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黑山，徘徊在歐洲邊緣 （上）

伊斯坦堡國際機場里熙熙攘攘，作為東方與西方交彙點，這裏彙集了充滿歐亞特性的旅客。我們努力地尋找著飛往波德戈里察的值機櫃檯。作為黑山的首都，波德戈里察的名字不是那麼為人所知，前南時期它曾被稱作鐵托格勒，這一改名插曲加重了人們記憶的混亂，就連上了年紀的機場工作人員聽到它的名字時也顯露出明顯的猶豫神色。

對於中國遊客而言，黑山的名字就更容易引發困惑：它在哪個洲？亞洲，非洲還是歐洲？打開中文搜索引擎往往幫不上什麼大忙，因為第一個跳出來的結果是人口與巴爾幹黑山持平的遼寧省黑山縣。

俄羅斯人基里爾和謝爾蓋就是去往這個小眾地點的兩名不同尋常的乘客。兩人四十歲上下，來自聖彼得堡，都是音樂或藝術設計背景出身的中產階級。俄烏衝突爆發後，西方大舉實施對俄製裁。對於藝術設計院校和工作室而言，他們與歐洲的合作項目也都停擺。對於俄烏衝突最後的結果，倆人各持自己認定的想法。

“西方總是不理解俄羅斯人的腦子裡在想什麼。俄羅斯不是一種國籍或者一群人，而是一種精神狀態。拿我來說，你可以叫我謝爾蓋（ Сергей，俄語），也可以叫我謝爾希（Сергій，烏語），我有至少一半烏克蘭血統。”謝爾蓋告訴我，“但正是和西方人打了那麼長時間交道，我才明白，我們永遠也不是歐洲人。現在很多烏克蘭人卻不懂這條道理。”

儘管兩人談到時政觀點相左，但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離開俄羅斯。他們先到了上海，半年後還是選擇找個地方“躺平”，妻兒已經先行一步，到生活氛圍輕鬆的黑山落下腳，只等他們到來團聚。從聖彼得堡到上海，再從上海到黑山，兩個俄羅斯中年男人正攜家人，尋找一個地緣政治避風港。

透過基里爾和謝爾蓋，黑山、俄羅斯以及歐洲的糾纏，正等待著我通過黑山境內的經曆慢慢揭開。

地緣避風港里的暗流

如今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中產階級之中，黑山已然成為“潤學”的一大熱門地點，得到了與其人口、體量不相稱的關注。基里爾坦言，在他的圈子裡，或許人人都認識一兩個已經去黑山或計劃去那裡的人。“在前蘇聯加盟國和土耳其之後，恐怕就屬黑山最受歡迎了，它就像一座避風港。”

隨著俄、烏移民的大量到來，黑山的房租、房價、酒店價格和平均物價都在肉眼可見地上漲，當地人對此頗有微詞。俄烏衝突爆發一年半後，俄、烏、白三國的移民數量已經占到黑山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以上。根據黑山中央銀行發佈的官方數據，今年1至5月，黑山最大的外國投資者是俄羅斯，甚至排在了塞爾維亞之前。俄羅斯公民和公司對黑山的總投資額達5250萬歐元。其中，房地產投資占2890萬歐元，向黑山的公司和銀行投資1230萬歐元，向黑山公司提供貸款1320萬歐元。

另外，今年上半年，黑山向外國人發放了2.15萬份工作許可，其中俄羅斯公民占7410份，占總數的34.3%。烏克蘭公民雖無具體統計數據，但即便只有前者的半數，也相當可觀。

黑山人的一句口頭禪是Polanka，意思是“放輕鬆，慢慢來”。不管是濱海地區的市民，還是內陸山區的農人牧民，Polanka都是一種世代相傳的生活哲學，但蜂擁而至的移民讓黑山人不得不暫時放下Polanka。

不過，很多黑山人並沒有對俄羅斯人本身產生什麼惡感，在一個主要政府建築前都是北約小藍旗的國家，口頭上的對俄強硬已成為政界的主流共識，社會上的情況則複雜得多。

四十多歲的莉莉婭多年來一直生活在黑山中部的馬泰舍沃，靠開小飯館為生。這裏本只有一條破舊的公路通往渡假小鎮科拉欣，如今中企承建的南北高速項目大大改善了去往波德戈里察的路況，還帶來了一些意外的俄羅斯、烏克蘭客流。她不明白，政府緊跟西方聯盟的外交政策是出於對哪條國家利益的考慮。

“或許只是因為我們急著入歐吧，只有這樣才能讓歐洲人滿意。”莉莉婭說。

“你們不是歐洲人嗎？”我問。

大概五秒的停頓過後，莉莉婭和一旁幫忙的兒子亞曆山大都發出了尷尬的笑聲。“不，我們不是歐洲人。”亞曆山大說，“政治口號上是一回事，日常生活、習慣和思維方式那是另一碼事。”

關於俄羅斯人，黑山前總統武亞諾維奇給了我這樣的解釋：黑山的社會多元，民間和官方對俄態度存在溫差並不奇怪。黑山人一直有把前來避難的異鄉人當作客人接待的傳統，不管是前南內戰時期的波黑、克羅地亞、科索沃難民，還是現在的俄羅斯和烏克蘭人，都可以在黑山找到自己的家。

還有一層他沒有提到的東西是，黑山與俄羅斯有千絲萬縷的曆史和文化聯繫。其實，漫步在黑山的幾個曆史博物館里，很容易發現與俄羅斯有關的部分可謂濃墨重彩。每當黑山獨立出現重大危機，總是俄羅斯“挺身而出”，將黑山從萬劫不複之境中拉出來。1878年的柏林會議上，沙俄差點就完成了對巴爾幹的整合，黑山一下子從失利的奧斯曼帝國那裡獲得了大片土地。那個日子也被2006年後獨立的黑山政府當作國家節日來慶祝。

到了現在，上了年紀的黑山人往往還記得一個與1858年格拉霍瓦茨戰役有關的笑話。不起眼的黑山軍隊在那次戰役中擊敗了龐大的奧斯曼帝國。根據這個笑話，在發起進攻前，狂妄的土耳其軍官曾輕蔑地向對手發問：

“你們黑山究竟有多少人？居然膽敢與偉大的土耳其帝國作戰幾百年？”他得到的回答是，“我們加上俄國人有兩億人。”

而在旅行作家麗貝卡·韋斯特筆下，這則簡短笑話還有下文：提問者追問，那麼去掉俄國人，你們還有幾人呢？驕傲的黑山人給出最後的回覆，我們永遠不會拋棄俄國人。

儘管史實是，在格拉霍瓦茨戰役中沒有哪怕一名沙俄士兵的蹤影，曆史記錄中的俄國也總是在符合自身利益時才對黑山“拔刀相助”，但在老輩黑山人傳承的斯拉夫意識中，“偉大的沙皇”似乎從來都離他們不遠，俄國農民的“小爸爸”也永遠是黑山各種地緣政治風暴和國家危機的最後“兜底者”。畢竟，在1878年針對所謂“東方問題”的柏林會議以前，只有小小卻勇敢的黑山和龐大無比的俄羅斯高舉著斯拉夫人獨立的火炬。

到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不論多小的黑山城鎮，都可以發現俄國流亡者的出沒，他們逃離了疾風暴雨般的俄國革命，選擇到塞爾維亞和黑山的斯拉夫兄弟這裏避難，而不是去往更遠的西歐。黑山，又以這種方式“回饋”了沙俄的恩惠。

“黑山人喜歡談論曆史，坐在咖啡館里他們可以為曆史問題爭上一整天。”研究記憶政治、前南地區媒體敘事和民粹主義的黑山學者塞契奇告訴我，“別看這裏到處都是歐盟、北約的藍底旗幟，那些只是表面。稍微有點年紀的人會更願意聊澤塔王國、和蘇丹的戰爭，以及尼古拉國王一家和沙皇家族的聯姻。”

“這也意味著，此類植根於共同曆史的心理紐帶似乎比地緣政治的即時波動更加深刻。”塞契奇說。

今年黑山政壇經曆了一系列變動，凸顯著黑山政治精英搖擺和機會主義的一面。選舉後新上台的年輕總統米拉托維奇是個親歐派，同時主張溫和的對塞關係，總理阿巴佐維奇則對俄強硬。

俄烏衝突爆發之後，西巴爾幹地區重新受到歐盟的重視，總部在布魯塞爾、柏林或巴黎的各大媒體開始憂心忡忡地討論起俄羅斯在當地的“滲透”，同時聚焦這些國家的入歐前景。但在實質性談判進程上，雖然黑山已經走在幾個鄰國之前，要想完成剩下的“章節”，仍然遙遙無期。

塞爾維亞的斯巴達？那隻是過去

黑山地形條件複雜，人口分散。它就像一座山區堡壘，雖偏居巴爾幹群山一角，卻將地中海和巴爾幹的心臟地區聯繫起來，並以其獨特的地理條件和堅韌的民族性格屢屢證明，外來力量幾乎不可能徹底完成對巴爾幹的征服。

黑山境內的古代堡壘分佈圖。

向來有一種說法，認為黑山之於塞爾維亞正如斯巴達之於雅典。黑山人被認為一直保持著好鬥、自尊心十足、追求榮譽等“巴爾幹古風”。這是在國民性論者眼中他們不同於塞爾維亞人的特徵所在。

黑山在曆史上的確與塞爾維亞密不可分。黑山先民曾是塞爾維亞人，但奧斯曼帝國征服的腳步逼近後，塞爾維亞大部逐漸淪陷，唯有黑山憑藉地利持續抵抗穆斯林軍隊，奧斯曼蘇丹的大軍一直未能拿下這塊位置偏僻的山間土地。因此，在奧斯曼帝國橫行巴爾幹的數個世紀中，黑山大體上保持了政治獨立。

正因為如此，黑山成為巴爾幹的南斯拉夫人抵抗夙敵奧斯曼的最後堡壘。“淪陷地區”的南斯拉夫人從塞爾維亞腹地、科索沃、波黑和馬其頓等地來到黑山，在那裡流亡或繼續發起對穆斯林的抵抗。

“在千年曆史中，黑山一共經曆了四個朝代，所有朝代的主要目標都是保持黑山的獨立。它們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付出了很多努力，奉獻了自己的一切。最後一個朝代（彼得羅維奇王朝）的最後一位國王（尼古拉一世）通過外交活動，在1878年的柏林會議上成功讓黑山正式成為一個被全世界承認的獨立國家。”前總統武亞諾維奇如此向我總結黑山追求獨立的曆史。

“2006年5月21日，黑山通過獨立公投再次恢復了獨立性，這也成為了黑山曆史上特別重要的一個日子，通過它我們再次證明了黑山的曆史悠久和價值。”

俄語寫就的黑山曆史。

漫長的追求獨立的鬥爭曆史塑造了黑山人的自我認同。在支撐此認同的敘事看來，塞爾維亞固然與黑山有著密不可分的文化、宗教和民族上的聯繫，但它也是黑山不幸的一大來源。每當塞爾維亞有難，黑山人總是衝在最前列，也總是承受著最大的犧牲。尤其是在塞爾維亞反抗土耳其的數百年鬥爭史中，黑山人往往起了關鍵作用。

然而，根據黑山目前的主流史觀，受到恩惠的塞爾維亞人並沒有領情，至少沒有給以同等回報。著名的例子是一戰初期塞爾維亞軍隊與強敵奧匈的血戰，經過一番頑強抵抗，塞方軍隊依然不敵人數和裝備均占優勢的奧匈軍團，計劃在英法的協助下轉移至希臘的科孚島。為了掩護這次悲壯的撤退，主要由黑山人組成的後衛部隊拚死阻擊著追兵，付出了巨大傷亡。最後塞爾維亞人成功撤走，黑山人卻不得不再次面對異族占領者的鐵蹄。等到奧匈在一戰中戰敗後，塞爾維亞人力圖重掌對科索沃的控製。於是不少黑山人又響應貝爾格萊德的號召，舉家搬遷到米特羅維察和茲韋錢等科索沃城鎮，充當塞爾維亞的“實邊”先鋒。

更讓黑山民族主義者耿耿於懷的是，一戰勝利後黑山內部主張南斯拉夫聯合的派別占得上風，使得塞族人建立以己為主導的南斯拉夫王國的計劃得逞。而黑山充滿戰鬥、犧牲和苦難，並反複被民謠、傳說和詩句頌揚的五個世紀曆史，就此淹沒在了一個南部斯拉夫人的共同國家中。

塞爾維亞方面的敘事卻有所不同。他們認為，黑山當時的國王是一個狡猾的投機者，非但沒有全力投入兵力與塞軍並肩作戰，反而在奧軍強大的壓力下提前退出戰場。塞軍敗退科孚島後，黑山國王又一逃了之，放任國家被奧地利人完全占領。

黑山人在戰場上繳獲的奧斯曼旗幟。

其實黑山人一直背負著來自“大哥”塞爾維亞的一些標籤。步入中年的米莉亞姆來自波黑塞族共和國首府巴尼亞盧卡（Banja Luka）， 她已經嫁到黑山20多年了。儘管極少走出巴爾幹，她卻講得一口流利的英語，這是因為她常常在社交平台上結交外國朋友。每週來到大教堂禱告完畢，她還會看看有沒有對塞爾維亞東正教傳統一頭霧水的外國訪客，為他們講解壁畫聲像的背景知識之餘，也順帶“吐槽”自己的丈夫和黑山的生活環境。

波德戈里察最大的教堂——基督救贖大教堂，內壁上的東正教畫像。

認識如今的黑山丈夫拉紮爾時，米莉亞姆遭遇了家人和朋友的質疑。巴尼亞盧卡的塞族人久居在城鎮之中，又有比較強烈的民族自豪情緒，對慣於山地和鄉村生活的黑山人頗有微詞。

家人們不理解米莉亞姆為何放著大好的塞族小夥不找，非要鑽進黑山的窮鄉僻壤，向山穀里的農人投懷送抱。但米莉亞姆早已被眼前英俊的黑山情人吸引，無暇顧及其他。拉紮爾接近190的身高，從有些發舊的照片上看，他的身材相貌十分符合西方旅行作家早年對黑山男人的描寫：體型魁梧，雙腿修長，深色頭髮下的面龐粗獷硬朗，卻又透著古典英雄式的俊秀。

米莉亞姆還記得拉紮爾第一次開車帶她兜風的場景。那是一輛租來的雷諾銀灰色敞篷車，它掏空了他隨身攜帶的錢包。兩人一路從風光旖旎的杜米托爾山區開向科托爾、布德瓦和巴爾等海濱地帶。世紀之交的黑山路況遠比今日更差，但拉紮爾總是僅靠右手操縱方向盤，左手要麼夾著一根燃了一半的自捲菸，要麼擱在車舷上，談笑間便完成各種超車動作。對方激動的髒話飄進車來，他只是回以輕蔑一笑。

俯瞰科托爾峽灣。

“那時我專科學校剛剛畢業，還在幻想著先從事醫療行業賺夠錢，然後有朝一日成為到處撰寫遊記的旅行作家。和這個黑山男人的相識很快把我拉進了婚姻。”她歎了口氣說。對浪漫精神的追逐讓少女時代的米莉亞姆憧憬著環球旅行，出於同樣原因，閃電般的愛情來到時，她發現已無法自拔。

於是米莉亞姆頂住了家裡的壓力，和拉紮爾一同來到波德戈里察。剛開始的時候，她試圖找護理方面的工作，卻發現當地的機會並不多，平均薪酬也比巴尼亞盧卡稍低。在上世紀90年代參加了前南內戰的拉紮爾脫產已久，學曆條件也不理想，一時間難以找到稱心的工作。

一段時間過去，米莉亞姆好不容易找到一份醫護工作，正準備先做起來，慢慢尋找更好的機會。這時，她的新婚丈夫卻突然改變了想法，想回到黑山北部山區的老家生活。

對於塞族人來說，這是一個很不容易的決定，有不小的文化差異需要克服。因為在黑山的一些地方，部落製的殘餘仍依稀可見。拉紮爾就來自一個這樣的村莊，他的家庭世代居住在那裡。幾次隨丈夫回去小住後，米莉亞姆發現，拉紮爾身上的浪漫濾鏡逐漸淡去，柴米油鹽加速暴露了兩人觀念上的裂痕。

家務活自然是米莉亞姆頂上，就連需要力氣的農活拉紮爾也不願意過多參與。因為每日機械重複的勞作過於單調，被視為缺乏男子氣概和冒險精神。拉紮爾的母親和留在村里的二姐倒是常常幹著農活，不像手生的拉紮爾，無論是給奶牛擠奶還是除草種地，她們都完全能夠勝任。

拉紮爾的二姐名叫斯塔娜。按照黑山民間的傳統，斯塔娜一般是一些山間農民給家裡第二或第三個女兒的常見名字，意思是“停下”，因為父母盼望下一個孩子能是男孩。

然而，同為女性，她們對米莉亞姆卻談不上友善。除了偶爾嘲笑她的農活蹩腳，還會不時給她壓力，“建議”她考慮生孩子。米莉亞姆並不想在20歲出頭的年紀就為人母，因此總是迴避話題。久而久之，婆婆和小姑子變得更加不友好了，村里的女性社交圈也讓她感到格格不入。

年輕時的米莉亞姆身材修長消瘦，而體重輕被黑山人認為是一個嚴重的不足之處。在山區和農村，即便是女性也不應外表瘦弱，她們既要下得廚房，也要能用獵槍驅趕山間野獸。因此文弱的米莉亞姆時常能聽到鄰里的竊竊私語和品頭論足，而且往往都來自女性。當她向丈夫抱怨時，拉紮爾卻把這當成女人間不值一提的小戲謔，一笑置之。

米莉亞姆心中開始萌生對丈夫家鄉的怨恨，並且投射到了黑山人的生活習慣、口音和觀念上。“她們說的絕大部分話我都能輕鬆聽懂，儘管山地口音很重。”米莉亞姆說，“只是會有一些表達方式聽起來很彆扭。他們現在卻煞有介事地稱之為什麼‘黑山語’，十分可笑。 ”時至今日，她仍然不解黑山語何以從塞-克語中獨立出來。

“黑山農村的一些育兒觀念更是可笑，還好我們沒有孩子。”米莉亞姆說起這個話題的時候臉上掛上了輕鬆的笑容。

黑山丈夫也曾為自己辯護過。米莉亞姆回憶，拉紮爾常常不滿於自己“居高臨下的塞族式優越感。”妻子來自城里的生活習慣、更高的文化水平、在前南地區更廣的親戚和熟人網絡，這些都讓他有些自慚形穢，因為他只是一個黑山北部的農人。

其實，拉紮爾雖是農家出身，卻不能說是一個文化水平低下的尋常農人，不然他當年也得不到米莉亞姆的垂青。年幼的時候，拉紮爾就是一個好學的孩子，特別對黑山老人口口相傳的曆史感興趣。他會纏著村里老人給他講幾次巴爾幹戰爭、一戰和鐵托遊擊隊中英勇的黑山戰士的故事。稍大一點，父親和爺爺又教給了他民族史詩《高山花環》,由此他對本民族的曆史萌發了濃厚興趣。儘管那時還是鐵托時代末期，此類民族曆史敘事至少在官方層面不受到鼓勵。

經曆了鐵托時期的現代化，又在上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混亂中被強行拉入全球化時代，拉紮爾的這些家傳知識似乎顯得有些不合時宜，在生活中也無用武之處，無法讓他在面對“城里來的塞爾維亞人”時獲得真正平視對方的資本。

“但這些自卑的心緒他不能直接說出來。黑山男人絕不會在妻子面前表現出脆弱，更不能承認自己相比妻子有所不如。”米莉亞姆訴說了自己的觀察，“那個村子裡有片墓地，裡面睡滿了一戰和二戰期間為黑山而死的村里人鄉親，那種自豪感是不能被挑戰的。”

雖然個人的情緒絕少流露，拉紮爾常常通過談論民族身份的方式來傳達某種憤懣。在他看來，不管是波黑來的塞族還是黑山本地長居的塞族，都不能真正入鄉隨俗，把自己當作黑山公民。

有時在爭吵之後，拉紮爾會說出這樣的話，彷佛兩人之間不再是純粹的親密關係，兩個民族間的恩怨齟齬已然像烏雲一樣，威壓在名為婚姻的圍城之上。

“你們塞族人就和那些烏爾齊尼的阿爾巴尼亞人一樣，從來沒有認同過這個國家。什麼都是塞爾維亞的最好，你們為塞爾維亞球隊加油，投票給親塞政黨。只看塞爾維亞給人洗腦的電視節目。”

“你們總說我們其實是同一個民族，有同樣的源頭、同樣的語言和同樣的宗教。但又如此憎恨我們的生活方式，何必呢？”他有一天對米莉亞姆說，“如果這麼看不起黑山，那麼分家好了。”

山間飄揚的黑山國旗。

二十多年過去了，如今每日坐在教堂里，米莉亞姆仍然以“他們”開頭，向流露出興趣的外國訪客介紹黑山本地人的“奇怪”習俗，並加上兩句不算友好的評價。而談到塞爾維亞的時候，她總是會用“我們”來指代。

無論如何，米莉亞姆口中彆扭的塞爾維亞方言已經搖身一變，成為歐洲最年輕的語言。而黑山作為歐洲最年輕的國家，其認同的建構也在近年駛上了快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