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亞平：從「我」到「我們」，電影塑造了共同經驗｜北京電影論壇

8月8日，由中國電影家協會、北京市文聯主辦，中國文聯電影藝術中心、北京電影家協會承辦的第38屆大眾電影百花獎系列活動——北京電影論壇在北京798藝術區舉辦。本次論壇以「百花綻放 光影共生：中國電影的文化建構」為主題，採用TED式演講與觀眾開放麥相結合的形式呈現。

在論壇上，中國傳媒大學藝術學部部長、北京電影學院特聘教授丁亞平以「看見自己，感受他人，成為我們」三個關鍵詞為主線，系統闡述了他對電影文化建構功能的深刻理解。他的演講既是對電影藝術本質的學術追問，也是對中國電影如何在時代中發揮公共價值的實踐回應。

電影是「看見自己」的鏡子

丁亞平指出，電影最基礎也最動人的力量，在於它能幫助觀眾「看見自己」。日常生活中那些難以言說的疲憊、牽掛、委屈與不捨，往往在電影的一個沉默、一次欲言又止或一個微小細節中被精準捕捉。他以《好東西》中王鐵梅與小葉的都市日常為例，說明電影如何通過人物之間的承托與陪伴，讓觀眾在銀幕上認出自己的生活；又以《給阿嬤的情書》中潮汕方言與僑批所承載的家族往事，論證電影能為那些「難以說清的心情找到位置」。他認為，電影對大眾審美的影響並非源於宏大敘事，而是藏在這些細微的辨認之中——一個時代的感受力，正是由無數個體在銀幕前的「認出」與「共鳴」一點點積累而成。電影由此成為個體情感的外部化表達工具，幫助觀眾在藝術中完成對自我處境的認知與確認。

電影是「感受他人」的橋樑

丁亞平進一步提出，電影的核心價值還在於它能讓觀眾「感受他人」，從而突破個體經驗的有限性。每個人因年齡、地域、身體或命運的限制，所能親曆的生活終究狹窄，而電影提供了「借來的生命」——觀眾得以跟隨角色進入陌生的處境，理解此前並不瞭解的人生。他以《小小的我》中的劉春和為例，指出殘障雖是角色的生活現實，但電影並未將其簡化為標籤，而是呈現了一個會愛、會憤怒、會規劃未來的完整年青人；動畫《浪浪山小妖怪》中笨拙而執著的小妖，則讓成年觀眾看到了自身處境的投影；而《南京照相館》將沉重的民族記憶裝進暗房，通過普通人的恐懼、遲疑與守護，讓歷史有了具體的面孔。

動畫《浪浪山小妖怪》中笨拙而執著的小妖，則讓成年觀眾看到了自身處境的投影。

丁亞平強調，電影的人民性正落在這份「對具體生命的鄭重」上——人民不是抽像概念，而是一個個有名字、有面孔的人。一個時代願意理解多少陌生人生，它的感受世界就有多寬。電影由此成為社會共情能力的訓練場，促使觀眾在判斷之前多停留一會兒，學會理解不同位置上的生命選擇。

電影是「成為我們」的儀式

當個人感受進入討論、重看與記憶，電影便從私密經驗走向公共生活，這便是丁亞平所說的「成為我們」。他援引《戲台》《哪吒之魔童鬧海》《捕風追影》等近年作品，說明人們談論電影時，其實也在借電影談論自身的處境與心緒——戲班的規矩關乎體面與堅守，神話故事牽涉成長與責任，追捕類型則喚起不同代際觀眾各自的動作片記憶。他認為，這種公共討論「容得下差異與分歧」，不同感受在往返中相互照見，電影文化由此形成豐厚的層次。丁亞平特別提及1956年《文彙報》刊發的《為什麼好的國產片這樣少？》，那場將編劇、導演、演員、發行者、管理者和觀眾請進同一場討論的公共對話，至今仍有現實啟發。他強調，百花獎的意義正在於讓觀眾的喜愛、判斷與選擇得到公開表達，並參與電影價值與電影記憶的形成——電影因此走出銀幕，進入日常，成為公共生活的重要部分。

丁亞平最後回到三個關鍵詞的內在邏輯：「看見自己，我們找到了表達內心的語言；感受他人，我們的經驗有了更寬的邊界；成為我們，電影進入共同的時間和記憶。我們因生活在同一年代而相遇，也因願意借電影走近彼此，才成為真正的同時代人。」他認為，一個時代怎樣感受世界，就會怎樣理解人、講述生活，並把什麼留給未來。

編輯 黃嘉齡

校對 吳興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