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業大學發佈最新報告,全球發展合作正在走入新階段

「自二戰以來建立起來的國際發展援助體系,正在加速消散,新的全球格局下,基於全球南方國家自主實踐的新時代正在萌芽。」日前,中國農業大學國際發展與全球農業學院、人文與發展學院發佈的最新報告《後援助時代:全球南方的覺醒、挑戰與聯合自強之路》提出,後援助時代正在來臨,全球南方正在從被動接受方案走向共同塑造未來的起點。

據介紹,該報告由中國農業大學國際發展與全球農業學院、人文與發展學院研究團隊撰寫完成,今年6月,報告英文版將在德國柏林舉辦的2026全球解決方案峰會發佈。

《後援助時代:全球南方的覺醒、挑戰與聯合自強之路》。中國農業大學供圖《後援助時代:全球南方的覺醒、挑戰與聯合自強之路》。中國農業大學供圖

新格局下,後援助時代正在來臨

中國農業大學國際發展與全球農業學院院長徐秀麗介紹,當前,我國正處在「十五五」開局之年,「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深化同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支持全球南方聯合自強」「促進全球減貧合作,加強援外體系建設和全鏈條管理」。

與此同時,報告認為,傳統國際發展援助體系正在加速消散,面臨著新的發展契機。徐秀麗表示,隨著美國國際開發署關閉等標誌性事件的發生,過去數十年中建立起來的國際發展援助模式,正在快速裂解,但一個基於全球南方自主實踐的新時代正在萌芽。

「報告提出了三個問題,第一,全球南方在後援助時代面臨哪些新的內部障礙和外部壓力。第二,全球南方已經積累了哪些可供平行借鑒的自主發展經驗。第三,全球南方應如何共同構建以知識、融資、治理為支柱的新型發展合作體系。」徐秀麗說。

與此同時,作為過去多年受援助的主要對象,全球南方國家也正面臨著新的挑戰。徐秀麗表示,「當前全球南方的挑戰主要表現為三重壓力,一是增長未必帶來發展,許多國家仍被鎖定在低端嵌入、飛地繁榮和外部依賴中。二是轉型未必帶來包容,綠色轉型、數字轉型和鄉村轉型往往伴隨著新的不平等與脆弱性。三是參與全球化未必擁有規則權,南方國家在氣候、數字、金融、知識和標準等關鍵領域仍面臨明顯的制度性擠壓。」

傳統國際發展援助體系的消散,並不意味著國際援助與合作就此中斷,徐秀麗說,後援助時代,是全球南方從被動接受方案走向共同塑造未來的起點,同時,南南合作始終是南北合作的有益補充,在尊重現有國際責任框架的基礎上,為全球治理注入更具包容性和可能性的新動力。

中國故事,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

「傳統的核心援助國戰略收縮,正將全球推入後援助時代。」中國農業大學文科資深講席教授李小雲表示,「在過去,全球南方在糧農與減貧、資源環境與氣候、數字科技與風險治理、社會治理等領域,已經形成一批具有平行借鑒價值的南方方案。這些經驗具有許多與以往不同的重要特徵,如立足現實約束而非抽像模型,強調國家能力、社區參與市場機制協同,注重低成本、漸進式和可擴展性,並能夠在發展階段相近、制度環境相似的國家之間轉化為可操作的發展知識等。因此,在後援助時代來臨時,全球南方需要的不是下一個援助中心,而是一個能夠共同定義議程、共同生產知識、共同配置資源、共同協調行動的發展合作生態系統。我們把這個新的發展合作模式叫作‘覺醒、挑戰與聯合自強’。」

多年以來,我國「一帶一路」「南南合作」等戰略取得了卓著的成效,中國的發展經驗,正在為全球更多發展中國家提供新的借鑒和發展途徑。李小雲介紹,多年以來,中國農業大學長期堅持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援助,把中國農業農村發展的經驗應用到更多地方,幫助當地農民增收致富、改善營養狀況,比如在非洲坦桑尼亞,眾多來自中國農業大學的師生,用十多年的時間,將中國的種植技術、發展經驗帶到當地,幫助當地鄉村和農民增收減貧、改善營養,取得了顯著的效果。

「數十年中,中國從受援助者到援助者,角色的變化背後,是社會發展的成果與大國責任的體現。」李小雲說,「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領域,中國正在做出更多貢獻。而在未來,中國應該是全球南方聯合自強的分享者、共建者與倡議者。中國經驗的價值,不在於輸出標準答案,而在於提供可比較、可討論、可轉化的平行經驗。中國的貢獻,不在於成為新的中心,而在於通過知識共享、能力建設、融資支持、平台共建和規則倡議,幫助全球南方減少對任何單一中心的依賴,增強自主發展能力和制度塑造能力。」

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

編輯 張樹婧 校對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