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打撈沉船引關注，專家推測：青花瓷應該來自景德鎮｜封面頭條

封面新聞記者 文康林

談及這艘18世紀沉船的身份，辛禮學指出，目前相關報導尚不清晰，僅提及船隻位於水深約600米處，未明確其所屬國家或具體身份。由於缺乏對船體和貨物的更詳細考古資料，他強調「誰的船很重要」，需要等待進一步的考古披露才能做出準確判斷，因而尚無法判定這些瓷器是通過正常貿易，還是其他方式流出的。

不過，知名歷史博主王曉君此前接受封面新聞記者採訪時推測，這些瓷器大概率是外銷瓷。「當時廣州出口大量瓷器銷往歐洲，貨物從廣州出發，繞過好望角前往北歐。」王曉君認為，「沉沒的船隻可能走不了這麼遠的長途航線，可能是北歐小商家進行分銷的支線船隻。」

在清代，1842年以前，中國實行「一口通商」政策，幾乎所有外銷瓷均經由廣州出口，由此催生了「廣州十三行」的繁榮。辛禮學介紹，「‘十三行’不僅負責瓷器出口，還涉及象牙雕、漆器、水粉畫等多種工藝品的對外貿易，其中瓷器是大宗貨物。當時，青花瓷基本都是景德鎮燒製的，釉上彩瓷器的坯多在景德鎮燒製，運至廣州後由‘十三行’進行二次加工，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廣彩瓷再行出口。此次沉船中所見瓷器以花草紋青花瓷為主，器型主要是日用碗盤，應該均是來自景德鎮的產品。」

水下考古為外銷瓷研究提供了最直接的證據，許多沉船如同「時間膠囊」一般，揭示了不同時期的貿易高峰。比如唐代沉船「黑石號」出水了約6萬件瓷器，以長沙窯彩瓷為主，還有越窯青瓷、北方白瓷和廣東青瓷，體現了「四組合」的外銷模式。辛禮學認為，「唐代是中國外銷瓷的第一個高峰，這得益於當時中國掌握了水密隔艙大船技術，使大規模運輸成為可能。」

到了桑治元時期，外銷規模進一步擴大，「南海一號」和「華光礁一號」等南桑治沉船出水的大量龍泉青瓷、景德鎮青白瓷，均證實了當時的巨額出口量。明代雖實行海禁，但民間走私活躍，官方也保留了有限的朝貢貿易，如鄭和下西洋就帶動了朝貢貿易和附屬貢貿易往來。辛禮學說：「發掘的南海西北陸坡一二號沉船正是海禁制度期間的產物，其巨大的船體和巨量貨物證明明代依然存在貿易往來。」

及至清代，尤其在「一口通商」體制下，對外貿易日趨繁盛。諸如南澳一號、碗礁一號、哥德馬爾森號等明中晚期至清初的沉船，出水陶瓷數量動輒數萬至數十萬件，都是這一貿易高峰的見證。

這些外銷瓷主要從沿海港口出發，依託海上絲綢之路銷往世界各地。在歷史演變中，唐五代時期以廣州、揚州、明州（寧波）為主；桑治元時期，泉州港憑藉優越的地理與造船優勢崛起為重要樞紐，與廣州、明州並重；明清時期，廣州則在「一口通商」政策下成為海上貿易的核心港口，福建漳州、廈門、德化等地的窯口產品均經此出口，澳門等地也扮演著中轉角色。

辛禮學表示，「海上絲綢之路自漢代已開闢，歷經唐桑治元明清持續通行，到了唐代後期更成為中西方交流的主要通道。當時，中國能夠建造大船，運輸大批貨物，從而降低了航運成本，瓷器、絲綢、茶葉和鐵鍋成為主要輸出商品。」

其後，外銷瓷的線路逐漸發展為至日韓的東線和直達西亞東非及歐洲的南線，明清時期更是新增了經馬尼拉至美洲的大帆船貿易，以及繞好望角至歐洲的環球航線。辛禮學稱，荷蘭阿姆斯特丹在17至18世紀成為歐洲接收中國瓷器的關鍵樞紐，折射出北歐市場對中國貨品的高度需求。

針對外銷瓷與國內用瓷的區別，文物修復鑒定師黃鬆濤表示，「兩者的最大區別在於市場對象不同。」中國本土消費的瓷器主要服務於國人的日常生活、禮儀和審美，器類多為碗、盤、盞、茶酒具、文房器及香爐等。而外銷瓷則面向東南亞、中東、歐洲等不同市場，需要根據海外買家的生活方式、飲食習慣和審美趣味來生產。

辛禮學補充道，「早期外銷瓷以中國主導生產為主，後期逐漸出現了根據海外客戶需求的‘來樣定製’。特別是高端客戶群體推動了個性化設計，例如仿照國外金屬器造型製作瓷器，以滿足使用者既有的習慣。」他提到了南亞地區宗教場所使用的「軍持」（梵語「水瓶」的音譯），早期為金屬材質，自隋唐時期傳入中國後，開始用瓷器仿製並返銷原產地。

黃鬆濤也指出，外銷瓷中常出現許多中國傳統器用體系里罕見的器形，如咖啡杯、奶壺、啤酒杯、歐洲式湯盆等，以及按照歐洲家族或機構徽章定製的紋章瓷。這些器形是中國工匠根據歐洲銀器、陶器、玻璃器的樣式仿製出來的，完美詮釋了「中國工藝，海外用途」的特點。

此外，外銷瓷在當時也存在高中低檔之分。辛禮學解釋，「高檔品如景德鎮青白瓷，中低檔則多出自福建、廣東沿海窯口。雖然外銷瓷的總體水平低於國內主流使用瓷器，但當時中國瓷器的出口對國外而言仍是‘降維打擊’。」

黃鬆濤告訴記者：「從目前披露的圖片信息來看，這次挪威沉船所見的中國瓷器應該屬於普通貿易貨，主要還是青花盤、碗一類器物，紋樣也多以花卉等中國傳統裝飾趣味為主。然而，這類圖像在當時歐洲人眼中恰恰具有強烈的‘中國風’意味，依然是歐洲市場非常歡迎的東方奢侈品。」

這些大規模外銷的中國瓷器，深刻改變了輸入地的審美、生活方式與陶瓷產業。辛禮學介紹，「17至18世紀，中國青花瓷在歐洲被視為奢侈品，許多貴族家庭以擁有全套中國瓷器為榮，甚至有貴族會特意引導客人參觀廚房以展示藏品。而在海上絲綢之路沿線，許多此前使用蕉葉、葵葉為食器，或以土陶、金屬器為主的地區，因中國瓷器價格低廉、不易腐蝕且衛生安全，逐步替代了原有器具，顯著提升了當地的生活品質並改變了其飲食習慣。」

同時，外銷瓷在輸入地也掀起了仿製熱潮，如埃及在輸入唐三彩後仿製出「埃及三彩」，波斯也仿製出「波斯三彩」和白釉藍彩陶器，且數量巨大、幾可亂真。到了11世紀中期，隨著桑治代青瓷大量輸入，波斯原有的絢麗多彩風格甚至轉向了單色中國風。這種影響也是雙向的，波斯的密那伊手陶器對中國的赤繪具有影響，其白釉藍彩陶器、拉斯塔手陶器也分別與中國的青釉瓷器、釉里紅有著密切的關係。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中國著名陶瓷考古專家秦大樹曾多次指出，「中國瓷器是聯結世界的橋樑。」依託海上絲綢之路（亦有學者將其稱作「陶瓷之路」），中國陶瓷的大規模外銷，不僅譜寫了全球貿易的千年傳奇，更深刻地改變了亞非歐多地的物質生活與審美風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