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多年前的紹興古城在忙些什麼？| 十大考古

封面新聞記者 劉可欣

越國都城和漢六朝會稽郡遺址，共分為兩個發掘地點。一處是稽山中學，包括了越國宮台建築，以及疊壓在其上的會稽郡官署建築基址。從越國到會稽郡，「官方政府」的辦公地點始終沒有變過。

而在另一個地點，即塔山和暢坊，則出土了更多與生產生活緊密相關的遺蹟和遺物，為我們打開了會稽郡更多的歷史細節。

「我們在遺址中發現了三處作坊遺蹟，加工兵器的作坊、五銖錢作坊和會稽鏡製作的作坊。」紹興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李龍彬介紹，「在漢代，兵器、五銖錢、會稽鏡這類‘奢侈品’的加工，都只能由官方來製造。」因而，這些作坊遺蹟的出現，更加證實了遺址是會稽郡官署的事實。

「在漢代的歷史上，只有地位比較高的郡國，才有鑄造五銖錢的資格。」李龍彬說。漢武帝時期，五銖錢的鑄造權曾短暫下放給郡國，僅從公元前118年到公元前113年，前後僅維持約五年，很快便被漢武帝收歸中央了。

而另一個在漢代「天下銅鏡出會稽」的會稽銅鏡，在塔山和暢坊地點出土了不一樣的鏡範。「國內出土的漢代鏡範比較少，」李龍彬講到，「最近過世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白雲翔先生看過之後非常高興，他認為這些鏡範跟之前發現的都不一樣。」白雲翔先生是中國著名考古學家，生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等，主要從事秦漢時期的考古學研究，尤其是手工業考古方面。

紹興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塔山和暢坊遺址項目負責人羅鵬介紹，目前，該遺址共出土了4件鏡範。與此前出土鏡範不同的是，有的鏡範邊緣上有凹槽，「就像是兩個卡扣一樣，在合範的時候更加嚴密、不易脫落」。而有的鏡範邊緣上還模印銘文，「……吾作明竟 宜侯王……」，這是銅鏡上常見的吉祥語銘文，意思是「我所做的銅鏡，宜為達官貴人所用」，堪稱銅鏡的「廣告語」。實際上，會稽鏡的製作至今仍存在，也是一項浙江省省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屬地正是紹興市越城區。

而在稽山中學官署建築附近的水井、灰坑、灰溝等遺蹟附近，已清理出1200餘枚簡牘，更是開啟了浙江省大規模出土簡牘的先河，也是浙江省首次科學發掘出土的郡縣級官方文書。「大量的簡牘都是官方的文書檔案。按照以往的經驗，這些簡牘大都是出現在高等級建築中或是衙署內。」李龍彬介紹道。簡牘以西漢到三國時期為主，最為重要的，是用於幼童識字教學或官員練習書寫的《倉頡篇》的出土。「簡牘上的墨書‘漢兼天下，海內並廁’，是《倉頡篇》里的主要內容，與居延漢簡和北大漢簡中的內容相互印證。」李龍彬說，這是漢代弘揚大一統思想的見證：「《倉頡篇》是對兒童層面的普及，相當於漢代兒童啟蒙教育的讀物。」

在這些簡牘中，尤其有趣的是還發現了一個名為「張龍」的人的名片。這個長條形的木刺長約20釐米，寬約4釐米，上用漢隸寫著「弟子會稽張龍 詣門下 山陰伯龍」。「這裡面包含兩個地名，一個是‘會稽’，一個是‘山陰’，這對我們確認會稽郡和山陰縣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會稽」和「山陰」的同時出現，是郡縣同城的實物證據。

「弟子」，是謙稱，這句話的意思可理解為「學生/後學 會稽郡山陰縣的張龍，字伯龍，登門拜見」。考古工作者們推測，是 「張龍」 前來拜訪，留下了這枚木刺，後被這位「大人」留在了此處。

除此之外，稽中遺址點還出土了刑事記錄、法律文書等簡牘，其記載的內容與漢文帝霸陵外藏坑出土的刑徒俑所對應，也引起了不少的關注。

說起這一處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李龍彬形容其千頭萬緒好像是「一團線」，但好在「我們已經摸到了線頭，找起來相對會容易一些」。目前，兩處遺址一共才發掘了7600平方米，「只是打開了冰山一角而已」。李龍彬希望，將來有機會能夠通過努力，哪怕是幾代人的接續，把越國都城的佈局情況搞清楚。

即便前路漫漫，眼下的發掘和研究工作，仍舊是最為重要的。李龍彬透露，接下來要把這兩處遺址的發掘和研究同時推進：「按照國家文物局的要求做到精細化發掘，把兩個時期的建築基址的佈局弄清楚。同時，做好發掘出土簡牘的清理、保護、釋讀、研究工作。」

（本文圖據紹興市文物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