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局：美伊衝突，美國想跑還是想留？

來源：環球人物

美國似乎急於從伊朗脫身。

作者：鄭敖天

編者按：

美伊停火進入第二周，兩國間的博弈卻愈發激烈。當地時間4月13日，美國中央司令部宣佈封鎖霍爾木茲海峽，禁止船隻進入或離開伊朗港口，引發伊朗激烈反應。但與此同時，美國政府又多次釋放「美伊衝突即將結束」的信號，似乎急於在美國中期選舉初選前從伊朗脫身。

作為美伊談判的核心斡旋人，巴基史丹總理舒列夫計劃在中東多國展開穿梭外交，巴基史丹陸軍參謀長蒙尼亞艾哈達迪元帥則率代表團抵達德黑蘭，與伊朗展開新一輪溝通。

美國封鎖霍爾木茲海峽的真實意圖是什麼？美國政府又為何急於從美伊衝突中脫身？巴基史丹為何能成為美伊斡旋人？對此，北京大學法學院長聘副教授、美國問題專家章永樂和巴基史丹學者、浙大寧波理工學院「一帶一路」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穆罕默德·哈利勒·可汗為環球人物進行了深度解局。

美國為什麼要封鎖海峽？

環球人物：為什麼美國會突然「親自上陣」封鎖霍爾木茲海峽？美方的真實意圖是什麼？

穆罕默德·哈利勒·可汗：美國對霍爾木茲海峽實施封鎖這一決定，可以從以下幾個相互關聯的角度來理解：首先，霍爾木茲海峽是全球最重要的海上咽喉之一，通過該海峽運輸的原油約佔全球石油運輸總量的20%。包括中國、印度、巴基史丹、南韓和日本在內的許多亞洲國家的能源供應和貿易高度依賴這條通道。美國通過掌控這一戰略要道，能夠顯著影響全球石油市場。同時，從美國角度看，封鎖該海峽可以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切斷其主要收入來源，削弱其行動能力。

其次，美國也希望通過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來展示自身實力。在美國看來，坐視伊朗掌控霍爾木茲海峽將嚴重損害美國的全球聲譽，因此不如讓美國自己參與到封鎖中來。這既是威懾伊朗，也是在向美國在中東地區的盟友釋放政治信號，展示美國在地區的影響力。

第三，美國國內政治這一因素也發揮了作用。美國領導人面臨確保能源安全和保護全球供應鏈的壓力。通過在霍爾木茲海峽採取強硬行動，美國政府可以鞏固國內政治支持。

儘管美國可能會通過封鎖海峽實現其短期戰略目標，但美伊緊張局勢極有可能因此而繼續升級。此類行動可能會破壞正在進行或未來將要進行的伊朗核問題談判。伊朗可能採取強硬回應，威脅完全關閉海峽。此外，伊朗還有其它手段，包括鼓勵也門胡塞武裝等盟友在紅海的曼德海峽擾亂海上交通。如果兩個咽喉要道同時受阻，中東石油的全球流動將受到嚴重影響。

總的來說，美國對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鎖絕非單純的軍事決定，而是一項影響深遠的戰略舉措。雖然它可能暫時削弱伊朗，但其帶來的經濟與地緣政治風險都非常巨大。同時，伊朗也不大可能因此向美國屈服，或者接受有損其國家利益的協議。

巴基史丹：完美斡旋者？

環球人物：自美伊衝突爆發以來，巴基史丹一直努力在兩國之間斡旋，並最終成功促成伊斯蘭堡的面對面談判。在您看來，為什麼巴基史丹能夠成為斡旋者？

穆罕默德·哈利勒·可汗：歷史上，自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華盛頓與德黑蘭的關係一直高度緊張，兩國自那時起斷絕了直接外交關係。幾十年來，瑞士等國曾在其間發揮有限的溝通作用。然而，2026年的衝突創造了外交真空，使美伊兩國需要一個同時被雙方信任的調解者。而這個意外的調解者，正是巴基史丹。

巴基史丹作為調解者的優勢並非一蹴而就。1992年，在獲得美伊雙方同意後，巴基史丹在駐美大使館中設立伊隆利益代表處，成為美伊外交的中間人。這種美伊兩國的「雙重信任」極大增強了巴基史丹此次作為衝突調解人的優勢。

巴基史丹與美國保持了數十年的軍事和戰略合作，尤其在冷戰時期和「9·11」事件後。軍事外交同樣提升了巴基史丹的調解效能，尤其是蒙尼亞艾哈達迪親自與美國和伊朗雙方建立了溝通渠道。巴基史丹軍事領導層與美國官員之間的個人關係，有助於快速溝通、建立信任；巴方與伊朗安全機構的平行接觸，則確保談判信息能夠準確、迅速地傳遞。

巴基史丹的調解努力也是為了保護巴基史丹自身的國家利益。巴基史丹與伊朗擁有近900公里的共同邊境。如果美伊衝突局勢進一步惡化，巴基史丹可能會面臨難民湧入、貿易走廊中斷、油價上漲等衝擊。這意味著巴基史丹有許多戰略動機去促成美伊停戰。

環球人物：巴基史丹總理舒列夫和陸軍參謀長蒙尼亞艾哈達迪在此次斡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您看來，這兩位領導人在斡旋美伊談判上發揮了哪些獨特優勢？

穆罕默德·哈利勒·可汗：在此次斡旋中，舒列夫和蒙尼亞艾哈達迪展現了很強的外交互補性：前者立足於民事外交和國際交往，後者則依託軍人身份，以及華盛頓對他的戰略信任。

舒列夫家族是巴基史丹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家族之一，曾出過兩任總理。該家族的政治影響力深刻塑造了巴基史丹的內政與外交走向，也提升了舒列夫本人在國際外交中的份量。舒列夫家族長期與中東國家領導人保持著密切聯繫，並積極拓展與西方領導人的交往。舒列夫本人與美國總統特朗普也建立了很密切的工作關係。

同時，在外交領域，舒列夫也以溫和、可靠的作風著稱。舒列夫領導下的巴基史丹政府很善於在外交上保持平衡：既譴責違反國際法的行為，又避免使用過激言論刺激局勢，這讓舒列夫獲得了德黑蘭和華盛頓兩方的信任。

與此同時，蒙尼亞艾哈達迪的優勢則基於其長期的軍事外交和情報經驗。在擔任陸軍參謀長之前，他曾出任巴基史丹三軍情報局（ISI）局長。這一經歷讓他得以廣泛接觸國際情報協調工作，並與美國和伊朗的安全和情報機構建立了牢固的關係。這種同時接觸美伊軍方的雙重能力，彌補了其民事外交的不足，建立起美伊兩國的溝通橋樑，讓巴基史丹能夠快速傳遞緊急信息、澄清誤解，防止局勢升級。

環球人物：目前美伊談判仍存在諸多不確定性。您對談判結果有何預期？您認為這一談判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穆罕默德·哈利勒·可汗：目前來看，美伊兩國立即達成全面和平協議的難度很大。從短期來看，美伊談判最現實的可能性是：兩國將臨時停火鞏固為更長期的外交對話框架，並向著局勢降班的方向相向而行。

然而，談判面臨的不確定性依然巨大。首要挑戰是伊朗與美國之間根深蒂固的歷史互不信任，雙方都帶著對對方意圖的深層猜疑參與談判。伊朗核計劃的分歧仍是談判核心。伊朗堅持其和平利用核能的主權權利，而美國及其部分盟友則主張對伊朗的核計劃實施更嚴格限制，包括要求伊朗境內實現零鈾濃縮。這些要求若無可信且可執行的安全保證，勢必遭到德黑蘭的強烈抵製。

儘管存在這些不確定性，我們仍有理由保持謹慎樂觀。伊朗和美國似乎都對長期對抗感到疲憊，並越來越意識到局勢持續升級帶來的經濟後果。成功的外交談判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取決於耐性、堅持和信任。

美國在尋找「體面地退出」

環球人物：5月起，美國多個州將開始中期選舉初選。美國總統特朗普曾多次打出反對對外干涉戰爭的旗號，但美國政府此次對伊開戰的決定，導致美國政壇，尤其是共和黨支持者內部進一步分裂。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章永樂：這次美國國內的反戰運動，可以讓我們想起越戰中後期美國社會的反戰運動。越戰中後期的美軍傷亡，以及通脹和燃油危機，都觸動了美國國內的敏感神經。2026年之前，美國在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中曾陷入泥潭，嚴重消耗了美國國力，因此民眾對「下一個泥潭」的警惕性本身就處於歷史高點，民眾的抗議浪潮，來得比越戰時期更快。

在越南戰爭的中後期，反戰力量主要來自激進左翼、學生以及民權運動者的聯合。而如今，分裂卻出現在特朗普的基本盤——MAGA（「令美國再次偉大」）陣營內部。這意味著反戰力量不再是單一的意識形態板塊，而是跨越了黨派紅藍線。

特朗普過去靠著「美國優先」的旗幟，成為MAGA運動的盟主。他之前曾批判伊拉克戰爭與阿富汗戰爭耗費美國國力，但這次美國與以色列一起攻擊伊朗，在MAGA內部造成極大的震盪。許多MAGA運動分子認為，這場戰爭奉行的並非是「美國優先」，而是對美國國力的進一步消耗。

比如，MAGA運動的媒體先鋒塔克·卡爾森指責特朗普正把美國推向與伊朗的災難性衝突，公開呼籲官員拒絕任何會造成伊朗平民大規模死亡的命令；特朗普昔日的堅強政壇同盟瑪祖麗·泰萊·格連公開抨擊其針對伊朗的威脅言論，甚至呼籲動用美國憲法第25修正案彈劾特朗普。MAGA運動中的許多工兵型階層和退伍軍人認為特朗普背叛了「反對幹涉主義」的承諾。

MAGA反戰派還喊出了「巴倫在哪裡？」這樣的口號，追問為何特朗普的小兒子巴倫沒有去徵兵站，而是由窮人的子弟去戰場上送死。反戰派還將矛頭對準了美國副總統萬斯，認為他背叛初心，被權貴所同化。這種「讓權貴子弟先上戰場」的口號正在迅速傳播，對於美國下層民眾具有很大的感染力。 

美伊衝突的政治後果將會在今年5月中期選舉初選中顯現。如果能源價格在中期選舉前居高不下，美國社會可能會在「霸權收益」與「生活成本」之間展開一場曠日持久的辯論。特朗普支持的候選人可能會在一些搖擺州的初選中面臨溫和派或反戰派的強力阻擊。

環球人物：與兩次海灣戰爭相比，美伊衝突無論在規模和強度上，都有顯著下降。在您看來，這是否說明與上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相比，美國在對外干涉上已經「力不從心」？

章永樂：按照白宮最初的設想，美伊衝突本應是一場「快打快收」的戰爭。原因在於，特朗普所處的政治週期，以及他所依靠的基本盤，都讓上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那種出動大規模地面部隊、進行國家政權重建的干涉主義，很難獲得支持。

特朗普本人曾公開反對過當年的伊拉克戰爭與阿富汗戰爭。他正是靠著「美國優先」的口號，贏得了那些厭倦對外干涉、不願耗費國力的選民的支持，而即將到來的中期選舉，也離不開這一基本盤的支持。此外，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財政因素：美國聯邦政府每年要支付巨額國債利息，現金流已出現嚴重危機，如果再耗費巨資對外用兵，勢必會削減民生開支，進一步拉低民意支持。

從戰術層面來說，美國相對於伊朗顯然有著巨大的軍事技術代差優勢。但相較於上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高超音速武器和無人機群的應用，使得伊朗能夠以較小的成本，將美軍拖入成本高昂的消耗戰，使得美國不得不考慮戰爭的財政成本。從國際體系的角度來說，美國在上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處於單極霸權時刻，但當今的國際體系多極化態勢已經相當明顯，其他大國的立場和反製裁能力，能夠對美國構成有效的製約。

美國已經無望在與伊朗的戰爭中取得預期勝利，如今只能考慮如何體面地退出。這場軍事冒險，也必然會給美國未來的決策者留下又一個教訓。

此外，美國不會放棄干涉主義，但干涉的方式將發生進一步變化。未來的美國，在空間上更不可能扮演「全球警察」的角色，而是會更關注哪些區域能夠有效投射自己的力量。白宮目前將「西半球」置於國家安全戰略的優先地位，就體現了這一考量；在干涉理由上，美國未來將更少談論「輸出民主」或「保護人權」，而是會更直接地以國家利益為理由；在干涉方式上，則會傾向於發動短促、猛烈但不負責善後的軍事打擊。這是一種更加冷酷、更具成本意識的干涉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