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萬人訂閱的罪案播客,主播在讀什麼書?|「書」適圈

封面新聞記者 劉可欣

近年來,播客的興起改變了人們處理碎片化時間的方法。開車的時候,乘地鐵的時候,睡前的一段時間里,播客填充起這些時間空隙,成為人們開拓認知的另一種工具。通過主播們的聲音,聽眾們可以學習一種技能,瞭解一種觀點,聽一個故事。作為目前頭部的罪案播客之一,來自成都本地的霓達播客,便是給聽眾講故事的人。

霓達播客(以下簡稱「霓達」),由王哪跑(化名)和劉下來(化名)兩名主播組成。目前,這檔播客節目在全平台的訂閱量已達百萬。雖然人們聽案件往往出於好奇心理,但有趣的是,霓達之所以被聽眾們稱為「罪案播客的天花板」,並不是僅僅因為所選案件的曲折,更在於他們同樣注重對人性、社會語境的剖析。「案件講述紮實」「觀點分析有深度」「節奏鬆弛有度」,這些都是聽眾對於霓達的印象。

講故事的人喜歡閱讀什麼書?準備一期節目需要閱讀哪些資料?被聽友們所提到的特質,是否與平日的閱讀有關係?恰逢「4·23世界讀書日」,帶著這些疑問,封面新聞記者專訪霓達的兩位主播,和他們聊了聊與閱讀有關的事。

劉下來(左)與王哪跑(右)劉下來(左)與王哪跑(右)

儘管兩位主播都是推理小說的愛好者,但各自的閱讀偏好仍不盡相同。王哪跑喜歡參與推理的過程,好比是東野圭吾的《惡意》。即便是閱讀了很多推理小說後,在對「套路」和規則都比較熟悉的情況下,她依舊享受推理的過程,以及在「詭敘」中暢遊的體驗。劉下來則從偵探小說中發現了另一種趣味:「比如阿加莎的小說里,可能會寫很多跟英式下午茶相關的內容。例如在英國,茶大約是在18世紀流行起來的。」這些看似旁逸斜出的「冷知識」讓他覺得格外有趣,也為霓達在講述同類題材時,提供了許多可以自然延伸的話題。

在採訪中,兩位主播坦言,準備播客內容與讀偵探小說實則是兩套完全不同的體系,並無太多可以借鑒的部分。但即便如此,閱讀仍舊是必不可少的過程。

「其實我們很少從偵探小說中借鑒講故事的手法,因為節目中呈現的都是真實案件,它們有自己的發展脈絡,更重要的是把事實講清楚。」王哪跑說。為了更紮實、更貼近真實地呈現案件事實和細節,大量地閱讀案件有關的書籍、官方報告、新聞報導,都是必不可少的過程。相比於讀推理小說,這種閱讀「是非常枯燥的」。

作為一檔周更的節目,通常情況下,兩位主播滿打滿算只有7天的時間用來準備。在這個過程中,通常由王哪跑負責梳理「骨架」,理順事情發展的邏輯。劉下來負責追蹤細節:衣著的顏色、房門和過道的裝修等等。不同的目的,折射出兩種不同的閱讀方式:一本《路西法效應》,王哪跑用了三個小時,就從全書中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資料;但為了追求細節的真實,劉下來卻用了兩天的時間閱讀,還要輔以紀錄片、影片資料的查證。

比如最新一期的節目《黑手》,這是一個發生在新西蘭的案件。「我們閱讀的都是警方出具、長達200多頁的官方報告,同時還要跟庭審文件、新聞報導去做交叉印證。」王哪跑說。又好比為了講白銀市連環殺人案,他們不僅將市面上能買到的相關書籍和當年的新聞報導全部研讀了一遍,還專程前往案件發生地,實地勘察地形。正是這次走訪,讓他們對當地環境有了更直觀、更生動的認識,也為節目中的講述增添了真實的質感。

一百四十多期的節目中,只有一期參考了推理小說的敘述方式——《「出發」之營地驚魂夜》那一期。「這種概率是很小的,」劉下來說,「主要還是要看案子本身有沒有用這種講述方式的可能性。」

但這並不代表著閱讀沒有對霓達產生任何影響。恰恰相反,每一期節目中聽眾最喜歡的部分,也就是兩位主播講述的方式和提出的觀點,是受閱讀影響最深的。但這種影響並不是立竿見影的,而是「潛移默化的」。

好比聽眾常常提及的「魯榮漁案」。對於這起發生在遠洋漁船上的真實案件,霓達將講述的重點,放在了對「人性之惡」的探討上。「魯榮漁案發生在一艘遠洋的漁船上,可以將其視為一個遠離文明的環境。」王哪跑說。在這樣一個環境中,人性便成為了事件發展的推手,這讓她聯想到了威廉·戈爾丁的《蠅王》。

威廉·戈爾丁的《蠅王》講述了一群兒童在荒島上的生存故事,著筆於剖析人性中文明與野蠻的衝突。「閱讀可能會給讓我們賦予這個案子一些主觀感情,比如在主題的凸顯和氛圍的烘托上,我就有借鑒《蠅王》這本書。但是案件本身必須是基於紀實的基礎上。」她再次強調。

「我們平時也喜歡聊一些社會中的現象,比如剖析這個案子反映了什麼。其實就是通過結合我們的生活經歷和閱讀習慣,給大家講一下我們對這個案件的看法。」正如王哪跑所說的,這種主觀看法都與生活經歷和閱讀習慣緊密相關。比如講到東北案件的時候,劉下來會想到讀過的班宇和雙雪濤,想到書中的東北大雪,還有那些在歷史的浪潮中掙扎的小人物;又或者是聯想到尤·奈斯博的《雪人》。「可能我會無意識地講出來,這就是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劉下來補充道。

「一開始我們主打的就是陪伴型播客,通過講故事、講案件來陪伴大家的生活。」王哪跑說。但不可否認的是,霓達的成長確實是一個與聽眾共建的過程,因此他們一直保持開放的心態去傾聽公眾的意見。

劉下來記得,霓達播客最開始建立起來的那幾個聽眾群,被戲稱為「股東群」:這些早期的聽眾,都是霓達播客的「股東」。「大家會說我來給你們出個主意,我來挑個背景音樂,我來幫你們做一個封面。其實,最初的霓達有不少聽眾的幫忙。」但是聽眾一旦多了,紛雜的建議和討論也蜂擁而至,其中不乏一些爭議。

對於劉下來和王哪跑來說,分清楚哪些意見可以接納,哪些持保留意見,是目前霓達重要的「功課」之一。「關於如何提高節目質量的評論,我們會去聽。但是關於基本事實、立場的判斷,我們還是會堅持自己的看法。」王哪跑說。實際上,這種對評論的判斷又何嚐不是一種閱讀的提煉呢?

閱讀案件的資料,提煉聽眾的評論,閱讀書籍本身,這些都是這兩位主播的日常。這些閱讀最終都會在霓達播客這檔節目中留下痕跡:有的痕跡脈絡分明,而有的痕跡則是悄然滲透。好比是王哪跑最近放在手邊的《普通人》,又或是讓劉下來印象深刻的《兒童法案》,或許未來在剖析戀愛關係,或是探討道德與法律的關係時,我們就會在霓達播客中「聽見」這兩本書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