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來的六代美國人如何加速裂變？

從歷經戰爭的「沉默一代」到AI原住民「兩極世代」，珍·特雲格的《六世同堂》基於長達數十年的研究和覆蓋超過3900萬人的驚人數據，首次將美國社會現存的六代人並置比較，繪製出一幅跨越百年的美國代際生態圖譜。

作者認為，技術變革才是塑造代際特徵最根本的驅動力。

下文內容選自《六世同堂：美國百年代際變遷，1925—2025》，較原文有刪節修改。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六世同堂：美國百年代際變遷，1925—2025》

作者：[美] 珍·特雲格

譯者：周順 許馳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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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美國由六代人構成

北哨兵島位於印度和緬甸之間的孟加拉灣，面積相當於曼哈頓。2018年，一名26歲的美國人雇了一群漁民帶自己去那裡。從此再也沒有人見過他。

北哨兵島是世間少有的化外之地。幾個世紀以來，外來者不斷到訪，其中包括20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的一批人類學家。但島上的原始部落顯然不想受打擾。船隻和直升機靠得太近，原住民便操戈披甲，嚴陣以待；隻身冒險前往者亦慘遭殺害。因此印度禁止船隻在該島方圓3英里範圍內航行。儘管原住民用沉船上的金屬製作武器，但他們沒有現代技術。其日常生活很可能與200年前無異。可以猜測，北哨兵島人很可能和他們的祖先遵循著同樣的集體生活規範，文化價值觀幾乎未曾改變。

但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地方卻並非如此。新技術重塑了社會互動和休閑時光，價值體系從循規蹈矩、倫常有序轉向擁抱個人表達與多樣性。急速的文化變遷意味著，當下人的成長經歷與20世紀50年代、80年代甚至21世紀初的完全不同。文化變遷作用極大：一個人出生的時代對人的行為、態度、價值觀和個性特質影響深遠。事實上，一個人出生的時間段對性格和態度的影響要遠大於原生家庭。

基於出生年份的差異最容易被理解為代際差異。以前，世代這個詞更多被用來描述家庭關係——例如，三代同堂的大家庭包括祖父母、父母和孩子。現在，這個詞更多用來指稱社會代：那些在同一時間段出生，在近似文化中成長的人。

當前美國由六代人構成：沉默一代（生於1925—1945年）、嬰兒潮世代（生於1946—1964年）、X世代（生於1965—1979年）、千禧一代（生於1980—1994年）、Z世代［又名i世代或「數媒一代」（Zoomers），生於1995—2012年］，以及2013年後出生、尚未被命名的一代［我稱其為兩極世代（Polars），一些營銷人員稱其為阿爾法一代（Alphas）］。世代並非美國獨有的現象。大部分國家也有類似的世代現象，儘管夾雜著各自的文化特徵。

《白色夾竹桃》（2002）劇照。

在此之前，即便泛泛而言，我們也很難確定代際是否真的存在差異，存在著怎樣的差異。許多專家抱怨說，思考世代問題有時就像佔星術。他們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許多關於代際差異的圖書和文章都充斥著大量的主觀臆斷，缺乏確鑿的數據。有一些則是調查了小部分人而試圖得出普遍的結論。隨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這種情況不會再發生。在這本書中，你會看到橫跨24個數據集的世代分析結果，涉及3900萬人，已接近美國人口最多的州——加州的人口。在海量數據的支持下，我們才有可能比之前更好地理解代際差異。

理解代際差異對於理解家庭關係、職場、心理健康、政治、經濟政策、市場營銷和公共話語至關重要。為什麼我的孩子總在玩手機？為什麼我的父母不知道什麼是非二元性別？為什麼年輕員工如此不同？為什麼我的老闆會這麼想？哪代人更容易抑鬱，為什麼？隨著年齡的增長，各代人將如何投票？千禧一代真的很窮嗎？每一代人都看重什麼？為什麼越來越多的年青人對美國如此消極？在電子郵件簽名中使用代詞只是一時流行嗎？人們在網上無休止地討論世代，上述問題只涉及其中一小部分。在世代衝突——從工作態度到「取消文化」，再到「得了吧，嬰兒潮老前輩！」——達到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巔峰之際，將世代神話與世代現實做一區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

研究代際的消長也是一種理解歷史的獨特方式。對於戰爭、經濟衰退和流行病等事件的體驗，往往因年齡不同而大相逕庭。爸爸在經濟衰退期間因失業而待在家裡，這對孩子們來說可能很有趣，對爸爸來說卻很可怕。然而，歷史不只是一連串的事件，它也蘊含了文化的潮起潮落及隨之而來的一切：技術、態度、信仰、行為規範、多樣性、偏見、時間規劃、教育、家庭規模、離婚。祖母唸唸叨叨的「活在罪惡中」即是今天人們普遍接受的未婚伴侶關係。當今青少年所理解的娛樂（刷社交平台Instagram）和他們的父母在青少年時期所理解的娛樂（和朋友開車兜風）亦迥然不同。

代際差異也能讓我們窺見未來。10年、20年後我們會在哪裡？由於某些特質和態度隨著年齡增長變化不大，或者以可預測的方式發生變化，因此數據——尤其是年青人的數據——可以告訴我們，我們身處何方，又將向何處去。人的一生處於不斷變化之中，但人對世界的基本看法往往在青春期和青年時期形成，因此，年輕世代成為我們預測未來的制勝法寶。

30多年來，我的整個學術生涯都致力於研究代際差異。這一切始於1992年，當時我在寫大學畢業論文時注意到一件怪事：20世紀90年代的女大學生在某項一般人格測試中的得分顯示，她們明顯要比70年代的同齡人更自信、更獨立。但這是在芝加哥大學，那兒每個人都有點「怪」，所以我想這可能只是偶然而已。第二年，我們在密歇根大學的本科生（他們就不太「怪」）那兒得到了相同的結果，我意識到可能有某種系統性的因素在起作用。在圖書館里翻閱幾個月資料後，我發現1973—1994年的98項心理學研究顯示，女大學生認為自己的自信程度和獨立程度穩步上升。如果考慮到該時段正值女性職業抱負的轉變期，這一結果就顯得非常合理。我記錄下了自己所發現的第一個代際差異。

接下來的許多年里，我從塵封已久的書架上查閱科學期刊、收集研究報告，尋找在個性特質、自我觀點和態度上的代際差異。2005年左右，具有全國代表性的大型數據集在網上向公眾開放，其中包括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全美國範圍內對年青人進行的多項大規模調查的結果。其他數據來源也可以在網上查閱，比如社會保障管理局的嬰兒姓名數據庫、大型的Google圖書語料庫，相關數據可上溯到19世紀，由此，人們得以瞥見文化變遷之脈絡。

我注意到人們在個體自信、個人期望和平等觀上發生的巨大變化，於是在2006年寫了本關於千禧一代的書，名為《自我世代》。到了智能手機時代，樂觀主義低迷，青少年抑鬱情緒上升，我又在2017年寫了一本關於Z世代的書，名為《i世代》（iGen）。當我在全美各地做關於i世代的演講時，經理人、家長和大學教師都會問：「難道新技術不是影響了我們所有人嗎？」他們也許想知道，「其他幾代人看起來也和以前不同了嗎？」。這些問題的答案就在本書中，關於沉默一代、嬰兒潮世代、X世代、千禧一代、Z世代和兩極世代的答案也在其中。

首先，讓我們考慮兩個更大的問題。第一，什麼導致了代際差異？第二，我們是怎麼發現世代之間的實際差異的？

2

什麼導致了代際差異？

與北哨兵島等地的靜態文化不同，現代社會總在變化。文化變遷導致代際變化，每代人都在不同的文化中成長。但是，哪些具體的文化變遷才是造成代際差異的主要原因呢？

代際變化的相關經典理論幾乎只關注文化變遷的一個方面：重大事件。20世紀20年代，卡爾·曼海姆寫道，年輕時經歷過同樣事件的「代單元」因共同的經歷聯繫在一起。70年代，社會學家葛倫·埃爾德發現，童年時期經歷大蕭條的人與成年後經歷大蕭條的人不同。90年代，威廉·施特勞斯和尼爾·豪的理論指出，美國各代人都在四種不同類型中循環往複。當國家經歷某一重大事件時（如美國內戰或第二次世界大戰），每種類型就與特定的人生階段對應起來。例如：1901—1924年出生的大兵一代（GI）或者最偉大一代是「公民」類型，他們在二戰時期已是成年人，足以帶領國家走出戰爭。許多關於世代的演講和圖書都以各代人年輕時經歷的事件列表作為開頭，比如越南戰爭之於嬰兒潮世代，美俄核戰爭陰影之於X世代，2001年的「9·11」事件之於千禧一代，新冠疫情之於Z世代。

《白色夾竹桃》（2002）劇照。

重大事件當然可以塑造一代人的世界觀。但是，許多文化變遷並不僅僅是由重大事件引起的——它們首先是線性的，年複一年大致沿著同一個方向發展，而不是像經濟衰退或流行病那樣循環往複。那麼，這些文化變遷的根本原因是什麼——代際差異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它應該是年複一年不斷髮展的東西，對日常生活有著重大影響的東西。技術在這些原因中脫穎而出。

技術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也改變了我們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和人際關係。與戰爭、流行病和經濟週期的起起伏伏不同，技術變革是線性的。技術模式會變化（比如，從電視機到流媒體影片），但一直朝著大致相同的方向發展：更簡單、更快、更便捷、更有趣。技術及其對文化、行為和態度的影響打破了舊的代際循環，形成了一些新東西。這一模型——我們稱之為代際技術模型——是現代世界的代際新理論。

在經典世代理論中，技術對於許多重大事件亦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飛機是20世紀一項關鍵的技術成就。在過去的100年間，飛機至少在4次重大事件中發揮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將飛機應用於戰鬥，並投下第一顆核彈）、「9·11」事件（將飛機用作武器）、愛滋病和新冠疫情（病毒通過人類的航空旅行進行傳播）。

有一則關於人類學家在原始部落採風的經典逸事。一位長者說，地球棲息在一隻巨龜的背上。「但是巨龜棲息在什麼上面呢？」人類學家問道。「哦，」老人回答，「龜疊著龜，龜疊著龜……」這個故事讓人聯想到一長串烏龜的形象：最小的烏龜在上面，下面每隻烏龜都稍大一點，逐漸延伸，直到消失在無限中。此事本想表明起源說的局限性，但大龜疊小龜的想法總讓我想起對現象之終極原因的探索：每個原因都會導向它底下的另一個原因，在無盡的「龜鏈」中，我們很難看到真正導致事物變化的是什麼。

不過有時候，這根鏈條確實有一個終極源頭。對於代際差異而言，終極源頭就是技術。技術並不總是直接導致代際差異——也有一些中介因素，我們可以將其想像成棲息在母龜背上的幼龜。其中兩項中介因素分別是個人主義（更關注個體自我）與慢生活軌跡（需要更長的時間來成年，也需要更長的時間來變老）。現代的代際理論可以這樣來建模：技術是個人主義與慢生活這兩項中介因素的根本原因，重大事件只充當配角。技術變革是母龜，個人主義和慢生活是幼龜，重大事件則是龜家族偶爾到訪的友人。這一模型並非面面俱到——有些代際差異的原因尚未列入，如收入不平等，但亦綱舉目張。在技術的直接影響下，個人主義和慢生活軌跡成為定義20世紀和21世紀幾代人的關鍵因素。

《成長教育》（2009）劇照。

中介因素1：個人主義。個人主義是一種更強調個人自我的世界觀，我們經常將其置於世界文化的背景下來討論。個人主義文化（如美國）重視自由、獨立、平等，集體主義文化（如南韓）則更重視群體和諧、恪守規則。

個人主義的程度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200年前，也就是簡·奧史甸小說誕生的19世紀初英國攝政時期，人的行為和生活選擇都受到嚴格約束。性別、種族、階級即命運。許多男孩子承父業。幾乎所有的上層階級女性都在25歲前結婚生子；下層階級女性則結婚或當仆從。所有女性和下層階級男性不能投票，奴隸製是合法的。上層階級男性還有點個人自由，但也需遵守嚴格的著裝、言論和行為規範。該文化要求個人為更大的利益而自我犧牲。例如，年青人應勇擔使命，參軍入伍。

幾十年後，這些社會規則開始瓦解。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們今日所熟知的高度的個人主義已經在世界各國初現端倪：個人選擇至高無上，美國軍隊完全由誌願兵構成，「做你自己的事」成為一句魔咒。為更大的利益而自我犧牲的看法不再受到推崇。無視「群體身份為天命」的觀念，把人當作個體來對待，這催生了基於性別、種族和階級的以平等為文化核心價值的個人權利運動。

由於高度仰賴「自我」，自我感覺良好十分重要，因此人們越發強調要積極看待自我。1980—2019年，在Google掃瞄的2500萬本圖書中，促進自我表達和自我積極性的個人主義式短語越來越普遍。如果將口語視為書面語的一種鏡像，那麼很少有人會對20世紀50年代出生的嬰兒潮世代說「做你自己」或「你很特別」，但千禧一代和Z世代卻常常聽到這樣的話。若有人在1955年寫下「我愛我自己」，會被視為同義反復，甚至被當成偏見邪說；但到了千禧年，這一「唯我獨尊」的表達方式已為人所接受。

代際技術模型認為，是技術導致了個人主義。那麼技術是如何使個人主義得以可能的呢？20世紀以前，人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來保障自己的生存，人很難獨自生活，也很難留有時間來思考自己的獨特性。那時沒有冰箱，沒有自來水，沒有集中供暖，也沒有洗衣機。現代雜貨店還不存在，做飯也還需要燒柴火。富人會雇些仆從打理雜事，窮人則全靠自己幹活（或當仆從為別人幹活）。在那個時代，日常生活是一種集體性的體驗。

相比之下，現代公民才有時間關注自我、關注自身需求和慾望，因為技術讓我們從生活的苦差事中解脫出來。雖然在麥當勞的「得來速」花不到5分鐘時間吃頓熱飯算不上什麼幸福，但這依舊是現代生活給我們帶來驚人便利與靈活的一大典型。想想洗衣服：你不用和一群人在燒水鍋前苦幹一整天，只要把衣服扔進洗衣機，然後去看40分鐘電視；再把衣服放進烘乾機，繼續看電視。電動洗衣機直到20世紀40年代末才得到推廣，烘乾機更是要到60年代才得到廣泛使用。在20世紀40年代明尼蘇達州的農村，我的外祖父母和他們的鄰居用屋外的繩子晾衣服。如果突然來了寒流，衣服就會被凍得結結實實。

技術也使中產階級的產生得以可能。設備節省了人力，仆從和農場工人的需求量減少，更多人得以從事其他工作，且大多收入更高、更自由。20世紀的美國最成功的一點，就是出現了穩定的中產階級。一個假定人人平等且大部分人自認為是中產階級（2017年有70%的美國人這樣認為）的社會，正是滋養個人主義的沃土良田。尤其當料理日常事務所需的時間減少，勞動分工也不再基於性別、種族、階級時，這一觀念更深入人心。

總的來說，技術進步使經濟的發展從農業和家庭式作坊（需要集體通力合作）轉向信息和服務類工作（可獨立運作）。雖然人們仍然在一起工作，但家庭農場和家庭企業不再那麼常見。技術使大城市生活得以可能，當人們可以在不受他人監控的情況下默默無聞地生活（這在小城鎮很常見），個人主義便乘勢而上。技術也更偏向那些基於語言、社交能力而非體力的有償工作，這使得更多女性進入工作場所，從而促進了性別的平等。

新近的技術進步也與個人主義齊頭並進。當人們首次購買電視機時，每個家庭會配上一台。電視機很大，常常鑲在木櫃里，作為一件傢俱。後來流行一間房配多台電視機，一家人就可以看不同的節目。現在家庭里，幾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手機或平板電腦，配有流媒體影片和耳機，可謂各得其所。

中介因素2：慢生活。技術還導致了另一種文化趨勢，對我們的生活產生巨大影響：人們需要更長的時間來成年，也需要更長的時間來變老。這個趨勢和我們的日常生活節奏無關（日常的節奏顯然變得更快了），而是和人們達到青春期、成年期和老年期的轉折點（比如考駕照、結婚和退休）相關。

生活史理論模型為我們提供了一些見解。該理論發現，父母有兩種選擇：他們可以生很多孩子，並希望孩子們快快長大（一種快生活策略）；或者他們可以少生孩子，並希望孩子們慢慢長大（一種慢生活策略）。當幼兒和成人的死亡風險較高，兒童是農場勞作所必需的勞動力時，快生活策略更為常見。在這種情況下，最好是多生、早生。多生可以增加孩子存活的概率，早生可以確保孩子在父母去世之前自立。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19世紀後期，1/6的嬰兒在1歲之前死亡。也就是說，1/6生過孩子的女性會在1年之內喪子（女）。儘管嬰兒死亡率在20世紀急劇下降，但1925年出生的第一批沉默一代當中，依然有1/14的嬰兒在1歲之前死亡。1946年第一批嬰兒潮世代出生時，1/30的嬰兒在1歲之前死亡。直到1988年，嬰兒死亡率才降至1/100以下，2020年降至1/200。那時候的兒童死亡率也更高。20世紀初，年滿週歲的兒童中約有一成活不過15歲。而到了2007年，僅有1/300的美國人在童年夭折。1950—2019年，5—14歲兒童的死亡率下降了80%以上。

《成長教育》（2009）劇照。

過去的大環境不同，還有其他原因。人們受教育時間短，壽命短，各個人生階段都發展得更快：幼童更獨立，青少年多去打工、談戀愛，20歲左右的人成家、立業、生子，45歲垂垂老矣，60多歲就死了。美國人的平均預期壽命直到1931年才超過60歲，1961年達到70歲，1989年達到75歲。21世紀，嬰兒和兒童死亡率更低，人們受教育時間更長，壽命更長，也更健康。在這樣一個收入不平等的時代中，死亡的風險降低了，貧困的風險卻增加了，所以父母更傾向於少生優育。正如某篇學術論文所言：「在穩定的環境中，當資源競爭激烈時，人們傾向於更多親代投資，減少後代數量。」21世紀的美國雖然環境穩定（死亡率低），但收入不平等和其他因素導致了資源競爭異常激烈。

結果就出現了一種慢生活策略：出生率更低，成長更慢，家長在每個孩子身上投入更多資源，耗費更多心思。因此，孩子們很少能獨自完成任務（自己走路上學或獨自在家的孩子變少），青少年更不獨立（考駕照或談戀愛的人變少），青年人成年的轉折點姍姍來遲（比前幾代人更晚結婚生子），曾經的中年人成了現在的年青人（「50歲就是新40歲」）。退休後保持健康是一種慣例，而非例外：預期壽命延長至80歲。從童年到老年，整個成長軌跡都變慢了。

這些變慢的生活軌跡最終都由技術造成，包括現代醫療（延長壽命）、節育（允許人們少生孩子）、節省勞動力的設備（延緩衰老）和知識經濟（受教育年限更長）。這種變慢的生活軌跡實際上是可以從生物學上進行量化的，尤其在年長群體中。最近的一項研究使用了8種衰老標誌物，該研究發現，在2007—2010年，60—79歲的美國人比1988—1994年同一年齡段的人年輕4歲，40—59歲的則年輕2—3歲。

世代週期的斷裂。這三種影響因子——技術及其衍生品「個人主義」和「慢生活」——從根本上改變了文化，塑造了每一代人。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其影響之大，足以壓倒此前的世代週期。

3

如何發現世代之間的實際差異？

技術不僅塑造了世代，而且使得我們可以更深入地研究世代。不久前，寫作者們在與世代相關的著作中描述了影響每個群體的事件和人口統計資料，但隨後，他們又不得不去猜測，這些散見於遺聞軼事中的事件對於每代人的態度、特質和行為究竟意味著什麼。單次民意測驗和調查可用於評估不同世代的人，但不可能分辨出哪些是代際的差異、哪些是年齡的差異。

但是，現在我們生活在大數據時代，一幅更清晰、更明確的圖景開始浮現。借助幾十年來的大規模全國性調查，我們可以回溯過去，看到幾十年前的觀點；可以持續追蹤各個世代；可以將一個時代的年青人與另一個時代的年青人進行比較。我們可以看到幾代人之間的真正差異——不是基於猜測，而是基於實時收集的可靠數據。

這本書中關於代際差異的結論基於24個數據集，部分數據集可以追溯到20世紀40年代。相關數據評估了兒童、青少年和成年人，涵蓋人數多達3900萬，遠遠超過美國十大城市的人口總和。這是對我上一本書《i世代》的重大升級，該書建立在4個數據集的基礎上，涵蓋約1100萬人。這些數據集讓我們能夠通過每一代人的聲音來聽到每一代人的故事，實現了本書的主要目標：將代際差異的虛構理論與現實區分開來，讓我們更好地相互理解。

數據集大多具有全國代表性，受訪者在性別、種族/族裔、年齡、社會經濟地位和地域各個方面與總人口相近。數據大多來自美國，但也有部分源自世界其他國家。數據集大多不會自我標榜。獲取數據需要下載數據文件，搜索相關變量，跨年合併，對變量重新編碼，運行分析，它們涉及一系列繁瑣難明的數據分析。幸運的是，處理數據是我的謀生之道。除了少數例外，你不可能在Google搜索或政府網頁上找到各章節中的這些圖表；相關分析是本書所獨有的。

我們可以討論哪些代際差異呢？幾乎所有事情都可以。這些數據集涵蓋性別、出生率、政治立場、收入、時間規劃、對性別的看法、生活目標、吸毒和酗酒、結婚年齡、離婚、領導角色、教育、肥胖、自信和對物質的渴望。人們還深入研究心理健康和幸福。尤瓦爾·諾亞·赫拉利在《人類簡史》一書中指出，歷史學家很少考慮技術進步如何影響人們的福祉。這種情況現在應該結束了。我們不僅需要瞭解事物是如何變化的，還需要瞭解它們對這幾代人心理健康的影響。在深入研究每代人的數據之前，我們還應該考慮一些與世代相關的常見問題及誤解。

原作者/[美] 珍·特雲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