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水道與地下城市摺疊史——巴黎的清理工程

【編者按】城市發展除了地上的光鮮繁榮之外，還需一套地下系統來排憂解難。但每一處地下工程奇蹟的實現，絕非一蹴而就，在敬佩先人智慧，感歎設計者膽識與管理者魄力的同時，《下水道》也在講述一個個不堪回首的城市秘聞，也在向讀者暗示，隨著城市下水道工程一同發展、升級的，還有一直在沉澱、發酵出的種種文化意涵，它們從另一個層面讓下水道保持通暢。下水道，是一座城市的良心。本文節選自《下水道：地下城市摺疊史》第二章：地下的基礎設施，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可以說，每條街道的下面都有一條與之並行的下水道。當時的巴黎有兩千二百條街道。讓我們想像一下，自己就身處那陰森森的支流叢林中，也就是那被稱為下水道的地方。”

維克多·雨果，《孤星淚》，1862

巴黎的下水道在法國曆史與文學作品中都聲名狼藉。1791年，雅各賓派革命者讓-保爾·馬拉（Jean-Paul Marat）為逃避敵人的追捕，曾藏身於下水道中。也許是因為這一經曆，他才染上皮膚病，抑或是讓他原本就有的皮膚病加重。他不得不花大量的時間泡藥浴，最終被夏洛蒂·科黛（Charlotte Corday）殺死在浴缸裡。後來，新古典主義畫家雅克-路易·大衛（Jacques-Louis David）以此為主題創作出名畫《馬拉之死》。維克多·雨果的長篇小說《孤星淚》問世於1862年，小說以1815年至1832年為時代背景，主人公冉阿讓與他受傷的朋友馬呂斯也正是通過下水道才擺脫了邪惡的警務督察沙威的追捕。人們對下水道的清理往往只是偶一為之，大多依賴雨水衝刷，或是靠下水道清潔工使用硬木板刷清理。這種木板刷的杆身長2米，一端帶有與杆身垂直的木板，用於清理淤積的汙物。巴黎下水道實在是惡名昭著，乃至拿破崙·波拿巴的侄子路易·拿破崙·波拿巴（即拿破崙三世）下令，將治理下水道納入對法國首都的改造計劃中，讓雨果小說中描述的貧民階層擺脫悲慘的處境——他們不得不生活在臭氣熏天的下水道中，以至於在1825年至1852年間共發起了九次起義。路易鎮壓了1852年的那場無產階級起義，後來成為皇帝拿破崙三世。

1848年12月，在第八場起義之後，路易當選法國第二共和國的總統，承諾將為所有百姓帶來安穩、正義與繁榮。這位新總統注意到了市民心中潛伏著的暴亂傾向，決定實施重建首都巴黎的宏偉計劃，以防反動者利用狹窄的街道和惡臭的貧民窟設置路障，或催生人民的不滿情緒。為了這項改造計劃，路易說服了法國人賦予他一些近乎獨裁的權力，只有這樣，他才能維護巴黎和平，才能部署巴黎改造工作。

路易早年曾遭受流放，在英格蘭居住過一段時間，對倫敦的公園及建築師約翰·納什（John Nash，1752—1835）設計的大道十分欣賞，比如攝政街。路易將改造巴黎視為自己宏偉計劃的一部分，想借此來維護和鞏固自己的統治。一旦改造完成，狹窄的街巷將被寬闊的大街取代，便於部署炮兵與騎兵；純淨的水將從遠處的泉眼引來，替代城市中用於排汙的塞納河的河水；街道下面巨大的下水道體系一旦建成，將會把污水排到河水下遊地區，不再對百姓健康造成威脅。更重要的是，那些對政府怨聲最高的失業人群，會成為城市改造工事的勞動力。巴黎改造確實收效卓著。英國的公共衛生改革家埃德溫·查德威克在訪問巴黎時，曾向招待他的拿破崙三世彙報，稱這座城市“地面的街道一塵不染，地下的污水排放井然有序”，隨即又補充道：“奧古斯都曾說，他接手的是一個磚砌的羅馬，留下的卻是一座大理石造的城市。這樣說來，您接手的是一個惡臭的巴黎，留下的卻是一個芬芳的城市。”

為了實現自己的宏圖偉誌，拿破崙三世需要一個有才幹的公職人員來執行改造計劃，他找到了時任波爾多地方長官的喬治-歐仁·奧斯曼。其實，拿破崙三世在一次前往波爾多開展競選運動時，就已經注意到了奧斯曼。他讓內政部長維克多·德·佩爾西（Victor de Persigny）面見了奧斯曼，德·佩爾西這樣記述了他對奧斯曼的印象：

奧斯曼先生是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人。在我面前的這位無疑是當今最才華橫溢的人，他高大健壯、精力充沛，同時又聰明狡黠、足智多謀。我和他講了改造巴黎的計劃，並且邀請他負責此事。

這本是一次僅憑直覺的選擇，但兩米多高的奧斯曼不僅有能力勝任這份工作，而且符合拿破崙三世的要求，在1853年至1870年間實現了皇帝的願景。曾經只有一兩米寬的小巷被擴建為20米至40米寬的大道，許多大道以凱旋門廣場、巴士底廣場等大型廣場為中心向外輻射延伸。這些寬闊的街道與多座火車站連通，因此巴黎能夠迅速從外地調入軍隊來鎮壓暴亂。總長418千米的嶄新寬闊的大道，由此取代了曾經的窄街

陋巷。一些批評者稱，巴爾紮克與雨果筆下的那個巴黎消失無蹤了。隨著奧斯曼計劃持續強硬的推進，1867年，曆史學家裡昂·阿萊維（Léon Halévy）懇求道：“20世紀還沒到呢，讓我們給那時候的人留點事情做吧。”不過，只要有拿破崙三世的支持，奧斯曼就強大到足以與這些聲音抗衡。

在執行法國皇帝雄心勃勃的計劃前，奧斯曼需要一位專攻技術的工程師。1855年建完一套“下水道與供水系統”後，奧斯曼挑選了歐仁·貝爾格朗（Eugène Belgrand，1810—1878）做技術工程師。貝爾格朗先後畢業於久負盛名的巴黎綜合理工學院與國立橋路學校，他在修建勃艮第地區阿維隆市的供水工事中展現出了豐富的地質學與水利管理知識，給奧斯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奧斯曼與他進行了面談，面談記錄中寫道：“當我發現這個高大禿頂、貌似農民、毫無超群智慧跡象的人，竟然是一位卓越的地質學家與水文學家時，感到十分驚訝。”貝爾格朗在水利管理方面的知識不可或缺，因為奧斯曼工程初期階段的重點便是改進巴黎的供水體系。當時，巴黎人口急速增長，142千米長的下水道把大部分汙物都排入了塞納河，可人們的飲用水源仍主要來自塞納河。排入下水道的汙物主要是街道上的垃圾，以及馬糞和馬尿，人的糞便則由一批批掏糞工晚上收集，再送至農場或臭氣熏天的垃圾場。

18世紀晚期出現了一種新觀點，即廢物，包括污水，都可以創造財富。這個觀點來自這樣一個事實：污水有成為上佳肥料的潛力，能令土地增產。起初，這一觀點的許多支持者提出了各種方法，來實現“污水煉金”。法國小說家尼古拉-埃德姆·雷蒂夫（Nicolas-Edme Restif，1734—1806）建議巴黎人與其將污水排到塞納河裡，不如將其賣給農民，所得款項可以用於支持城市街道的清掃工作。哲學家皮埃爾·勒魯（Pierre Leroux，1797—1871）的“循環理論”則指出，回收利用人類糞便能夠提高土壤肥力，令土地的產能輕鬆跟上人口增長的步伐。他還建議，“每個人都應該虔誠地收集好自己的糞便，以繳稅的形式上交國家，即收稅人”。維克多·雨果曾和勒魯一同在海峽群島流放，他在拜訪勒魯後也成為循環理論的支持者，甚至在《孤星淚》中表達了對這一理論的堅定支持。當提及巴黎人將廢物排至塞納河時，雨果寫道，“巴黎每年都讓兩千五百萬法郎付之東流，這絕不只是個比方。我們自認為是在清潔城市，實則是在削弱人民的財力”，那些被丟棄的財富“如果用在提升社會福利或造福人民的事情上，會令巴黎的光彩翻倍。巴黎的盛宴，她的揮金如土，她的恢宏氣勢，她的窮奢極侈，她的富麗堂皇，全在她的下水道中展示出來。”德國化學家尤斯圖斯·馮·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繼續為“污水煉金”觀點添磚加瓦，他發現鉀等礦物質能促進植物生長，因而提出將污水倒入河流和海洋中的行為是對珍貴肥料的巨大浪費。英格蘭牧師亨利·莫爾（Henry Moule）將李比希的理論付諸實踐，於19世紀50年代設計了一個“乾土廁”，即用一個裝有土的容器（如水桶）收集糞便和尿液，每次在人排泄後，就在排泄物上蓋一層土，一直重複至容器被裝滿，再將容器內的排泄物傾倒至自家的花園里用作肥料，而且成效卓著。

就在這個時期，人們普遍認為霍亂是由汙染產生的“瘴氣”導致的。雖然這一理解有誤（水源才是元兇），但人們開始意識到，像塞納河這樣嚴重汙染的水源至少不適合飲用。

貝爾格朗修建了一系列引水渠與導水管，將飲用水從巴黎東部馬恩河的支流迪伊斯河（Dhuis River）和東南部的瓦恩河引至巴黎。為了節約飲用水，街道清理使用的仍是塞納河的污水。直至如今，在巴黎及法國其他地區還經常可以看到“飲用水”與“非飲用水”這樣的表達。在改進了供水體系之後，貝爾格朗將注意力轉向了巴黎臭名昭著的下水道系統。為了應對供水改善後排水量的上升，他將下水道的總長度增加到800千米左右，是原來長度的四倍。另外，貝爾格朗修建的下水道可不像當年馬拉藏身的通道那樣狹窄。在較窄的街道下面，貝爾格朗頗具創新地把下水道設計成蛋形，以更好地集中水流，從而能夠在水量較小時加快水的流速。這種下水道有2.3米高、1.3米寬，足夠工作人員舒適地站在裡面清理淤堵，完成修繕工作。不過，貝爾格朗的成名主要得益於他設計的巨型“集成式”下水道，這種下水道將各條街道下水道中的污水彙集在一起，傳輸至市區外不遠的阿涅勒（Asnières），在那裡排入塞納河中。在此設計中，他利用了塞納河的一處彎道，使得下水道接入塞納河下遊的出水口距巴黎市中心僅8千米。此外，因為流經巴黎的塞納河不受潮汐影響，河水能夠快速將污水排至下遊。

奧斯曼曾豪壯地描述這些下水道的規模與性質：“地下的下水道是這座偉大城市的內臟，其功能和人體的內臟相似……分泌物需要隱秘地排出，要在絲毫不打擾城市運行、不減損城市優美的同時，維護城市的公共衛生。”巴黎的下水道幹線共有十一條，總長64.3千米，其中最大的一條是通往阿涅勒出水口的那條，於1859年竣工，逾5千米長、4.3米高、5.5米寬，僅下水道底部的狹窄通道就有3.5米寬、1.35米深。該下水道的排汙量超過了同一時期約瑟夫·巴紮爾蓋特在倫敦修建的下水道的四倍，但倫敦可比巴黎大多了。巴黎塞納河左岸下水道收集到的污水被虹吸管吸出並轉移至右岸，與右岸的污水一起排至阿涅勒出水口。虹吸管位於阿爾瑪橋附近，由兩條長150米的密閉鐵管組成。投放使用時，人們把鐵塊綁在鐵管上，令其沉入塞納河裡，為此塞納河停止通航一週。這一舉措沒有多少人讚同，但是皇帝仍然運用威權促成了此事。在倫敦，如果想完成這一舉措簡直不可能，約瑟夫·巴紮爾蓋特必須先說服鐵嘴鋼牙的下議員與地方議員。

為了清理這種集成式下水道，還特別設計了一種大清沙船，船長約2米、寬1.5米，能夠沿著每條下水道的中心管道行進，一路將水中沉積的所有垃圾向前推進。較小的下水道由原理相似的小清沙車清理。當清沙船和清沙車將碎石、垃圾、汙物等廢棄物都推至收集點或推入塞納河後，一隊隊清潔工會用繩索把船或車逆流拉回起點。一位在1902年目睹過這一過程的人就此記錄如下：

下水道的衝洗工作通過船隻或小車完成，它們前部安裝有擋板……擋板或下水道的泄水閘門上有孔洞，這些孔洞大到足以讓水流通過，又小到可以將固體物攔截下來。當水位達到一定高度時，將泄水閘門降至水下，依靠水流強有力的衝擊力，就能把攔截下來的固體沉渣衝走。

對虹吸管的清理由一個大球完成，水流推動球體從虹吸管中穿過，並將管中的廢物帶走。集成式下水道中，除了兩側用於行走的走道，還有兩套獨立的鐵管供水系統，一套供飲用水，一套供非飲用水，即衝刷街道用的河水。這是一項造福後人的巧妙設計，後來的工程師會不勝感激，因為有了這個設計，他們在修理與替換這些管道時就不用將地面挖開了。

貝爾格朗與奧斯曼的下水道在設計之初就將供人參觀納入考量，各條下水道中均標有地面上對應的街道名稱。在1867年巴黎世界博覽會期間，奧斯曼策劃了下水道參觀項目，每天可供四百名遊客坐著小船或小車遊覽下水道，其他遊客則可以沿著兩側的走道參觀，“下水道乾淨整潔，即使女士穿著幹淨美麗的裙子在地下從盧浮宮走到協和廣場，也不會弄髒裙子”。下水道由煤氣燈照明（奧斯曼不喜歡電力），葡萄牙國王路易一世與俄國沙皇亞曆山大二世都曾來此參觀，後者更是由奧斯曼和貝爾格朗親自導覽。參觀下水道逐漸成了巴黎的一項日常休閑活動。1894年，一位參觀者將大清沙船形容為“一艘名副其實的貢多拉，鋪著地毯，有軟墊座椅，還有巨大的煤氣燈照明，可能沒有威尼斯的貢多拉那麼精美，卻要明亮許多”。旅遊指南向猶豫不決的遊客們保證，這趟時長45分鍾的遊覽，“女士們也可以毫不猶豫地參加”。《哈珀週刊》（Harper’s Weekly）上的一篇文章描述道，“女士們身穿時尚的服裝，戴著輕巧的軟帽，穿著高跟鞋”，另一位美國遊客見此景象，不禁讚美“這些可愛的女士為下水道增光添彩”。記者路易·弗約（Louis Veuillot，1813—1883）略帶嘲弄地說：“就連那些見多識廣的人也認為，我們的下水道可能是世間最美麗的東西。”貝爾格朗負責施工的下水道系統的確壯觀精彩，不過到了20世紀60年代，巴黎的警察長官擔心下水道空間巨大且容易進入，可能會被“秘密軍事組織”（OAS）中意圖暗殺戴高樂將軍的恐怖分子用作藏身之地。這一組織認為，戴高樂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出賣了法國的利益，因此幾次暗殺戴高樂，但每次行動均以失敗告終，且沒有一次是通過下水道實施的。

貝爾格朗負責施工的下水道系統固然很壯觀，但存在一個巨大的缺點：這些下水道能夠收集巴黎的雨水，以及用塞納河水從街道上衝下來的廢棄物，包括汙泥、廚餘垃圾、馬糞、泥沙、塵土與沙礫，卻不能收集人類糞便。奧斯曼確實考慮過在眾多下水道中設置一條專門的管道處理糞便，卻只在阿涅勒附近修建了一小段。他主張在房屋中設置“分離器”（實際上就是過濾器），將尿液等液體過濾掉，但整個第二帝國的糞便依然得靠五十支夜香工人隊伍收集。奧斯曼對糞便處理不感興趣，當然也不希望糞便令他樣板工程般的下水道變得臭氣熏天，因此他在糞便處理方面貢獻甚少。但在巴紮爾蓋特整治倫敦的計劃中，糞便處理是重中之重。據估計，在1883年，每逢暴雨，巴黎至少有兩萬五千口水井被糞池漫出的污水汙染。

巴黎市的首席工程師阿道夫·米勒（Adolphe Mille）曾在巴黎北部的拉維萊特與熱訥維耶做過一些實驗，將夜香工人收集來的糞便潑灑在曾經貧瘠的土地上。就連奧斯曼也親口承認，這些糞便使土壤肥力增加了（由此引起土地租金上漲），確實鼓舞人心。後來，這一做法在5000公頃的土地上得到推行。在20世紀80年代，巴黎採用現代污水處理體系很久以後，拉維萊特被改造成一座公園。最終，是阿道夫·米勒將人類糞便處理納入下水道體系，巴黎的糞便開始通過下水道收集和處理。這事奧斯曼原本是不可能同意的。

下水道工程的巨大開銷最終導致了奧斯曼的“下台”。因為反對工程開銷的呼聲越來越大，拿破崙三世解僱了奧斯曼。而此後不到一年，法軍在普法戰爭中大敗，拿破崙三世自己也被廢黜，流亡至英國肯特郡的奇斯爾赫斯特。據估計，奧斯曼的巴黎改造工程共花費約100萬英鎊，而巴紮爾蓋特僅花21萬英鎊（包含街道、橋樑與公園修建的開銷）就建成了一個完備的排水系統，服務人口是巴黎的1.5倍。法軍在戰爭中落敗是因為士兵疏於訓練，裝備陳舊過時。如果將巴黎改造的錢款撥出一部分，用於提升軍隊的武器裝備，戰爭也許會有不同的結局。

貝爾格朗在巴黎下水道的規劃建設中成就卓著，當選為法國科學院（成立於1666年，與英國的皇家學會相似）院士。他的名字與七十一位科學家、工程師和數學家一起，被鐫刻在埃菲爾鐵塔第一層平台下方四周的壁面上。奧斯曼的名字不在其中，但是我們今天所見、所欣賞的巴黎，正是奧斯曼、拿破崙三世和貝爾格朗共同留給後人的寶貴遺產。可以說，恢宏的奧斯曼大道是對其創造者奧斯曼的重要紀念。不過提起下水道，儘管奧斯曼將其修建得同樣巨大恢宏，卻只完成了下水道的部分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