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高校的身份政治與“生而脆弱”的學術自由｜讀刊

05月15日 12:50 新浪網 news-int-auto-hilite

前不久，“哈佛學術自由委員會”的成立引起了海內外學術圈的廣泛關注。這一委員會由知名學者斯蒂芬·平克領銜成立，其成員包括來自不同學科的諸多學者，其中也包含許多為中國讀者所熟悉的名字，如拉里·薩默斯（前哈佛大學校長，美國前財長）和格雷戈里·曼昆（《經濟學原理》的作者）。

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實驗心理學家，認知科學家，語言學家，科普作家。被《時代週刊》《外交政策》《展望》等多部知名雜誌稱為“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圖源：哈佛校報《緋紅》。

乍看起來，對“學術自由”的籲求並非新異之舉。但在當下，隨著激進思潮與身份政治運動的蔓延，人們極易由此聯繫到有關“取消文化”的種種爭議，也往往會將其視為“保守主義的回潮”。例如，美國《華爾街日報》在評論此事時即認為：“美國大學里的保守派如此之少，以至於旨在恢復學術自由和公開辯論的鬥爭將不得不由在過去被視為‘自由派’的人領導。”

誠然，在發佈於《波士頓環球報》的“成立宣言”中，平克與他的共同作者，哈佛大學精神病學專家貝爾塔·馬德拉斯 (Bertha Madras）確實對伴隨激進運動而來的“言論審查”表示了擔憂。但從全文來看，這篇宣言更近乎於對“學術自由”的捍衛，而非對特定思潮與立場的譴責。他們寫道：“一個旨在求真的機構之所以必須保護言論自由，是因為沒有人能做到萬無一失或無所不知……我們學習和進步的唯一途徑是通過猜測和反駁的循環。”因此，必須對基於理性的分歧保持足夠的寬容。

從這一委員會的成立當中，我們不難意識到，在充斥著分歧乃至對立的西方社會，如何看待與維護學術自由已成為了一個擺在學術從業者面前的緊迫難題。一方面，我們需要清楚校園里的學術自由在當下各種社會思潮中如何受到了衝擊，並瞭解相關各方的觀點；而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更深入地追溯學術自由的來龍去脈，以瞭解其為何脆弱，又能如何得到維護。

成立學術自由委員會

是“保守主義的回流”嗎？

在當下，許多媒體在刻畫“學術自由”受到的衝擊時，往往會提供這樣一幅圖景：即來自各種“左翼運動”的一小撮“激進分子”對校園中的保守派人士發起“圍攻”。他們擾亂後者所參與的學術活動，在校園內張貼侮辱和諷刺性的漫畫，並煽動針對後者的孤立與抵製運動。

在他們看來，“一小撮人”的破壞活動往往會造成“寒蟬效應”，使得為數眾多，但更加遵守秩序或攻擊性較弱的群體不敢發聲。有一些數據支持這一圖景：如根據英國民調機構“YouGov”的統計，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只有15%的人樂於表明自己的觀點，而有88%的拜登支持者願意亮明身份；英國智庫“Policy Exchange”的調研也認為，許多學者雖在爭議性話題上持有不同於“政治正確”的看法，但因擔心自己被審查和歧視而不敢發聲。

在許多人看來，上述圖景已然構成了對學術自由的侵犯。他們認為這些“激進分子”對不同立場的否認絕非是基於理性，而僅是因為這種立場“讓自己不舒服”。於是，就像他們會在視頻網站上“屏蔽”令自己不快的視頻一樣，當面對自己“不喜歡”的觀點時，其所做的也不是認真剖判，而是將其“取消”。

例如，社會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即認為：“當代的學生是嬌生慣養、受到過度保護的一代。他們在成長中沒有經曆過多少不適，因而在面對觀點分歧時也格外暴躁。”如此一來，激進運動的良好初衷也被遺忘殆盡：在過去，“激進”往往被理解為理論的“徹底”；但在當下，“激進”則僅僅意味著“過激的手段”，而喪失了對“探求真理”的承諾。

《嬌慣的心靈》，作者: [美] 格雷格·盧金諾夫 / [美] 喬納森·海特，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7月。

然而，“激進運動”的支持者往往會對這一圖景進行補充。在他們看來，“保守派”人士善於使用“合法”手段占領輿論陣地——毫無疑問，這同樣應當被理解為對“學術自由”的壓抑。如刊載於《衛報》上的一篇文章便曾指出，“政府正在將大學視為其正在進行的反左文化戰爭的戰場。”通過立法手段，一系列旨在捍衛“主流共識”，限制“激進言論”的措施得以被實施。

更重要的是，“保守派”人士往往會濫用“學術自由”：他們借“學術自由”之名所傳達的許多觀點並無嚴格的學理依據，而是摻雜了大量“私貨”。例如，馬薩諸塞大學的一名學生便表示自己曾多次從教師口中聽到否認納粹屠猶的言論——作為一名猶太人，他對這種明顯有悖事實的言論極其憤慨。

以上只是一個相當粗略的梗概。但只要熟悉了論爭雙方的大致理據，我們便不難意識到，平克等人的宣言實際帶有一種“超越左右之爭”的意味。這份宣言批判了校園中的“激進分子”，認為他們“掌握著發起不對稱戰爭的武器庫，包括擾亂活動的能力、在社交媒體上召集電子暴徒的能力。且他們樂於用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或跨性別恐懼症一類的指控來抹黑使其不快的目標。”但也同時對來自保守主義陣營的“合法干預”感到擔憂：“政客們試圖通過立法規定教育內容，或在董事會中安插親信來對抗左翼力量。但學術領域的硬通貨應該是說理和論爭。”

換言之，它既反對“變味的激進”，又抵製“來自上層的壓力”。相較於特定立場，毋寧說平克等人捍衛的是“學術自由”本身。這種“學術自由”類似於哈貝馬斯所說的“理想商談語境”：在一個平等的環境當中，商談各方都擁有發聲的機會，且可以期待自己被認真地傾聽；而在商談的過程中，他們將僅僅以說理的方式來影響他人。

《英文系主任》劇照。

學術自由的理想

為何“生而脆弱”？

在許多人看來，平克所設想的這種“學術自由”正是大學所應具有的“本然面貌”。只有獲得了這樣的學術自由，大學才能可靠地承擔起“思想啟蒙”的使命。然而，正是這種在人們看來“理所當然”的狀態，在大學的發展曆程中卻顯得相當脆弱空洞，甚至從未得到充分的實現。

如在美國學者沃勒斯坦看來，當代的研究型大學，尤其是其中的人文社會學科，自誕生起便與權力密切交纏。

在追溯社會科學之起源的過程中，沃勒斯坦指出，社會科學始終將“促進社會改良”作為自身的使命。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這意味著社會科學需要與國家權力相結合，才能將其理論轉化為實踐。而在大多數情況下，社會科學所“服務”的國家大都兼具“西方中心主義”的民族屬性與“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屬性。換言之，社會科學如要一展抱負，便不得不和此類國家所從事的實踐相“結合”。因此，相關學科的研究對象和方法取徑從一開始便受到了限制。

《資本主義還有未來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等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1月。

沃勒斯坦列舉到，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往往將“資本主義國家”的運轉機制作為自己最主要的研究對象，並旨在培養能維繫此類機制運轉的“國家精英”；而人類學、東方學等學科則旨在幫助現代強國更“明智有效”地“管理”其所遭遇的異質性文明，並將其納入“現代世界”的體系。

同時，如若某些研究無法很好地服務於上述實踐，甚至旨在顛覆此種實踐，那麼這些研究便極有可能被邊緣化甚至被驅逐出大學體制。例如，批判理論家赫伯特·馬爾庫塞在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任職時便曾遭到過排擠。當然，他的學生安吉拉·戴維斯因其在激進運動中的作為而被聯邦調查局列入通緝名單。馬爾庫塞則因公開為戴維斯辯護而招致了右翼人士的敵意。一方面，校方開除了馬爾庫塞（有說法認為，對馬爾庫塞的開除採用了一系列複雜的花招，以便在平息州長羅納德·里根的怒火的同時又保住學術自由的門面），另一方面，馬爾庫塞還收到了來自極端分子的死亡威脅。

《英文系主任》劇照。

當然，儘管研究型大學自其成立之始便具有傾向性，但“學術自主”和“追求客觀”的觀念仍被作為一種有意義的理想而提出。此種觀念最著名的倡導者即是馬克斯·韋伯。韋伯試圖建立一種“既是有用的、事實上又不被用於為特定黨派利益做辯護”的學說。而在當代，阿倫特與哈貝馬斯等人也同樣因其對“公共領域”的設想而聞名——一個運轉良好的公共領域能平等地容納種種話語在其中互相“說服”，進而形成基於理性的共識。

很顯然，這樣的觀念與“學術自由”的願景相當接近。但這些觀念在現實中的效力則是存疑的。如針對韋伯“學術自主”的理想，法國學者雷蒙·阿隆便曾指出：韋伯“既將政治和科學分離開來、又將它們結合在一起。說分離是因為科學必須獨立於我們的偏好，不摻雜任何價值判斷。說結合是因為科學是以一種對指導實踐所必需的方式來加以建構的。”

如果說“學術自由”在大學的發展曆程中始終是“脆弱”甚至“空洞”的，那麼由此而來的一個問題便是，帶有傾向性的大學機構何以能具有“學術自由”的外觀？對於這一問題，援引葛蘭西的“霸權”概念或許會有所幫助。在葛蘭西看來，“霸權”意味著占統治地位的觀念與意識形態得到了人們的“積極同意”。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某種“霸權”性觀念的存在使得大多數學者自發地圍繞此種觀念建構自己的理論，並將分歧限定在可容忍的範圍之內。由此，“學術自由”的問題也就不再那麼尖銳。

《英文系主任》劇照。

身份政治引發的新困境

雖然學術研究始終帶有偏向，且充分的“學術自由”從來都十分脆弱。但近年來，“學術自由”遭到侵蝕的印像似乎尤其明顯。正如平克等人在其宣言中所提到的，美國人對本國高等教育的信心迅速下降，他們普遍感受到作為智識殿堂的大學也開始頻繁地壓製意見分歧和不那麼“政治正確”的言論。

在一定程度上，這種“症候”來自於兩方面作用。從一方面來看，既有的“霸權”觀念正逐漸面臨“合法性喪失”的問題。在19世紀，“曆史進步論”一度風行，人們普遍相信通過逐步進行適度的“社會改良”，一個更加完滿和美好的未來是可能的；而在兩次世界大戰打破“進步論”迷思的同時，戰後的“專家治國”和“技術至上”主義再次扮演了“霸權”觀念的角色。此種觀念將任何社會問題化約為可以通過“技術途徑”被解決的“技術問題”，進而起到了消解社會對立的效果。然而，正是隨著包括身份政治在內的一系列“新社會運動”的流行，此種觀念的“霸權”地位再度受到衝擊。人們意識到，爭取平等和“承認”的鬥爭絕不單單是一個“技術問題”。

而另一方面，“新社會運動”尚未找到一種“合法”的表達途徑。在克勞斯·奧菲所著的《福利國家的矛盾》中，這種狀況得到了相當完整的刻畫。奧菲說：

“這些社會運動在所有方面都與政黨的邏輯相反；它們是通過聚焦於一個或一系列問題來獲得其力量的，因此，對於其他諸多集團的支持，它們基本持敵對的態度，而不是接納的態度……它們在表達個人認同與集體認同方面把個人置於優先地位，但同時，它們又無法進入既定的政體形式中去。”

《福利國家的矛盾》，克勞斯·奧菲著，郭忠華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

換言之，這些新興的社會運動本就是圍繞一系列特定的問題而形成，因而其並不旨在提出一系列連貫的施政綱領，也並不過多思考如何與其他社會訴求協調的問題。因此，他們難以通過傳統的政黨政治或“合法”途徑來令自身訴求得到實現。如此一來，在舊的“霸權”已經坍塌，而新的“溝通渠道”尚未建立的情況下，這些社會運動對包括“學術自由”在內的秩序所產生的衝擊也就尤其顯著。

在這樣的背景下，與其說平克等人的宣言是對激進運動的一種反抗，不如說它所提出的關於“學術自由”的倡議實際為論證中的各方都提供了發聲的空間。正如平克所期待的——“我們將讚助關於學術自由主題的研討會、講座和課程。我們還打算讓新教師瞭解哈佛對言論自由的承諾，以及當言論自由受到威脅時可供他們使用的資源。我們將鼓勵保護學術自由的政策。”如若這些建議能得到實際的落實，那麼其的確可能緩和矛盾，使學術分歧不至發展為社會分裂。

同時，還有學者提出科研人員應更謹慎地利用自己的“學術自由”，使之真正建立在學理之上，而不至於成為傷害的藉口。在一定程度上，這也構成了捍衛學術自由的前置條件。如科學家貝徹（Bettcher）表示：“學術自由伴隨著責任；我們不應利用這種自由來傷害人們，尤其是我們社區中更脆弱的成員。對該問題的擔憂不應被視為對學術自由的威脅。”

簡言之，重建一種更加充分，且能容納多種異質性學說的“學術自由”必定是一項相當繁雜的系統工程。它不僅意味著大學師生應努力建立起某種行之有效的“公共空間”，更意味著大學與權力的結合，乃至其學科體系需要被重新看待。然而，在重建的過程當中，平克等人的呼籲仍不失為一種能力範圍內的有效之舉——它意味著今天的學者中仍有人珍視其“探求真理”的使命，並願意為此而包容不同的聲音。

參考文獻：

[1]Is cancel culture threatening univers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