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基礎研究既能「頂天」又能「立地」，北京加速轉化原創成果

在北京的科技版圖上，一場靜悄悄的「革命」正在發生。基礎研究成果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產業、走嚮應用場景。

就在不久前，北京友誼醫院肝病中心開出了肝病新藥「立貝韋塔」單抗注射液的第一張處方。立貝韋塔是全球病毒性肝炎領域第一款單抗藥物，也是從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孵化出來的源頭創新藥物。其研發團隊帶頭人，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清華大學生物醫學交叉研究院教授李文輝，早在藥品關鍵臨床研究結果達到預期時就預測到了這一天。

這背後藏著北京支持基礎研究進行商業化落地的產業生態「密碼」，是一整套貫通機制。這套機制正在讓基礎科學研究實現「頂天立地」，既能做世界上頂尖的科研，又能讓研究成果落地服務民生。

將乙肝領域重大發現轉化成新藥，第一張處方開出

時間回到2007年10月，當時在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擔任講師的李文輝決定回國，加入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尋找乙肝病毒的受體。受體是病毒入侵人體的「大門」，只有找到它，才能深入瞭解乙肝病毒的感染機制，建立研究體系，進而開發治療藥物。不過，自20世紀60年代乙肝病毒被發現以來，幾十年過去，尋找乙肝病毒受體的科學家均無功而返。

「這件事很難，最後可能是一場空。」李文輝對所長王曉東說。

「你都不怕失敗，我們還怕什麼？」王曉東回答，「所里會全力支持你。」

這樣一個不需保證成功、讓科學家去試錯的機制，給了李文輝探險的機會。2012年，李文輝成功了，他的團隊發現：鈉—牛磺膽酸共轉運蛋白（英文簡稱「NTCP」）是乙肝/丁肝病毒的關鍵受體，這一發現被視為過去30年乙肝研究領域的里程碑，明確了病毒感染的核心靶點，為抗體藥物研發奠定了科學基礎。

基礎研究不能只停留在論文里，「把一個原始發現，做出一款新藥來，挑戰可想而知。」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當時面臨著選擇：將研究成果交給別人做，還是自己做？「我想恐怕沒有人比我們自己更瞭解，如果不下場，別人不一定能夠拿得下。」

2015年，在北京首都科技發展集團的支持下，李文輝和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的三位同事一起創辦了華輝安健公司。「當時，首科投資的2500萬元是高風險和幾乎看不到回報的投資。」李文輝回憶，「後來立貝韋塔進入臨床試驗關鍵節點的時候，華輝安健的資金已經快花完了。在那個重要時刻，北京市醫藥健康大基金給了很大的支持。」

從2012年的基礎發現到2026年新藥上市，十多年時間，李文輝團隊走完了從「靶點機制」到「藥物創製」的全流程自主創新。今年1月23日，立貝韋塔單抗獲批用於治療慢性丁型肝炎病毒感染，不久後，立貝韋塔單抗注射液的第一張處方即在北京友誼醫院肝病中心開出。

為什麼是丁肝？李文輝解釋，「丁肝和乙肝其實是同一個受體，它們的外殼都是一樣的，立貝韋塔對於丁肝有很好的治療效果是順理成章的事。」

目前，這個藥物在國內上市，不僅造福國內患者，還吸引了蒙古國、葡萄牙、俄羅斯等海外的患者不遠萬里來中國看病開藥。這讓李文輝很受觸動，國內一位農民患者的來信寫道，由於肝病，自己身體一直不好，用藥以後，他感覺又有了力氣，甚至可以下地幹活了。「通過藥物研發，我們能改變一些人的生活，真正幫助到了他們。」李文輝透露，立貝韋塔也將有望在蒙古國、巴基史丹等「一帶一路」國家上市。他說，「在目前科學研究的水平下，立貝韋塔是好藥，但還不是神藥。隨著新研究成果不斷誕生，攀登研發更高峰是我們的下一個目標。從遠期來看，所有基礎研究都會對人類福祉有所幫助。」

諾獎技術「裝」進一顆芯片，這款光子芯片即將量產

如果說李文輝的故事是「十年磨一劍」，那麼北京大學常林團隊的轉化之路，則體現了另一種速度。

在北京大學逸夫樓8層的先進集成光子芯片實驗室，一個玻璃罩外形的激光器產品里，封裝著一枚比米粒還小的光子芯片，用肉眼看起來還有點難度，該激光器對標原始激光器，體積小了數倍，成本可以下降三四個數量級。

常林是北京大學電子學院的「90後」博雅青年學者。他的團隊從事光子芯片研究，將一項獲得盧保獎的「光學頻率梳」技術，從龐大設備壓縮到了一顆比米粒還小的芯片上。

這項技術的突破，恰逢AI算力需求爆發的窗口。「英偉達的萬卡集群裡，GPU滿負荷工作的時間只有30%，剩下的時間在等數據。」常林解釋，「這也說明，傳統的光通信技術已經滿足不了GPU之間的互聯需求了。」

通過多學科交叉研究，常林發現，光頻梳與芯片結合恰恰能解決這個問題。基於這項技術，常林團隊開始進行產業化的探索，2024年7月，相關成果正式授權啟明光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進行產業化落地。

最讓他印象深刻的，是一次深夜的「破局」。光頻梳芯片研發的中試線設在由北京市科委支持建設的光電芯片封裝和測試公共技術服務平台上，那裡緊鄰馬路，白天車來車往，震動會影響光芯片的耦合對準，工程師調試了好久都通不過。

「後來他們直接改作息，夜裡去做封裝。」常林回憶，「有一天半夜兩三點，工程師發消息說‘終於調通了’。那一刻很振奮，過去在實驗台上用一堆輔助設備測的芯片，終於封裝成了火柴盒大小，可以批量往外用了。」

這個細節折射出北京在成果轉化服務上的巧思：那條芯片產業孵化平台上的設備，正好可以滿足光芯片前期研發的需求，公司不需要自己掏錢買，省下大筆設備購置成本，讓初創企業可以「輕資產」跑通產品定型。

目前，啟明光子已完成兩輪融資，北京市大基金也投了數千萬元。據悉，目前公司的產品在總帶寬上比國外對標公司高出一個數量級，下半年就將規模化量產。

「光芯片跟電芯片是一樣的路徑，最終，光芯片也會變成每個人都能用得上的東西。」 常林說。

被資本推著走，「高冷」的量子技術落地企業

在北京量子信息科學研究院，研究員楊仁福團隊的成果轉化則是另一種模式——「資本推著走」。

楊仁福團隊做的是量子精密測量。他們研發的微型原子鐘測量精度可以達到50萬年到100萬年不差一秒，該技術可用於5G通訊基站、無人駕駛、電力等領域。

在北京量子信息科學研究院原子系綜測量實驗室里，有一根小小的「原子天線」，這是一個約3釐米長的立方體玻璃殼，區別於傳統金屬天線只能測一個很窄的頻率範圍，它可以探測50MHz到40GHz的寬頻電磁波。

2024年3月，在資本的推動下，楊仁福團隊成立了北京科微量子公司。「在參觀實驗室的過程中，資本看到商機，他們覺得這項技術成熟度足夠，且有應用場景，就要主動投資。」楊仁福說。

公司成立兩年多，已發展到60多人，場地達到2000多平方米，並建立了相關產線。截至目前，融資完成兩輪共6500萬元，第三輪7000多萬元即將收官。在成立第一年，公司就實現了盈虧平衡。

楊仁福認為，成果轉化最大的難點是性價比和場景適配。「實驗室可以用最好的器件，不計成本，但到了產品，必須降成本。實驗室做的是木桶的長板，公司要補短板。」

「在基礎研究落地轉化的過程中，公司與電力等系統對接時存在一定的障礙，離不開政府相關部門的溝通對接。」楊仁福說，「這一點北京市做得很好，其中，市科委起到了‘搭橋人’的作用，幫企業對接電力、氣象、鐵路等大型央企，讓初創小公司有機會在真實場景中得到驗證應用。」

楊仁福說，做科學研究講求的是「頂天立地」，「頂天」是科研要挑戰極限、拓展人類認知邊界，「立地」則追求成果「沿途下蛋」，既能服務國家需求，也能不減價扣地服務民生，達到真正落地轉化。

從北生所的「科學豪賭」，到北大的「深夜封裝」，再到量子院的「資本推動」，都在回答這個根本問題——北京究竟是如何讓這些基礎研究實現「頂天立地」的？這套機制里，在政策上，北京出台《北京市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條例》，印發《北京市推進科技成果轉化落地行動方案（2025—2027年）》，推行職務科技成果賦權、資產單列管理、「先使用後付費」等改革。在服務上，北京市累計支持技術轉移機構100餘家，以及各類概念驗證平台、共性技術平台、標杆孵化器和中關村特色產業園，形成覆蓋成果挖掘、評價驗證、交易撮合、企業孵化、場景應用和產業承接的全鏈條服務生態。在資金上，北京市醫藥健康、新材料、新能源等投資基金，敢於在「最需要錢的時候」出手。在生態上，北京的高校院所、新型研發機構、央企、社會資本等形成密集網絡，正如常林的一句感慨，「我們在海澱要找合作方，走路就能到，這樣的創新生態讓跨學科交叉的迭代效率變得非常高。」

立貝韋塔不是從天而降，而是一個「不怕失敗」的決定，也是一次「不止於論文」的選擇，加上一筆「不一定看得到回報」的投資，等來了2026年的第一張處方。常林的光芯片、楊仁福的原子鐘也是如此。在北京，創新從來不是科學家一個人的孤勇，基礎研究的落地轉化，是一項制度、一筆資金、一個平台、一種生態的共同托舉。

新京報記者 耿子葉

編輯 張磊 校對 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