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對時代困境並化解痛苦？莫林虎教授剖析蘇軾文化人格密碼
封面新聞記者 張傑 攝影 雷遠東
在中國文化史上，蘇軾是一個明月般耀眼的存在。其非凡文藝成就、優秀人格魅力、複雜深厚的思想組成的人文世界浩瀚豐富，在學界有“蘇海”之稱。尤其是蘇軾在面臨人生逆境之時磨煉出來的文化性格，潤澤了後世無數才俊。
蘇軾的文化人格結構是如何一步一步建立的？蘇軾以及跟蘇軾同時代的其他優秀士大夫比如歐陽修、王安石，是如何面對自己所處時代的困境？他們具備了怎樣敏銳的時代超越性？
莫林虎在三蘇祠演講中
6月21日上午，“東坡大家講”名家講座迎來第四講，中央財經大學教授莫林虎以“蘇軾文化性格的形成及在中國文化史中的地位”為主題，在眉山三蘇祠博物館現場講述，特別分析上述相關問題。
蘇軾身上體現“中國傳統士大夫理想人格的最終完成”
蘇軾一生仕途坎坷，多次被貶到多個地方。宋紹聖元年（1094年）六月，年近六旬的蘇軾被貶至惠陽（今廣東惠州）。當時的嶺南是荒僻之地，很多人被貶到這裏後都因為不適應當地水土、心情抑鬱而死去。如唐代著名文學家柳宗元，被貶到柳州後四十七歲抑鬱而終。蘇門四學士之一秦觀，被貶到嶺南雷州（今廣東雷州），五十二歲時死於藤州（今廣西藤縣）。
莫林虎在三蘇祠演講中
61歲的蘇軾，又被貶到海南島儋州。“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但是蘇軾竟然還能活著從海南返回中原，“這不能不說是蘇東坡的一種勝利，性格的一種勝利。”
由此莫林虎教授詳細分析了蘇軾的性格中有一個特別大的優點就是——“不沉溺於痛苦的遭遇，只要他有機會，就一定要發光發熱，盡到他自己的責任。”蘇軾在儋州時，將之當成了自己的第二故鄉，“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
他在這裏辦學堂，介學風，以致許多人不遠千里，追至儋州，從蘇軾學。在宋代一百多年里，海南從沒有人進士及第。但蘇軾北歸不久，這裏的薑唐佐就舉鄉貢。為此蘇軾題詩：“滄海何曾斷地脈，珠崖從此破天荒。”
莫林虎在三蘇祠演講中
蘇軾為何能做到如此？除了其天性樂觀之外，莫林虎教授分析認為，這還跟蘇軾的文化思想形成分不開。在概述蘇軾人生履曆中，莫林虎特別詳細講解了“烏台詩案”這一對蘇軾人生有重大影響事件的來龍去脈和詳情細節。
學者李澤厚曾在他的經典代表作《美的曆程》中說：蘇軾在烏台詩案後，思想感情由“具體的政治哀傷”，發展而為“對整個人生、世上的紛紛擾擾究竟有何目的和意義這個根本問題的懷疑、厭倦和企求解脫與捨棄。”
莫林虎在三蘇祠演講中
莫林虎教授進而闡述說，從“烏台詩案”這個轉折點開始一直到蘇軾在常州去世，蘇軾的思想由早年以儒家思想為主的意氣風髮狀態，逐漸轉變為儒釋道融會貫通的圓融通脫境界。這種圓融通脫的境界，成為中國傳統社會後期士大夫應對文化困境的最佳心境，它意味著中國傳統士大夫理想人格的最終完成。自此以後，士大夫就在這個基本結構上重複，要麼以繼承的方式，要麼以反思和批評的方式。
從“王安石變法”看到宋朝社會經濟文化的轉折特性
在蘇軾的政治生涯中，“王安石變法”是非常關鍵的事件。解讀蘇東坡一生，避免不了要講到這場變法。身為中央財經大學教授，莫林虎教授特別從社會學、經濟學等角度，深度分析了宋朝社會經濟文化的轉折特性。中國傳統社會在唐代唐玄宗開元時期達到巔峰，以安史之亂為標誌開始進入長達千餘年的衰退、停滯時期。宋朝建立後，吸取唐朝藩鎮割據的教訓，“興文教，抑武事”，採取崇文抑武的國策，在社會地位上、工資待遇上以及文化導向上，尊崇文官，抑製武將。同時，為了強化君權，擴大統治基礎，宋朝在軍隊、政府中設立了大量相互牽製的機構和官員，導致了嚴重的冗官、冗費、冗兵，造成軍隊和行政效率低下、財政危機伴隨整個兩宋王朝。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在北宋最強盛的仁宗、神宗、哲宗時期，宋朝實施了“慶曆新政”“王安石變法”，以解決迫在眉睫的軍政效率低下和財政危機問題。
莫林虎在三蘇祠演講中
但“慶曆新政”只延續了一年四個月就以失敗告終。而宋神宗極力支持的王安石變法也以王安石兩度罷相遭遇挫折，王安石退隱江寧後，宋神宗親自上陣主導變法，但變法效果毀譽交加。
莫林虎教授提到，北宋時期，君臣的關係可以說是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上是最良好的關係。仁宗、神宗對士大夫都能充分尊重，充分信任，也勇於自我克製，關愛民生。個人品德修為很高。而他們所重用的範仲淹、包拯、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等都以拯救蒼生為己任，同樣在個人品德上都沒有大的問題。
但就是這樣一個中國曆史上君臣相得的夢之隊，居然在兩次重大改革中接連失敗，“這隻能說明中華文化在盛唐達到鼎盛期後開始走下坡，整個社會的創造力受到很大的抑製，如果不能在發展理路、方向、模式上改弦更張，任何在原有路徑上的改革都無法徹底解決問題。”
他身上的文化自信與家國情懷是寶貴文化資源
蘇東坡是北宋星空上一顆璀璨的明星。但他不是孤星。與蘇東坡同時代還有不少優秀的士大夫，他們跟蘇東坡面臨的是同樣的時代文化困境。他們是如何應對的？莫林虎重點分析了歐陽修這個卓越的人物。歐陽修是當時文壇盟主，蘇東坡的老師，宋仁宗時代的重臣。歐陽修早年參加“慶曆新政”，接著長期在中央和地方工作，廣泛接觸了宋代現實。他後期思想的徬徨，實在是他對宋代社會文化矛盾瞭解的深刻所致。歐陽修思想性格以慶曆五年（1045年）貶謫滁州為界，分為前後兩期。“前期踔厲風發，一往無前；後期畏譏憂讒，瞻前顧後。作為宋代士大夫的一個代表，歐陽修的精神面貌的變化，有著典範的意義，後來王安石、蘇軾都是歐陽修的翻版和深化。”
莫林虎教授還特別指出，歐陽修和蘇軾的思想中都具備一種“時代的超前敏銳性”。比如歐陽修他在寫於1059年的《秋聲賦》中哀歎：“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奈何以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此時的歐陽修是身處宋代鼎盛期的顯達之人。一個身居高位的士大夫對時代困境的深沉複雜的體驗表現得細膩真切，不啻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曲輓歌。
莫林虎在三蘇祠演講中
無獨有偶。蘇軾在《後赤壁賦》中也有類似的文學表達。“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穀應，風起雲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這一段及後面的內容，莫林虎認為“像一個心理實驗報告，它把一個時代文化在衰落期的不可逆轉的恐懼、淒涼、痛苦以一種類似於心靈感應的方式精微具體地表現出來。”
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蘇軾的精神遠遠超拔於他的同時代人，從而成為與屈原、李白、杜甫等中國文化頂級人物同列的巨人。他的精神觸角所探測到的時代文化困境，時人鮮有所及，他用以化解時代帶來的精神劇痛的方法，也大大地超越了同時代人。
在本場演講中，莫林虎教授還特別強調分析蘇軾文化性格中體現出來的文化自信與家國情懷。當王安石變法時，蘇軾看到民眾受新法實施過程中諸多弊端困擾，因而作詩文予以批評。而在舊黨當政盡廢新法時，蘇軾又看到了一些新法在實際工作中有其優點。無論是反對新法還是部分認可新法，蘇軾的標準都是要看對於國家是否有利，對普通民眾的生產生活是否有益。而且，蘇軾之所以在仕途中屢遭貶謫，與他“守其初心 始終不變”（蘇軾元祐六年（1091）五月《杭州召還乞郡狀》）的政治理想密切相關。
在蘇軾身上體現出來的這種文化自信和家國情懷，“是我們當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寶貴文化資源。今天，我們要以守正創新的精神，推動東坡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增強其生命力和影響力。”莫林虎教授總結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