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責任體系”：日本如何步步走入戰爭深淵？

無責任體系

在東京審判中，日本官員逃避責任、推脫責任的問題一再浮現。許多甲級戰犯嫌疑人口口聲聲地說，他們懷抱著和平的意願，但結果事與願違。也有人聲稱，他們是反對戰爭的，但因是國家的決定，只能奉命行事。

這種說辭無疑是在逃避罪責，因為政治責任“論跡不論心”。也就是說，認定政治責任的關鍵，不在於動機或意願，而在於結果。政治家內心的善良意願、美好動機或偉大信念，在其外在的實際行為後果面前微不足道。無論這些官員懷有怎樣美好的意願（假使真有），也無法一毫一釐正當化侵略戰爭的罪責。但在另一方面，官員逃避責任的事實，也生動地反映出日本權力構造“無責任”的特點。而且，戰前日本政壇山頭並立、割據紛爭的結構特徵，也使得政治家更加傾向於推卸責任。在討論這一問題時，丸山真男舉了個非常形象的例子進行說明，那就是“抬神轎”。

1948年11月12日，遠東軍事法庭宣佈對25名被告的判決。

所謂“抬神轎”，是指人們在某些節日，把供奉在廟里的神像“請進”神轎，然後抬著神轎遊街。丸山說，日本滑向戰爭深淵的過程類似於“抬神轎”。一開始，一群人抬起神轎，但走了一段路後，他們就累了，於是把神轎從肩上卸下來，換了另一群人繼續抬。但是這群人走了一段路後，同樣卸下神轎，由第三群人繼續抬。接下來“抬神轎”的人不斷更換，最後，神轎稀里糊塗就被抬到了懸崖邊上。當它再次被抬起來的時候，便墜入了深淵。在這個過程中，究竟由誰承擔神轎墜入深淵的責任呢？

最初抬轎的人不願承擔責任，他們會說：“我們並沒把神轎抬到懸崖上。”後來抬轎的人不願意承擔責任，他們會說：“我們抬的時候，神轎已在懸崖邊上。”轎子裡的“神像”也不願意承擔責任，他會說：“我坐在轎子裡，什麼都不知道。”這樣一來，最終無人肯承擔責任。丸山真男的比喻非常形象。日本一步步走向戰爭的過程，正像“抬神轎”。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的14年里，日本換了13個首相、19個陸相和15個海相。他們可能持有不同的觀點，屬於不同的黨派和政治勢力，奉行著不同的政策，但就是這麼一撥一撥的人，似乎在不知不覺中，將日本推進了戰爭的深淵。

為什麼無人負責？

日本為何會形成無責任體系？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還要回到《明治憲法》那裡去。

本書一開始就提到，《明治憲法》有幾個特徵：首先，天皇掌握國家主權，是唯一的正統性來源；其次，天皇只有權力，而不承擔任何責任；最後，國民對天皇和國家負有無限的責任，卻無權判定權力體系的正當性。

在這樣的規定下，日本人民無權質疑天皇製。日本這個國家的一切，包括國土和國民，都屬於天皇家族。而且就日本官方意識形態而言，天皇製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優越的制度，天皇是真、善、美的化身和完美的道德典範。生為日本國民，已經是人之為人的最高榮幸。日本國民對於天皇，要像對待父親或活神一樣，感恩戴德，俯首稱臣。任何對於天皇的懷疑，都是大逆不道的行為。因此，日本社會的各個方面，無論是政治、經濟、教育還是文化，都必須為天皇服務。在這樣的政治體制下，天皇只有權力沒有責任，而國民只有責任沒有權利。權利和責任的極度不匹配，最後造成了責任歸宿不明的問題。

而且，本書第一章還談過，日本天皇有絕對君主的一面，又有立憲君主的一面。儘管天皇享有絕對的權力，並是統治的唯一正統性來源，但在國政運營層面，他卻往往是“沉默”的，如同神轎里的神像一般（需要再次提醒的是，在軍事事務中，天皇作為大元帥並不“沉默”）。可如果天皇不說話，日本的政治要如何運營呢？

答案是：只有元老、重臣、首相和內閣成員把“神轎”抬起來，日本政府才能運作起來。這些政治家一邊揣摩著天皇的“聖意”，一邊通過向天皇進言來運營國政。但在此過程中，他們要努力將決斷主體模糊化，不能讓民眾發現是誰在拍板、誰在做決定。比方說，一個決策明明是首相做出的，但它仍要被說成特別符合天皇的意願，以避免架空和篡奪天皇大權的嫌疑。這樣一來，日本的決策過程就變得非常曖昧和模糊，從而構成了“無責任體系”的一個主觀因素。

卑微的“抬轎人”

造成無責任體系的還有一個客觀因素，那便是我們一開始談過的日本政權構造“多頭一身”的屬性。

在戰前的日本，元老、重臣、內閣、官僚、議會和軍部，各自分享一定的權力。最開始，元老的權力最大，他們可以決定“神轎”的前進方向。元老們死後，原敬和加藤高明等強勢政治家也可以決定“神轎”的行進方向。可再到後來，由於政黨爭鬥、議會腐敗和軍部專橫，權力又分散開來。“抬神轎”的過程，變成了各方勢力不斷的鬥爭，而所有的政治決定都成了各方角力的結果。由此，“抬轎人”的責任意識變得更加淡薄。

由此可見，日本的無責任體系，歸根結底是天皇製造就的。那些“抬神轎”的政治和軍事精英，如首相、大臣、高級外交官、陸海軍將領，看起來權勢熏天，但就天皇製國家的構造原理而言，他們只不過是天皇的奴仆而已。他們儘管掌握國家權力，但絕對不會產生像希特勒那種掌控國家命運的獨裁者的感覺。因為他們享有的一切權力，既不來自憲法，也不來自人民的授權，而只來自天皇的授命。換言之，他們的榮耀，只不過是“抬神轎”的榮耀，他們的驕傲，只不過是“恃寵”的驕傲。例如，東條英機作為戰前最有權勢的首相之一就曾說過，他只是一介草莽之臣而已，像石頭一樣卑賤，天皇的光芒照耀在他身上，他才能發光閃亮。

可以說，在戰爭期間，日本沒有真正的政治家，有的只是謹小慎微、奴顏婢膝的官僚。這些官僚掌控著行政機構，掌控著大工業和軍隊，掌控著億萬民眾的身家性命，但他們卻沒有自己的理念，也沒有為實現理念付出行動的勇氣和責任。他們作為天皇的奴才，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他們深陷形式主義的泥沼，毫無抵抗時流的勇氣。一個由一群缺乏主見的奴才所構成的政治體制，必然是一個無人負責的體制。一個由一群沒有責任感的奴才所引領的國家，遲早會在曆史的迷霧中步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