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鴻如何「為人民造像」？阿來、徐驥對談「那些溫暖的、普通的動人瞬間」

封面新聞記者 張傑

許多人認識徐悲鴻，都是從他畫的奔馬圖開始。對談伊始，徐驥卻坦言了這種符號化認知帶來的「困惑」：「大家可能都是通過馬知道徐悲鴻的。觀眾來展覽館問得最多的也是‘馬去哪兒了’。但徐悲鴻其實是一個全方位的藝術家，他的油畫、素描、粉畫、水彩、書法都很全面，筆下除了馬，還有獅子、老虎、貓、豬，從家禽到猛獸等幾十種。」

為了打破這一刻板印象，才有了《為人民造像》一書的緣起。徐驥希望能讓公眾看到，徐悲鴻不僅擅長畫動物，更在歷史題材之外，將深情的注視投向了身邊的普通人。他將畫勞動者視為一種源自內心的選題，也是一種對中國畫的大膽實驗——當傳統文人畫在程式化中走向瓶頸時，徐悲鴻選擇將人物、將勞動人民作為創作主體，同時汲取西方繪畫的一些優點進來，以此努力推動中國畫的革新。

1950年，第一屆「全國戰鬥英雄代表會議和全國工農兵勞動模範代表會議」召開。當時，徐悲鴻主動邀請勞動模範和戰鬥英雄走進中央美術學院，為他們現場寫生造像，把他們的形象定格在作品之中。那一幕，還被鏡頭捕捉下來。

徐悲鴻為何能將普通勞動者刻畫得如此動人？徐驥認為，這與他的出身經歷密不可分。徐悲鴻的家鄉在江蘇宜興的屺亭橋鎮，當時那裡是窮苦之地，常遭水災。他兒時要幫父親種瓜田，農閑時還要替別人放牛。正因如此，他日後所畫的牧童與牛、村歌等田園題材里，總有一個孩童的身影，那正是徐悲鴻自己兒時艱辛與憧憬的印記。

正是這份來自生活的積澱，讓徐悲鴻對普通人的境遇有著天然的共鳴。徐驥還特別提到，四川在徐悲鴻的藝術生涯中佔據著特殊的位置。當年徐悲鴻在成都少城公園（今人民公園）舉辦了個人最大規模的展覽，展出作品多達兩百餘件。包括《六駿圖》等重要代表作，幾乎都是在四川創作完成的。巴山蜀水的人文環境與戰時後方的生活氣息，給予了徐悲鴻豐厚的滋養與平和而堅定的力量。

在繪畫技法上，徐悲鴻是「中西融合」的積極踐行者。他以「致廣大而盡精微」為核心理念，許多傳世名作在畫成之前，必有大大小小數張油畫或素描小稿。過去，人們的目光常聚焦於最終的宏大作品，但隨著一點點的梳理與發掘，才發現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稿里，深藏著極為動人的藝術價值和人物故事。

徐驥在現場分享了一個生動的例子：徐悲鴻曾為一名海軍戰士畫像，多年後大家才發現，這位戰士正是經典電視劇《父母愛情》中人物的原型之一。徐驥由此感慨，隨著後人研究的不斷深入，這些被畫家真誠記錄下的面孔，連同他們背後的故事，都會穿越時光被重新發現。

作為作家的阿來，則從另一個維度對徐悲鴻的創作進行了深刻解讀。他首先稱讚《為人民造像》是一本好書，認為好的藝術作品一定是創作者與其所處時代發生精神共振的產物。

阿來指出，徐悲鴻這一代藝術家的偉大之處，在於他們為中國藝術引入了科學的觀察方法。他分析道：「過去中國的文人畫多為象徵，缺少嚴格的寫生。寫生功夫其實就是用科學的眼光觀察對象，然後把它描述下來。過去我們沒有做這件事情，從新文化運動開始，這100年多一點的時間我們才有了。」在阿來看來，這不僅是技法的更新，更是思維方式的變革，「科學不光是有人在發明什麼東西，科學對於文學藝術來講，是我們換了一種方式來打量世界。這其實就是科學進入人文、科學進入藝術。」正是這種中西文化的碰撞與融合，讓美術與文學界大師輩出，為陷入程式化瓶頸危機的傳統繪畫藝術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對於這種「精微」的追求，阿來也有深刻的共鳴。他提到自己的文學創作同樣如此，作品中涉及的植物、動物等物質世界，必須做到科學上的絕對真實，而在此基礎上，再用想像力和共情力去描繪他人的生活。「如果有一點偏差，那就丟失了基本的真實與天賦。」

在圖像氾濫、信息爆炸的今天，「為人民造像」的精神還有多少份量？阿來認為，經典之所以流傳，首先在於它有堅實的精神內核。他以杜甫寫馬的詩與徐悲鴻畫的馬相比，指出其內在的精氣神是相通的。他反思當下，太多人將眼光投向了短期的「消費泡沫」，「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再過一萬年也不會變質，而泡沫破裂後，只剩一片空虛。」

談及AI時代對藝術的衝擊，徐驥的觀點非常堅定：恰恰因為AI的到來，才更凸顯了人類藝術創作的意義。「你去美術館看大師的原作，有時會感到汗毛豎起，那是藝術家當時的情感與氣息，穿越時空與你交流。AI只是工具，它沒有感受，沒有真正的感情融入，而好的作品里，是有創作者的溫度在裡面的。」

在今場對談結尾，在回答讀者提問時，徐驥再次提到他編著《為人民造像》這本書的初衷，「我們都是勞動者，只是分工不同。我們希望‘為人民造像’不是為了說教，而是讓藝術走進人民的心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