身上「神性」與「人性」的拉鋸？

張永新：當我們呱呱墜地那一刻起，我們就是芸芸眾生當中的一個，這是我們的普通與平常，但是路在你自己的腳下。隨著年齡的增長，由一個自然人到一個社會人，這個過程當中，怎麼去選擇你的價值觀，你的存在感。你要做自己的選擇。苟活也是一種活。《八千里路雲和月》中孟萬福有一句台詞，他說，我就是一條蟲，也不會開槍，為什麼讓我上戰場？我相信很多人都會這麼想。但是放在那個時代，是別人舉起了屠刀，要來砍你，那你是要把自己的脖子迎上去嗎？如果你不想屈辱而死，不想讓自己的家人屈辱而死，怎麼辦？你背後站著你的家人、愛人、孩子，你應該怎麼辦？當生死抉擇擺在面前的時候，這個經緯度會考驗每個人的人性、考驗你的價值選擇。歷史離我們並不遙遠。80年在歷史長河當中，多短的一瞬間。我們拍它，呈現它，是為了告訴今天的人們，我們是從哪裡來的？我們是一路怎麼走過來的？今天的歲月靜好，並不意味著明天也是一個和平狀態。假如再來一次戰爭，你做好準備怎麼去迎接它嗎？你做好準備，去豎起那一堵人牆，替你的家人遮風擋雨了嗎？難道你還是說，我只是一條蟲，我苟活，只要我活著就好？你會這樣去選擇嗎？這個作品試著在回答這些問題。我總覺得，一個民族也好，一個國家也好，忘掉自己的來時路，是不值得說的。不知道自己從哪裡來，你就不知道你往哪裡去。我們拍這部作品，就是希望讓今天的年輕朋友看到，我們的前輩曾經做過一些什麼樣的選擇。假如要再面臨這樣一個狀態，我們怎麼選擇？這也是這部戲的一個主題，設問，再回答。

新京報：在你看來，關於歷史、主旋律作品的創作，在「真實」和「藝術創作」之間的「度」，要如何把握？

張永新：我們經常說，藝術源於生活而高於生活。但是我覺得生活是最好的老師，無論做多少的戲劇，做多少的概念，它的力量，它的真實感，永遠比不過真實。所以面對歷史、生活、面對我們要呈現的這個時代，我們要保持敬畏之心，我們要匍匐在地，拿出我們全身心地創作，來認知它、感受它、實現它。這個過程極其艱難。要保持敬畏之心，尊重歷史、尊重真實，把真正的「精氣神」發掘出來。

張永新表示，你的故事講不好，不要找別人，找你自己的原因。

新京報：在當前影視環境下，你認為「主旋律」劇集的下一次進化應該體現在哪裡？

張永新：我覺得所有去表現中華民族真善美的、謳歌民族精神的作品都是主旋律。主旋律不是一個狹隘的概念。作為影視工作者，有責任和義務要表現民族的精氣神，要表現出我們真正的大愛。只有做到這一步，才能夠讓作品立得起來，走得出去。我們去講（這些故事），就要講得鮮活，講得生動，講得讓觀眾願意看。你的故事講不好，不要找別人，找你自己的原因。觀眾永遠會喜歡鮮活的故事，靈動的人物。但是你有沒有能力實現它？考量的是創作者的能力，也是擺在每一個創作工作者面前的問題，你必須去這麼創作。翻過這些山，你才能夠見到真正的大江大河、大山大海。

新京報記者 劉瑋

編輯 黃嘉齡

校對 李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