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丨既需要，又疑慮：印度重新思考如何與中國相處

今年5月，印度調整了2020年以來針對陸路鄰國投資設置的審批框架。按照新規，在符合一定條件的情況下，投資實體中來自陸路鄰國、不具有控制權且不超過10%的受益擁有權，可以不再經過原有的政府審批程序。

對於過去幾年受到嚴格審查的相關投資而言，這是一道值得注意的鬆動信號。但不到四個月後，另一幕卻在上演。

9月9日，印度公司事務部下屬的嚴重欺詐調查局（SFIO）建議對小米公司展開調查，理由是小米公司在商業模式及遵守外商投資法規方面涉嫌違規。

一邊打開了一道門，一邊仍然保留著門後的警報系統。這種看似相反的動作，或許比「回暖」二字，更能描述中國領導人時隔7年再次訪問印度前夕，新德里對華考量正在發生的變化。

如果把視線從政府大樓和政策文件移開，這種複雜性同樣存在於不同印度人的講述中。

在新德里，學習中文已經超過20年的阿西（Ashish）告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中國已經深度進入印度人的日常生活」。從手機、家電到越來越多在印度本地生產的中國產品，他親曆了過去二十年中國與印度經濟聯繫的迅速加深。

但在另一個印度年青人艾倫·艾利克看來，印度需要外國投資，卻又擔心本國經濟的關鍵領域受到外部力量過度影響。幾年前，當他第一次準備來中國時，他的母親甚至因為長期從媒體上看到關於中國的負面信息，擔心這裏「不安全」，一度阻止他成行。直到艾倫和姐姐真正來到中國，這種印象才開始改變。

這種「需要」與「警惕」並存的狀態，也出現在印度學者對於兩國關係的判斷中。

「中印關係不能只用‘競爭’或‘矛盾’來理解。」印度尼赫魯大學中國與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狄伯傑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說。

在他看來，中印之間的戰略互信仍然比較脆弱，雙方的疑慮已經不只是邊境問題，還涉及經濟、安全、國際合作以及媒體和輿論等方面。但這並不意味著，兩國只有等到充分互信建立以後才能合作。

「真正的穩定不是‘彼此完全相信’，而是在還沒有完全建立互信的時候，也能夠做到不輕易誤判、不輕易失控。」狄伯傑說道。

過去兩年，中印關係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變化。從2024年卡山到2025年天津，中印兩國領導人連續會晤；邊境問題的外交和軍事溝通繼續推進；中斷五年多的中印直航於2025年10月恢復，簽證、朝聖和人員往來也逐步恢復。

當地時間2025年10月26日，印度加爾各答，印度公民、華裔企業家monica liu在內塔吉·蘇巴斯·錢迪拉維杜華·鮑斯國際機場準備啟程前往廣州。印度靛藍航空公司26日晚恢復從印度加爾各答直飛中國廣州的航班，這是自2020年以來印度與中國內地首次恢復直航。視覺中國 資料圖

金磚峰會前夕，《印度快報》又披露，中印雙方正在研究啟動戰略經濟對話，貿易逆差、市場準入、投資和簽證等長期問題可能進入討論範疇。

但與此同時，印度過去數年之間形成的一些對華限制和防範並沒有同步消失。邊境仍然被印度方面視為雙邊關係的重要變量，圍繞中國資本、供應鏈、關鍵產業和貿易失衡的討論也仍在持續。這正是今天中印關係中一個值得注意的反差：政府間的接觸正在恢復，經濟聯繫從未真正中斷，普通人對於彼此卻仍然存在認知距離。

改善是真實的，顧慮或者擔憂也同樣真實。

9月12日至13日，應印度總理莫迪邀請，習近平將赴新德里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八次會晤。中國外交部9月11日確認，中印雙方正在安排習近平同莫迪舉行雙邊會晤。這將是兩國領導人繼卡山、天津之後連續第三年會晤。

中方表示，願同印方按照兩國領導人的戰略引領，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把握中印關係，「加強溝通，增進合作，妥處分歧，做睦鄰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夥伴」。

從卡山到天津，再到新德里，關係改善的軌跡已經越來越清晰。此時此刻更加值得探討的是，經歷2020年以來的關係波折之後，印度正在怎樣重新計算與中國相處的方式？

為什麼是現在？

今年7月，卡內基印度中心發表了一個長篇報告。這份報告在梳理中印雙方政府公開材料，並與印度現任和退休政府相關人士、產業界人士交流後，將目前影響印度對華接觸的因素歸納為四項，而且特別強調了它們存在的優先次序。

排在第一位的，是穩定和管理中印爭議邊境；第二是經濟需要，包括保障依賴中國的供應鏈、降低貿易脆弱性以及吸引資本和技術投資；第三，是在2020年以後尋找一種新的與北京長期相處的政治模式；美國政策變化和國際秩序調整所產生的地緣政治壓力，則排在第四。

報告明確指出，把印度重新接觸中國主要歸因於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變化，或者單純歸因於經濟壓力，都是「不完整」的解釋。

這個排序值得注意。2024年10月，中印就邊境有關問題取得進展，為雙邊關係逐步恢復創造了條件。習近平與莫迪隨後在卡山舉行會晤。2025年，莫迪赴華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並再次與習近平會晤。

此後，兩國外長、外交部門、國家安全事務負責人以及邊界問題特別代表的接觸逐步恢復。

今年8月25日，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第25次會晤又向前邁出了一步。雙方同意成立劃界專家小組和邊境管控工作小組，新增兩個高級軍事指揮官會晤點，並在東段和中段增加兩條邊境軍事熱線，同時同意繼續推進跨境河流、邊境貿易和朝聖等領域合作。

這些變化雖不意味著邊境問題已經完全解決，卻表明雙方正在建立更多防止誤判和管控突發情況的機制。

在這樣的背景下，複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南亞研究中心主任張家棟認為，國際格局的變化又進一步強化了印度穩定對華關係的現實需求。

在他看來，過去一個時期，印度曾判斷中美矛盾不斷加劇會提升自身在國際體系中的戰略價值，使新德里獲得更大的政策騰挪空間。

「中美關係現在開始走向戰略穩定，穩定之後（中美）博弈的尖銳性下降，那麼中美兩國對印度的顧忌和借重就下降了，印度利用中美矛盾牟利的空間也就下降了。」張家棟說。

在他的判斷中，印度對穩定中印關係的迫切需求因此正在上升。但這並不意味著印度對華政策正在發生根本性的戰略轉向。「印度改善中印關係是真實的，但他們已經明確劃出了中印關係的上限。」張家棟說，歷史、地緣政治以及印度自身的大國訴求仍然深刻影響著印度對中國的認知。

從這個維度上說，與其說印度正在「轉向」，不如說它正在進行一次重新校準：重新衡量與中國關繫緊張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也重新評估一段相對穩定的中印關係能夠給印度帶來什麼。

越想發展製造業，越繞不開中國

在經濟領域，這種計算表現得尤其明顯。過去幾年，「降低對華依賴」一直是印度經濟和產業政策討論中的一個高頻概念。但一個越來越明顯的現實是：印度越希望加速製造業發展，越難在短期內繞開中國。

印度2025年從中國進口約1316.2億美元商品，對華出口約194.7億美元，印度對華貿易逆差約1121.5億美元。印度旁遮普國家銀行經濟研究部門公佈的全年貿易數據也顯示，中國一國約佔印度全年貨物貿易逆差的三分之一。

巨額逆差在印度國內長期受到關注。但如果進一步拆解雙邊貿易結構，會看到另一面：中國向印度出口的大量商品並不是普通消費品，而是電子元器件、機械設備、化工原料等印度本土工業生產所需要的中間品和資本品。

印度的醫藥行業是一個典型案例。公開數據顯示，印度製藥行業的關鍵原料藥近九成依賴中國，2025年上半年數據顯示，印度製藥企業92%的活性藥物成分（API）需從中國進口，像印度最大的製藥公司太陽製藥，生產常用降壓藥、降糖藥時，從中國進口的API佔比甚至高達95%。

印度顯然希望降低某些它認為具有風險的集中依賴，但在印度製造業繼續擴張的同時，又需要中國的中間品、設備、技術、資本和成熟供應鏈。

印度觀察家研究基金會（ORF）今年的一篇研究把這種政策思路概括為「管理相互依賴」（managed interdependence）：在維持經濟往來的同時，試圖降低印度方面認定的戰略脆弱性，而不是實施全面經濟脫鉤。文章承認，中國仍然處於印度許多製造業供應鏈的重要上遊位置，突然切斷聯繫會提高本土製造成本、影響就業和工業發展。

這種邏輯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近期印度政策中一些看似方向相反的動作。

在新德里從事中文翻譯工作的阿西，對於這些情況有著比研究報告更加生活化的觀察。

他2005年開始學習中文，2007年第一次來到中國工作，此後曾在上海師範大學學習，並長期在德里大學教授中文。

「2005年，在印度學習中文還是一個相對冷門的選擇。」阿西回憶，當時很多印度人不瞭解中國，甚至認為學習中文沒有什麼前途。

二十年以後，他說，「中國已經深度進入印度人的日常生活。」

這種進入首正選生在商品層面。

「以前，因為印度商人會從中國進口便宜的貨物，結果導致印度人認為中國製造的都是差的東西。現在中國品牌，比如海爾、vivo、OPPO、小米都做得很好，很多印度人也使用他們的手機，瞭解了中國的產品很好。」

但真正值得注意的變化，已經不只是印度消費者購買中國產品。

阿西發現，一些中國企業已經從單純向印度出口商品，轉向參與印度當地製造。以手機等行業為例，部分產品在印度生產以後還會出口到其他市場。

「這正是印度經濟發展所需要的。」他說。

需要與顧慮並存似乎已經成為一種常態。曾在中國留學、如今準備從事國際貿易的印度青年艾倫·艾利克告訴澎湃新聞：

「印度不希望自己的經濟像某些國家那樣，大部分甚至幾乎完全被其他國家所掌控。印度確實需要外國投資，但是印度更希望外國只是在印度投資，而不是控制或掌握印度經濟的命脈。」

艾倫並不是政策製定者，他的看法當然不能代表整個印度。但這句話提供了一個頗有意味的社會切面：對一部分印度人而言，歡迎外來資本和技術與擔憂經濟控制，並不矛盾。

張家棟認為，這種看似矛盾的現像在國家政策中並不少見。「所有國家的政策都分為宏觀面和微觀面，他們需要改善與中國的經貿關係，這是宏觀面，並不意味著在微觀面就不可以採取措施。」

他認為，中印經貿關係的基本面依然存在。「中國需要印度的市場，這對中國非常重要，同時印度也需要中國的資本技術。只要有基本面，其他方面就不會造成很大影響。」

金磚：連續兩年的窗口

印度對華政策的這輪調整，恰好又發生在一個特殊的多邊外交時間窗口。

2026年，印度擔任金磚國家主席國；2027年，主席國將由中國接任。中印雙方早在2025年就明確表示相互支持對方辦好兩年的金磚主場外交。這意味著，兩個相鄰的發展中大國將連續兩年承擔著推動金磚合作議程的責任。

對於印度而言，金磚的重要性正在發生變化。張家棟表示，隨著國際格局變化，印度對金磚以及上合組織等機制的重視程度有所上升。

「金磚機制和上合組織等為中印提供了共享的平台。」他說，「無論中國還是印度也都需要一個團結的金磚，在面對美西方時，能夠有更多博弈的籌碼。」

印度外交近年來在不同方向同時展開：它繼續發展同美國、日本、歐洲等方面的關係，加入美日印澳（QUAD）四邊合作，也繼續參與金磚、上合組織等機制。印度政策界經常以「戰略自主」等概念解釋這種外交實踐。新德里希望擴大自身的大國影響力，並儘可能為自身保留較大的外交迴旋空間。

在這樣的背景下，狄伯傑把印度和中國連續主辦金磚峰會稱為一個難得的「兩年窗口」，「兩次峰會不應該被看成兩個互相獨立的會議，而可以看成一個連續的兩年合作窗口。」

「中印作為連續兩年的輪值主席國，應該加強政策的連續性，而不是進行競爭。」如果印度和中國能夠把兩年的主席國任期銜接起來，並通過金磚建立一些能夠延續下去的長期合作項目，狄伯傑認為，這不僅能夠推動金磚合作，也可能逐步為中印之間積累制度性互信。

他特別提到貿易、投資、數字支付、基礎設施、科技、綠色發展、醫療和教育等領域，「兩國可以利用金磚機制推動跨境支付合作，擴大班幣結算，提高貿易和金融合作的便利程度。」

就在峰會舉行前，這一建議與金磚內部正在推進的議程出現了直接呼應。9月11日，金磚國家財長和央行行長聯合聲明提出，要加強成員間協調，推動支付系統互操作性，並促進更快速、低成本、安全和包容的跨境支付。印度還在推動關於央行數字貨幣互聯的討論。

中國商品已經進入印度家庭，兩個社會卻仍有距離

相比外交和經貿關係，另一個層面的恢復顯然慢得多。那就是兩個社會之間的感知。

阿西對此有非常直接的感受。今年，因為印度主辦金磚峰會，他參與了不少相關會議。中印交流增加，也給他帶來了更多中文翻譯工作。

「但跟疫情前相比，現在兩國間的交流還是遠遠不夠。」他的這句話，與此前那句「中國已經深度進入印度人的日常生活」放在一起，構成了一種頗有意味的反差。

中國商品進入印度社會的速度，遠遠超過兩個社會真正瞭解彼此的速度。很多印度人每天可能都在使用來自中國的手機、電器和其他產品，但他們對於中國本身的認識，卻仍可能主要來自印度媒體的新聞報導和社交媒體。而如今現實情況是，兩國媒體在對方國家的記者屈指可數。

阿西說：「正常情況下，印度人非常歡迎中國人，然而，當邊界發生摩擦時，印度新聞報導中國的不足之處，中國報導印度的不足之處，老百姓的態度就會發生變化。」

艾倫的經歷提供了另外一個樣本。2022年前後，他曾經獲得到廣東學習的機會，但家人沒有同意。「我媽媽一直看到媒體上說中國不安全，所以擔心我來中國會有危險，不讓我來。」

2023年，艾倫和姐姐親自來到中國。此前的安全疑慮逐漸緩解。2024年，他又前往浙江一所高校學習中文，如今準備在中國從事自己的外貿業務。

艾倫說，他身邊不少人對中國的認識同樣主要來自媒體和社交平台。

「但媒體和很多網紅都很喜歡傳播負面消息，不管是在印度還是在中國，而兩國很多人對於對方國家的認知，恰恰是由輿論或媒體塑造的。」

政府間關係可以在兩三年中明顯改善，人與人之間的感知卻不會以同樣的速度變化。

狄伯傑把這種現象概括為中印之間的「信息赤字」和「認知赤字」。

「過去幾年人員往來減少、記者交流受限，使雙方普通民眾越來越依賴二手甚至第三方信息來認識對方，形成了明顯的‘信息赤字’和‘認知赤字’。今天中印民眾之間的問題並不完全是‘沒有興趣’，而是接觸機會減少以後，刻板印象越來越容易取代親身經驗。」

因此，在他看來，下一階段中印關係真正需要恢復的，不只是政府之間的機制。「中印關係不能永遠只靠領導人見面來維持。」「如果普通人、學生、商人、學者、遊客之間重新建立聯繫，兩國關係才會有比較紮實的社會基礎。」

阿西則說得更加乾脆，「百聞不如一見。」他甚至做了一個頗為大膽的設想：如果未來有100萬、200萬印度人去中國旅遊，也有100萬、200萬中國人來到印度旅遊，兩國民間情緒可能發生非常快的變化。

中國領導人此次時隔7年再次訪問印度，恰好發生在這樣一個節點。政治、經貿與社會感知的多重因素交織在一起，客觀需要與主觀疑慮相互重疊，這正是理解今天印度對華政策最重要的背景。

狄伯傑認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雙方能不能把「領導人之間的共識」，一步一步變成下面的機制和普通人的實際交流。

「如果邊境能夠繼續保持和平，熱線和軍事溝通機制能夠真正發揮作用；同時貿易、投資、旅遊、朝聖、教育和人員往來繼續恢復，那麼我認為中印關係是有可能從現在的‘謹慎緩和’逐漸走向一種有分歧、但能夠穩定相處的長期關係。」

狄伯傑說，真正的穩定，並不是「彼此完全相信」，而是在還沒有完全建立互信的時候，仍然能夠做到「不輕易誤判、不輕易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