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歲政壇「元老」：日本又走到危險路口

來源：環球人物

「真正強大的國家，究竟是什麼？」

作者：劉  瀟

5月，日本東京廣播電視台《報導特集》播出了一段採訪。鏡頭前，一位85歲的老人坐得很直。他談到日本憲法第九條，談到戰爭，談到日本正在發生的危險轉向。

他是古賀誠，曾任日本自民黨幹事長、運輸大臣，在日本保守政治圈內，是一個有份量的名字。

節目中，古賀誠說自己越來越感到一種恐懼：戰爭正在逼近。而當下，日本政府正在加速推動安全政策轉向——4月21日，日本內閣通過決議，原則上將允許殺傷性武器對外出口。同一時間，修憲討論持續升溫，所謂日本與澳州的關鍵礦產合作，也在「經濟安全」的名義下推進。

面對這一切，古賀誠沒有替日本執政黨辯護。他反復強調，日本必須遵守日本憲法第九條。日本現行憲法於1947年施行，其第九條規定日本「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因此也被稱為「和平憲法」。

古賀誠在節目中提出一個問題：「真正強大的國家，究竟是什麼？是備足武力、在衝突中不輸，還是被世界信任、被國民認可？」

在日本政壇工作30多年的古賀誠，熟悉權力運轉，也知道保守政治如何包裝「安全」。正因如此，他的發聲在當下的日本政壇顯得尤為尖銳。

古賀誠為什麼在晚年說出這些話？他的警告，又戳中了日本政客的哪根神經？

自民黨「元老」的警告

採訪中，古賀誠沒有繞彎。

他說，今天再向某些日本政客談起日本憲法第九條，常常會被對方當作「又來了」。有些人覺得那是理想論，是夢話；有人甚至不回應，只是冷笑。

這讓古賀誠感到「空虛」。他坦言自己年紀大了，剩下的時間不多，力量也有限，但關於日本憲法第九條，他仍會繼續說下去。「不是為了懷舊，也不是為了顯示道德姿態」，而是因為他看到了危險。

這份危險感，植根於日本現實政治的悄然變化。

日本憲法第九條是戰後日本國家定位的核心——放棄以國權發動戰爭，放棄以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解決國際爭端。長期以來，它被視為日本戰後和平主義的制度基石。

圍繞這一條款，日本政壇爭論了幾十年。支持修憲的一方認為，日本面對更複雜的安全環境，必須擁有更完整的防衛能力；反對的一方則擔心，一旦日本憲法第九條被改寫，戰後形成的和平約束將被逐步瓦解。古賀誠站在後者這一邊。

但古賀誠的身份有其特殊之處：他不是在野黨人士，也不是街頭運動者。他來自自民黨內部，曾站在權力中心，負責過黨內組織和選舉事務。他熟悉自民黨的語言體系——安全、現實、威懾、國際環境、國家責任。這些詞聽上去冷靜，寫進政策文件也足夠嚴謹。而古賀誠擔心的，恰恰是這種冷靜。

在節目中，他批評一些年輕政治人物把戰爭與和平問題過度理性化、技術化，彷彿戰爭只是紙面推演，和平只是政策選項。他認為，政治家必須回頭看歷史，必須知道「和平憲法」走到今天經歷了什麼。

他的擔憂並非憑空而來。2026年春，日本圍繞武器出口和安全保障政策的討論持續推進。高市政府在武器出口問題上釋放明確信號，強調日本已進入「要好好守護國家」的時代。隨後，日本政府決定原則上允許出口具有殺傷能力的武器，被日本主流媒體視為安全保障政策的一次重大轉向。

與此同時，澳州總理艾巴尼斯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坎培拉會面，發佈關鍵礦產合作聯合聲明。根據澳州總理官網的信息，澳方將通過關鍵礦產基金和出口金融機構，為日本參與的關鍵礦產項目提供最高13億澳元支持，礦種涵蓋镓、鎳、石墨、稀土和螢石等。路透社報導稱，日澳正在加強關鍵礦產供應鏈聯繫，以減少對單一來源的依賴，「服務於更廣泛的經濟安全目標」。

礦產、供應鏈、武器出口、修憲討論——這些議題看似分散，背後卻指向同一個趨勢：日本正在用「安全」重新組織國家政策。

古賀誠沒有否認日本需要防衛能力，他也並非不清楚地區局勢的複雜。但他不接受將戰爭風險包裝成「現實主義」的必然結果，更不接受把日本憲法第九條輕描淡寫地說成過時的條文。在他眼中，這是戰後日本重新贏得世界信任的起點。

「戰爭遺族」

1940年8月5日，古賀誠出生於福岡縣山門郡瀨高町，即今天的三山市。那一年，日本已深陷自己發動的侵略戰爭。次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整個日本社會正被戰爭動員裹挾。

1944年，古賀誠的父親收到「赤紙」徵召令，被送上戰場，後來死在菲律賓萊特島。戰爭結束後，母親靠做小買賣，把古賀誠撫養長大。

多年後，古賀誠在接受《東京新聞》旗下廣島和平媒體中心採訪時說，父親臨終前或許已不「遺憾」，而是想問一句「為什麼」。對古賀誠而言，戰爭不是歷史教科書里的章節，而是一個家庭突然失去父親、一個孩子在戰後貧苦中長大的具體記憶。

1965年，古賀誠從日本大學商學部畢業，隨後擔任時任參議員鬼丸勝之的秘書，由此踏入政壇。1980年，他首次當選日本眾議院議員，此後長期代表福岡選區在國會活動。20世紀90年代，他出任運輸大臣。

2000年，他擔任自民黨幹事長——這是自民黨內負責黨務、選舉和國會協調的關鍵職位，常被視為權力中樞之一。多年的政治曆練，讓他深諳派閥運作、選舉策略和利益協調，也開始熟悉那些不寫在檯面上的政治規則。

他的另一重身份，與戰爭記憶緊密相連。2002年至2012年，古賀誠擔任日本遺族會會長。這個組織代表戰歿者家屬，在戰後日本政治中位置特殊。它與自民黨關係密切，長期影響靖國神社、慰靈和戰爭記憶等議題。

古賀誠在2019年受訪時提到，遺族會會員數比10年前減少約30萬戶，剩下約57萬戶。他認為，戰歿者的妻子一代逐漸離世，記憶從子女傳到孫輩、曾孫輩，如何傳承下去，已經變成一個現實問題。

古賀誠曾說，自己的格言是「沿著一條線堅持到底」。對於他來說，父親死於戰爭，自己長期面對遺族群體，又在自民黨權力中心工作——這些經歷讓「堅持到底」有了更具體的內容：不是固守一時的政治口號，而是堅持不讓日本輕易忘記戰爭的代價。這也正是他晚年反復談論日本應堅守憲法第九條的原因。

然而，在自民黨內部，古賀誠所堅持的路線並非沒有爭議。東南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趙政原對環球人物記者分析指出，自民黨雖為保守政黨，內部長期存在多個理念和政見不同的派系。古賀誠所代表的「宏池會」向來以溫和保守傳統著稱，主張「重經濟、輕軍備」，並嚴守和平憲法。這一路線與高市早苗推行的強硬保安政策，存在根本性分歧。

在日本右翼的政治敘事里，「正常國家」長期是一個核心詞。它意味著日本要擺脫戰後限制，擁有更充分的軍事能力，在國際安全事務中扮演更強角色——在右翼看來，這是國家成熟的表現。

但趙政原分析認為，古賀誠所理解的國家力量，應建立在國際信任而非武力擴張之上；戰歿者遺屬的身份，也使他把守護日本憲法第九條視為政治底線，反對任何可能將日本推向戰爭邊緣的修憲行為。

從武器出口到修憲

「有限修正」如何掏空戰爭約束？

古賀誠所談的憲法第九條，並非脫離現實的個人感慨。就在這段採訪播出前後，日本政府在安全政策上接連採取幾個動作：放寬武器出口限制，準備修改保安相關文件，繼續提高防衛費，同時推動修憲討論。

今年1月5日，日本共同社報導稱，高市早苗計劃在2026年放寬防衛裝備品出口規定，其中包括殺傷性武器；同時還計劃修改3份安全保障相關文件，並進一步增加防衛費。共同社將這一安排與安倍政權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岸田政權決定擁有「反擊能力」並列，認為它可能成為日本保安政策的又一個轉折點。報導還指出，這些方針帶有明顯的保守色彩，也可能在東亞地區引發緊張。

這條報導的重要之處在於，它把幾個看似分散的政策放到了一起：武器出口、防衛費、保安文件和對外軍事角色。它們不是孤立存在的技術調整，而是共同指向日本保安路線的進一步改變。

4月21日，日本政府通過內閣決議，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及其運用指南。新華社報導梳理稱，新規主要包括三項內容：取消將武器出口限定在救援、運輸、警戒、監視、掃雷等5類非戰鬥用途範圍內的限制；原則上允許包括殺傷性武器在內的成品武器出口；在特定情況下允許向處於衝突中的國家出口武器。

這意味著，日本戰後長期維持的武器出口約束被進一步鬆動。過去，日本雖然已有多次放寬，但仍試圖保留「限制性出口」的外觀。現在，爭議的重點已經變成：日本能否出口殺傷性成品武器，以及這些武器是否可能流向衝突環境。

共同社分析稱，日本急於擴大武器出口的背景之一，是希望強化國內防衛產業基礎，確保「有事」之際繼續戰鬥的能力。這個表述說明，日本武器出口並不只是經濟產業政策，也不只是所謂國際合作，更是直接服務於日本自身的持續作戰能力建設。

與此同時，修憲議程也在推進。

日本《每日新聞》社論稱，高市早苗正以強硬措辭推動國會討論修憲，試圖推進將自衛隊明確寫入日本憲法第九條的方案。《每日新聞》批評，掌權者越來越顯現出輕視國家最高法、忽視公民聲音的傾向。社論還提到，高市早苗今年1月依據規定天皇國事行為的憲法第七條解散眾議院，此舉被批評為解散權濫用；其試圖壓縮預算審議時間的做法，也被認為削弱了國會對政府財政的監督職能。

也就是說，圍繞日本憲法第九條的爭議並不只是「要不要承認自衛隊」的問題。它還涉及政府如何使用權力，國會能否充分審議，財政監督是否被削弱，公民意見是否被認真對待。

《人民日報》也在相關報導中指出，當前日本修憲派主要聚焦兩項議題：一是增設緊急事態相關條款，二是將自衛隊明文寫入憲法。報導評論稱，一旦緊急事態條款被寫入憲法，諸如「選舉困難事態」等模糊表述可能被濫用，成為規避國會監督、擴張行政權力的藉口；而將自衛隊明確寫入憲法，則可能改變日本戰後「專守防衛」的約束。

綜合來看，從1月共同社披露政策方向，到4月21日內閣決議放寬武器出口，再到5月修憲討論升溫，日本安全政策的變化已經形成清晰鏈條：武器出口鬆動，為防衛產業擴張打開空間；防衛產業擴張，又服務於「有事」狀態下的持續戰鬥能力；修憲議程則試圖在憲法層面重新界定自衛隊和政府權力。古賀誠所說的「戰爭正在逼近」，放在這一連串政策變化中來看，變得更加具體而緊迫。

5月3日，日本憲法紀念日當天，東京有明防災公園舉行集會，日本民眾手持標語參加抗議。抗議民眾關注的並非單一政策改變，而是擔心日本政府以「安全環境變化」為理由，把武器出口、擴軍、修憲和行政擴權串成一條新的國家路線。這也說明，日本憲法第九條在日本社會內部仍然具有現實動員力。

趙政原補充說，不可否認的是，在當前自民黨內，古賀誠早已沒有行政實權。尤其是近年來派閥的正式解散，從組織結構上進一步削弱了這類資深「長老」的影響力。但作為溫和派的「精神領袖」，古賀誠仍保留著一定話語權。他的警告，反映了自民黨內傳統保守勢力對當前激進路線的擔憂，因而仍能凝聚黨內鴿派力量，並在修憲和擴軍等議題上對現任內閣構成一定製衡。

古賀誠的警告之所以仍有份量，也在於他的發聲來自自民黨內部。他的從政經歷讓他熟悉保守政治內部如何形成共識，他也同樣更清楚，許多重大轉向並不會以劇烈形式出現，而是以一次次「有限調整」的方式累積完成。

古賀誠真正擔心的是，日本會在一連串看似合理的政策調整中，逐步改變戰後國家路線。每一步都可以被解釋為「現實需要」，每一次突破都可以被說成「有限修正」，但累積到最後，日本憲法第九條所代表的戰爭約束可能被掏空。這也是他晚年仍不斷髮聲的原因。

高市政府的政策敘事中，「強大」更多體現為防衛費增加、武器出口擴大、防衛產業強化、保安文件調整和修憲議程推進。古賀誠提出的另一套標準則不同：一個國家的強大，也包括遵守和平憲法、贏得國際信任、避免讓國民再次承擔戰爭風險。

他擔憂的問題，不是日本要不要安全，而是日本準備用什麼方式獲得安全，又願意為這種「強大」付出什麼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