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健康，我的數據法案”：美國的健康數據立法能保護女性權利嗎？

一、羅伊案之後：健康數據與女性權利保護

2022年6月24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以6:3的比例通過了多布斯訴傑克遜婦女健康組織案（以下簡稱“多布斯案”），推翻了下級法院的裁決，認為密西西比州的《胎齡法案》中限制墮胎的規定合乎憲法。這一判決推翻了1973年的羅伊訴韋德案（以下簡稱“羅伊案”）和1992年的計劃生育組織訴凱西案（以下簡稱“凱西案”）確立的墮胎規則，即婦女終止妊娠的權利應當延伸到胎兒“體外可存活性”這個時間點。

當地時間2021年10月2日，數千名美國人在華盛頓聚集，抗議得州“最嚴墮胎法”，主張維護墮胎權。

多布斯案之後，女性權利保護再度成為焦點。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首先是反墮胎禁令與墮胎保護。多布斯案在聯邦層面宣佈限制墮胎的規定合乎憲法，此後，共和黨人的墮胎禁令開始大規模實施。例如，佛羅里達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去年簽署了禁止懷孕15周後墮胎的立法。與密西西比州一樣，佛羅里達州的法律只允許在胎兒嚴重異常的情況下在懷孕15周後進行墮胎，並且對於強姦、亂倫和人口販賣的倖存者也不例外。這些禁令在羅伊案被推翻後得到了支持和官方實施。其次是墮胎藥物與邊境診所。多布斯案以後，墮胎藥物成為了終止妊娠最有效的辦法，FDA為藥房配藥的新政策使墮胎藥物更廣泛地獲得，即使更多的州採取行動實施限制。西維珍尼亞州起訴了生產仿製墮胎藥的公司GenBioPro 以阻止聯邦批準墮胎藥物的生產和銷售。邊境診所也成為保護女性墮胎權的另一種方式，例如，醫療保健提供商Choices 將業務擴展到伊利諾伊州，它強調了該地點距離孟菲斯僅三小時路程，並且途中僅有一個站點停靠，大大縮短了跨州墮胎的時間與路程，該診所距離密蘇里州和肯塔基州類似規模的城市也只有大約一個小時的車程。

健康數據與隱私保護在多布斯案以後成為了自由派應對墮胎禁令的措施。加州頒布的AB1242議會法案將作為《生育權利執法法》和《電子通信隱私法》的特別法，以保護那些尋求或提供生殖保健服務的人免受錯誤起訴，並確保加利福尼亞州法律和法院不被用來促進調查或起訴本州與墮胎相關的合法行為。這類法律用於應對執法部門可能利用數字工具創建數據記錄的情況，以此來調查墮胎和威脅女性的生殖自由權利。例如，手機應用可以跟蹤月經週期，孕婦與親人溝通以訂購藥物時會被記錄與備份等。這樣的情況在羅伊案未被推翻之前就已經存在。去年，一名內布拉斯加州的母親和她18歲的女兒在社交媒體臉書（Facebook）的聊天記錄被警方非法獲取，當局聲稱這些信息顯示了非法使用藥物流產的證據，以及隱藏遺體的計劃。

調查人員隨即向臉書的母公司Meta發出搜查令，以獲取母女兩人的賬戶有關信息。臉書在兩天內交出了搜查令的結果。該公司提供的數據包括賬戶信息、圖像、音頻和視頻記錄、消息和其他數據，法庭文件顯示。這些數據包括母女兩人在流產前兩天的直接信息交流，這表明他們已經收到了墮胎藥片，並製定了如何使用這些藥片以及如何處理所謂“證據”的計劃。調查人員與檢察官可以向科技公司要求提供位置數據、搜索曆史或通話記錄的科技公司發出搜查令，以幫助證實是否有人墮胎或協助墮胎。這類調查與取證方式在多布斯案後廣泛應用並開展，自由派治下的州內作為應對，將製定與敏感數據保護法案作為抵製這類“非法取證”的方式。除加州外，伊利諾伊州與紐約州的數據法案也在製定或審議中，華盛頓州也在多布斯案後立法保護生殖和性別護理等數據的控製權，該法案被稱為《我的健康，我的數據法案》（My Health My Data Act）。

二、“我的健康，我的數據法案”

STAT News和The Markup最近的一項統計結果表明，許多直接面向消費者的遠程醫療公司與大型廣告平台共享敏感的醫療數據。在評估的50個網站中，有13個存在收集醫療攝入數據的追蹤器，除了一個之外，所有網站都共享人們訪問過的URL及其IP地址。此外，限制墮胎的州會根據敏感醫療數據，例如月經跟蹤應用程序披露的有關墮胎或流產的信息對女性的生殖自由與墮胎選擇加以干涉。Google在羅伊案被推翻以後就宣佈頒布全新措施來減輕與位置跟蹤相關的一些潛在危害。Google將在用戶訪問後不久刪除賬戶中有關某些“特別私人”（particularly personal）地點的位置曆史數據。據知情人士稱，將刪除數據的地點包括“諮詢中心、家庭暴力庇護所、墮胎診所、生育中心、戒毒所、減肥診所、整容手術診所等醫療機構”。Google將諮詢中心、墮胎診所和生育中心等地點歸類為“特別私人”，足見檢察機關以搜查取證方式對科技公司施壓的力度，這種長期“非法取證”的方式對個人信息保護邊界的進犯是有目共睹的，因此關於健康數據保護的立法在各州變得緊迫起來。

《我的健康，我的數據法案》是應華盛頓州總檢察長鮑勃·弗格森（Bob Ferguson）的要求製定的，並將根據該州的《消費者保護法》強製執行。這項法案旨在禁止組織出售華盛頓人的健康數據，並組織健康跟蹤應用程序、搜索引擎和廣告商等網站在未經華盛頓人同意的情況下收集和共享他們的健康數據。對於墮胎權的保護條款中，法案禁止在生殖和性別確認醫療保健設施中使用“地理圍欄”（geofences）。

地理圍欄是圍繞物理位置的虛擬邊界，可用於向進入特定位置的人發送消息。此外，該法案還要求收集華盛頓人個人健康數據的公司維護和發佈消費者健康數據的隱私政策。地理圍欄的對像是基於位置的交互。借助地理圍欄技術，手機應用營銷人員可以針對本地人群定製廣告，請求用戶反饋，或分享相關信息。這原本是一種營銷手段，幫助營銷人員輕鬆地監測推廣活動的表現和效果——這也是地理圍欄的一大優勢。反墮胎執法人員正是利用了地理圍欄的獨特優勢，在女性進入墮胎診所、醫療服務機構和藥店時，數據終端收集到的位置信息與健康信息就會形成備份上傳，在調查需要時申請搜查令即可得到這部分敏感數據，因而地理圍欄的使用頻率大幅上升。據統計，Google在2019年收到了8396份搜查令，而2020 年收到了11554份。在Google每年收到的執法令中，高達四分之一為地理圍欄令，足見這類搜查方式應用之廣泛。

《我的健康，我的數據法案》是《消費者保護法》的補充法案和特別法案。該法案在基本上適用於在華盛頓開展業務的每個人，而不僅僅是醫療保健提供者。賓夕法尼亞大學研究數字健康隱私的阿里弗里德曼（Ari Friedman）認可了該立法對健康數據範圍的廣泛定義，認為擴大健康數據的範圍和擴大法律約束的範圍加強了健康隱私的全面保護。但在今年1月舉辦的聽證會上，國家隱私與安全聯盟（the State Privacy and Security Coalition）的代表安德魯金曼（Andrew Kingman）雖然對該法案的意圖表示支持，卻提出了法案草案對消費者健康數據的定義過於寬泛的擔憂。

同時，該法案草案還規定了細化了用戶同意的流程，例如強製要求網站為收集和共享數據提供單獨的同意，並禁止將隱私聲明作為包含不相關信息的文件的一部分。但弗里德曼對這一規定表示擔憂，他認為，無論消費者是否接受隱私政策，他們都應該能夠訪問網站的服務。因為隱私政策和已閱讀的確認框的作用微乎其微，不僅帶有某種強迫性，用戶也沒有相應的投訴與救濟手段，這不是“真正有意義的同意”。

三、分裂的美國：墮胎議題的新陣地

1. 墮胎議題的新陣地：平等保護條款與墮胎藥物爭議

雖然最高法院在法律層面上推翻了羅伊案，看似長期以來懸停在美國國內輿論的墮胎爭議有了階段性的定論，但是新的爭議已經開始孵化全新一輪的政策與法律。以加州為代表的自由派代表未曾放棄從隱私出發證明正當性的努力，即使已故大法官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過，羅伊案的隱私證明進路是牽強的。自由派通過製定例如上文《我的健康，我的數據法案》等健康信息保護法律從隱私角度切入，輔以女性的自由等道德直覺上理性的價值邏輯，進而達到對女性墮胎自由的搶救性保護。

部分清醒的自由派已經放棄從隱私和自由的進路出發，轉而學習保守派的思路，尋找合適的憲法基礎——平等保護條款。自由派通過論證在女性懷孕、分娩甚至育兒的過程中一般會比男性承擔更多的風險和責任，禁止墮胎某種程度上就是在固化女性的弱勢地位。因此，賦予女性墮胎權可以適當拉平社會中的性別不平等。根據憲法第14修正案和民權運動先驅們為性別平等做出的努力，從而論證墮胎禁令涉及性別歧視。性別歧視也是最高法院的“老朋友”，並長期作為最高法院認可的嫌疑分類（suspect classification）。與此同時，以加州為代表的民主黨州也開始出台其他類型的法律，以應對共和黨人對墮胎的進一步限制。包括立法保護因手術而旅行的患者和治療他們的醫生免受起訴，製裁反墮胎組織的暴力行為等。

保守派的思路則更加直截了當，頒布了墮胎禁令，還要杜絕仍然存在的墮胎手段。墮胎藥物和藥房連鎖店成為保守派的全新“戰場”。起初，密蘇里州和堪薩斯州等幾個州考慮禁止郵寄和藥房分發米非司酮，米非司酮是兩種用於終止妊娠的藥丸中的一種。3月2日，根據美國第二大藥房連鎖店Walgreens透露，基於不斷變化的政策格局、反墮胎活動人士的活動和州官員的威脅等原因，它們不會在幾個合法的州分發墮胎藥。作為回應，3月8日，加州州長加文·紐森 (Gavin Newsom) 宣佈不會與Walgreens續簽一份價值5400萬美元的合同，以回應該公司決定不在共和黨官員威脅要對他們採取法律行動的州分發墮胎藥。兩派在墮胎議題上的分歧裹挾著醫藥企業和零售商，用彼此的政治警告或經濟實力強迫企業表態，將墮胎議題從最高法院再次拉回社會生活與商業實踐中。

這將直接導致後羅伊案時代的美國，各州和聯邦的法律之間存在明顯矛盾，即使在沒有生效禁令的地方，墮胎藥的準入都各執一詞，這給醫藥行業在確定準入程序合法與否上增加了巨大的不確定性，政策的模糊性與可解釋空間過大，加上針對藥店的壓力運動頻發，保守派的計劃已經導致18個州的藥店被禁止配藥，反墮胎組織的抗議活動僅僅是官方戰略的一個部分，他們同時也在努力為2024年的選舉提前造勢，並且已經開始與未來的總統候選人會面，敦促他們支持並執行國家墮胎限制。同時，共和黨內部也逐漸顯現分裂態勢，反墮胎組織與前總統特朗普在多布斯案後的激進措施產生爭執。1月初，特朗普在社交媒體帖子中將中期選舉結果歸咎於反墮胎團體，特別抨擊他們反對強姦和亂倫案件的豁免，並聲稱在贏得最高法院對羅伊案的裁決後，他們“只是簡單地消失了，而不是再次被看到”並且沒有足夠努力讓選民參加11月的投票。

2. 分裂的美國：里根政體終結了嗎？

多布斯案以後，美國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分裂中。無論是從判決書本身圍繞正當程序與平等保護的辯論，還是憲法與政治變遷中的分裂格局，甚至逐漸發展成為黨內分裂。馬克里拉（Mark Lilla）在《分裂的美國》一書中將今天美國的內部分裂歸咎為里根政體的遺產，民權運動時期的遺產羅伊案被里根政體末期政治化的最高法院摧毀，在保守派和民主派之間分散出多套敘事，墮胎問題將成為總結里根模式，邁向新進步時代的催化劑與導火索。

馬克里拉認為，20世紀的美國分為兩段“時期”（dispensation）：新政-民權時期和里根時期。第一個時期以羅斯福新政為起始，經曆民權運動與偉大社會（the Great Society）時代，在70年代壽終正寢。里根時期描摹了一個更加個人化的美國形象，自力更生和最小政府的口號順應了多數崛起的中產家庭對70年代無作為政府的失望與憤慨。民眾對新政政體在越南戰爭、水門事件與經濟滯脹中的表現產生極大不滿，里根利用了這種政治情緒上的不滿，進而一騎絕塵贏得了大選，建立了新的共和黨政體。面對民權運動的最大遺產羅伊案，他藉著一部分民眾對羅伊案和墮胎議題的反對聲公開表態，自此以後，對於墮胎問題的立場成為法官提名與總統大選中無法迴避的議題，亦成為美國社會壓倒性的頭號社會議題。在司法方面，里根應對沃倫法院與民權運動的敘事時，選擇重提原旨主義理論，重視與尊重憲法文本的原意。同時，里根連同共和黨發動保守主義法律革命，用嚴密的組織和綱領，塑造堅定好鬥的“運動法官”（movement justices），以此推動最高法院的“保守化”轉向。

里根模式塑造的是一個相對富裕、高度個人主義且郊區化的社會，他全然拋棄了羅斯福時代的國家想像，轉而塑造了一種“新愛國主義”，它讓美國人相信，“如果釋放出這個國家的善與創造力，那麼，黃金時代的幸福就依然可以實現，它就在下一個山頭。”但是，當生育問題、司法機構、法律政策等都逐漸政治化時，無論是哪一種手段或方式，都無法真正落實在人本身。健康數據的保護僅僅是處於被動的自由派在分裂時局下的緩兵之計，而非真正解決問題的“自救良方”。保守派在逐漸激進的策略中從一致對外到黨內分裂，將社會議題政治化的努力，既是里根開啟全新執政模式的絕佳跳板，也是當今美國崩壞與撕裂的“尖峰時刻”。

（ 本文參考文獻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