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那些走投無路的美國窮人

#美國窮人靠賣血維持生計# #美媒揭露美國貧困真相# 【美媒：#那些走投無路的美國窮人#】美國《紐約時報》網站8月4日刊登題為《那些走投無路的美國窮人》的文章，作者為紀思道。全文摘編如下：

在一次穿越美國廣袤土地、行程約1600公里的公路之旅後，有一個身影始終縈繞在我腦海——住在奧克拉荷馬城的泰利尼蒂·古德曼，她是一個性格開朗、話匣子打開了就停不下來的女人，手臂上纏著一塊繃帶。

為什麼要纏繃帶？44歲的古德曼靠每週賣兩次血漿維持生計。她的支票賬戶里只有3.78美元(1美元約合6.75元人民幣)；儲蓄賬戶里只有一美分——只是為了讓賬戶不被關掉；存錢罐里還有六枚一分硬幣。

「這就是我的全部家當。」她說，臉上帶著一絲自嘲的笑。

「勉強維生，」她又說，「真的很難，太慘了。」

她生活在一個許多人或許難以想像的美國。她說，五年來，為了免於流落街頭，她只能住在一個男人家裡——那人並非她的伴侶，不過是利用她的困境定期索要性關係。她說，一家名為「希望社區服務」的當地非營利機構雪中送炭，幫她申請到了低收入住房，每月只需支付50美元；否則，她仍將不得不在違背意願的性關係和無家可歸之間做出選擇。

她靠每月298美元的食品券維持生計，但食品券不能用於購買衛生紙或女性衛生用品。所以她只能靠教堂開設的救濟站來獲取這些東西，這些救濟站是美國許多地方貧困人口賴以生存的生命線。

剪頭髮同樣是她負擔不起的奢侈。「我從來沒進過理髮店之類的地方，」她說，「從來沒有。對我來說太過奢侈。」

「你不知道掙扎是什麼感覺」

美國的許多行業欣欣向榮，許多美國人也過得很滋潤。但我的感覺是，許多人對於有多少人已被遠遠拋在身後渾然不覺。他們落後得如此之遠，以至於他們所生活的美國幾乎和我們其他人生活的美國不是同一個國家。而如今，特朗普總統削減食品券、醫療補助、兒童心理健康資金和其他社會福利項目，再加上汽油和食品價格上漲，這份苦痛在全美各地愈發沉重。共和黨人還對救濟福利的申領設置了更為嚴格的工作要求。從理論上說，這種要求似乎合理，但實踐證明，這類要求實施起來成本高昂，而且最終往往只是把人們進一步推入貧困。

旅途中，我遇到了太多正在失去食品券和其他福利的人，他們越來越走投無路——他們對那些對自己的困境漠不關心的精英階層感到憤怒，這完全可以理解。《華盛頓郵報》與益普索聯合開展的最新民調顯示，三分之二的美國人認為食物和日常生活用品的價格已高得難以承受。

在這趟公路旅行中，我反復看到的一點是：美國的貧困並不只是缺錢的問題，它往往還具有代際延續性，會不斷自我複製。

就拿古德曼為例，她說自己是在創傷中長大的，生活在一個濫用毒品的家庭里。她從六七歲起就遭到性侵犯。她九歲那年，母親自殺身亡，之後她由其他親屬撫養長大。所有這些創傷都在她身上留下印記：她被診斷為複雜性創傷後應激障礙，這導致她無法工作。她申請過殘疾福利，但遭到拒絕，目前正在提出申訴。

我問古德曼，隨著特朗普下令的福利削減在全國鋪開，她有什麼話想對特朗普說。

「你根本不知道你對那些掙扎求生的人做了什麼，」她說，「你銀行里有的是錢。你不知道掙扎是什麼感覺。來過一天我的生活，你根本撐不下去。」

在阿肯色州派恩布拉夫——一個以黑人為主、經濟凋敝、犯罪猖獗的城市，我走訪了31歲的拉托亞·科士打的家。她是一個獨自撫養六個孩子的單親母親，如今已失去食品券，房租也因此拖欠。

科士打在塔可鍾快餐連鎖店擔任值班經理，時薪13.4美元。她過去每月依靠1172美元的食品券生活——但5月這些福利突然停止，原因是有關部門懷疑她的兩個孩子在其他州領取了不應領取的福利。她否認這一點，並說系統里可能出了什麼差錯。

根據美國智庫預算與政策優先安排研究中心的數據，在特朗普過去一年的打擊行動下，全美約有150萬名兒童失去了食品券。此外，自今年年初以來，在共和黨削減保險補貼後，約有300萬美國人失去了奧巴馬醫改的健康保險。

失去食品券後，科士打開始拖欠房租——她住在一個犯罪高發社區，三居室房子每月租金650美元——而且在欠款之外，每天還要增加25美元的滯納金。

「我每天都在跌到穀底。」她告訴我，「我越努力工作，日子越艱難。」

說著，她就情緒崩潰，泣不成聲。

「往往是我們先辜負了他們」

推動削減美國困難人群福利的部分動因是壓縮聯邦開支，但這跟伊朗戰爭的巨額支出、對私人飛機的補貼以及給最富有人群的減稅放在一起，實在難以自圓其說。還有一個原因，是人們覺得那些「不值得幫助的窮人」在鑽系統的空子。但我認為，我們把窮人(而非富人)鑽空子得手的程度誇大了。截至2019年，美國稅務審計比例最高的地方不是億萬富翁的天堂，而是密西西比州漢弗賴斯縣——那裡黑人佔多數，當時家庭收入中位數約為2.6萬美元。

無論如何，最有可能陷入貧困的年齡段是兒童，尤其是兩歲及以下的兒童。他們無論如何都不應被扣上欺詐、懶惰或個人不負責任的帽子。是的，許多人最終會做出糟糕的人生選擇，但往往是我們先辜負了他們，而不是他們先辜負了我們。

特朗普最初曾提議取消「啟蒙計劃」，這是一個得到兩黨支持、專門幫助貧困弱勢兒童的聯邦項目。他後來放棄了這一想法，但國會調查人員發現，特朗普政府曾非法扣留該項目120億美元的資金長達數月，給項目帶來巨大困難。

雖然我們很容易把矛頭指向特朗普和共和黨，但不僅僅是特朗普政府對那些被甩在後面的美國人視而不見。

民主黨人經常高談闊論，稱住房是一項人權，但目前無家可歸者中露宿街頭比例最高的三個州恰恰都是民主黨佔優勢的州：加利福尼亞州、俄勒岡州和夏威夷州。自由派人士抗議特朗普廢除教育部的計劃是有道理的，但恰恰是少數「紅州」——尤其是亞拉巴馬州、路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取得了驚人的進步，或許代表著美國教育最大的希望所在。

密西西比州的四年級黑人學生閱讀達標率，現在是加利福尼亞州同年級黑人學生的2.5倍。民主黨人完全有權利批評特朗普，但他們也應該照照鏡子，看看自己在幫助落後人群方面的失敗。

面對結構性問題，我們往往視而不見。加利福尼亞州帕洛阿爾托住著許多善意滿滿的自由派人士——2024年有五分之四的選民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哈利斯而不是特朗普——這裏的優秀公立學校向所有膚色、所有階層的孩子開放，但前提是他們的家庭負擔得起360萬美元的平均房價。

在我看來，各黨派的政治人物對被拋在後面的美國人都顯得太過麻木不仁。儘管自2000年以來，已有130萬美國人死於藥物過量，這大致相當於美國歷史上在所有戰爭中陣亡的美軍人數。

「政府主導的虐待兒童體系」

這種麻木不仁的原因之一是，這些問題往往是隱形的。美國人可能看到一個無家可歸的人在注射毒品，但他們看不到那條始於寄養系統的絕望軌跡——在最糟糕的情況下，寄養系統堪稱一個政府主導的虐待兒童體系。

31歲的考特尼·威廉斯曾飽受那個破碎的寄養系統之苦。我在奧克拉荷馬城遇到她，她正在照顧一個嬰兒，希望自己每月298美元的食品券不會被取消。

我們納稅人曾經三次為威廉斯的入獄埋單——但我們從未給予她所需的保護和機會，尤其是在她年幼、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如果我們不在前端投資，最終只能在後端付出代價。

威廉斯說，她的母親是吸毒的妓女，六歲那年她目睹妹妹被殺，隨後她被送進寄養家庭。

從那以後，她在七個州的寄養家庭間輾轉，全部家當裝在一個垃圾袋里。她說，她11歲那年的寄養家庭在冰箱、冰櫃和食品櫃上都上了掛鎖，讓她和其他寄養兒童挨餓。

威廉斯12歲第一次嘗試冰毒，14歲時懷上了一個20多歲男子的孩子——她後來才知道那人是有前科的性犯罪者。她把孩子送人收養，在10年級時輟學了。

她說，並非每個寄養家庭都虐待她或是為了錢才收留她。她記得有一個家庭非常好，還想收養她。但威廉斯當時已對人間的善意充滿懷疑，而且極度缺乏自信，她要求換一個寄養家庭。

17歲那年，她的寄養母親不再收到為她發放的補助支票，她不清楚原因，也許是系統出了差錯。於是她被趕了出去。之後，威廉斯有近十年基本無家可歸，與毒品作鬥爭，在快餐店的洗手間洗漱，時不時被關進監獄。最終，一個不吸毒的新男友(她現在的丈夫)幫她重建了生活。她說自去年9月發現自己懷孕以來就再沒碰過毒品。

保守派經常強調「個人責任」的重要性，這有一定道理。自毀行為確實存在。學者們指出，在遵循「成功序列」(完成高中學業、找到全職工作、在婚後才生育)的千禧一代中，97%的人在29歲前擺脫了貧困。

然而，如果要討論個人責任的缺失，我們也必須探討集體責任的缺失，探討我們如何將一些孩子視為棄兒，或者我們現在如何從150萬名兒童手中奪走食品券。

「我和壞人混在一起了」

在派恩布拉夫，我與幾位年長的黑人居民交談。這些老人感歎，黑人群體的生活質量並沒有像他們想像的那樣得到改善。物價飛漲，犯罪肆虐，糖尿病和高血壓等疾病也十分普遍，這嚴重損害了人們的健康。該縣的人均預期壽命比伊朗和孟加拉國還短。學校實際上仍然存在種族隔離，教育水平落後。

少數沒有徹底令派恩布拉夫這類地方失望的機構之一是美國軍隊。它提供了向上和向外發展的途徑，同時提供技能培訓、紀律和尊重。但這裏的一些人注意到國防部長彼特·赫格薩夫趕走黑人高級軍官，於是不再把軍隊視為有色人種的機會之路。

此行我最想見的人之一是伊曼紐爾·拉斯特。十年前我在派恩布拉夫認識他時，他是個可愛聰明的13歲男孩，正面臨加入幫派的風險。你能感覺到他可能走向兩個方向：也許他會茁壯成長，進入大學；也許他會屈服於那個犯罪猖獗的社區的引力。他的臥室堪稱功能失調的美國的寫照：裡面有三台電視，但我到達那天，因為欠費，電力本應被切斷。

拉斯特如今怎樣了？他沒能完成高中學業，有過數次法律糾紛，現在因持有被改裝成自動武器的手槍而面臨指控，本月將接受審判。監獄不允許探視，但我通過電話與他交談。我問他哪裡出了問題，他說：「我和壞人混在一起了。」我去拜訪他母親時，她也說了同樣的話。

拉斯特告訴我，他和前女友有兩個兒子，分別是四歲和六歲。於是我找到他們，還有他們的母親奧特姆·賀文。賀文和兒子們被趕出住所，無家可歸，暫時擠在表親擁擠的公寓里借宿，正在拚命尋找住處。

賀文在一家養老院的廚房工作，但她的車壞了，所以每天通勤都成了難題。她正在申請食品券，原以為7月就能開始領取，但一直沒有收到。

拉斯特的兒子們都是充滿潛力的可愛孩子，但他們現在正像拉斯特當年一樣，在沒有父親陪伴的情況下長大。走訪那個擁擠的家，我不禁會想，他的孩子們是否正在重蹈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