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變遷背後，兩代身份證的北京試點

距1984年第一張身份證被頒發到公民手中，已過去40年。

40年間，兩代居民身份證，從一張張手寫底卡，來到全自動的流水線，高峰期一天能產出6萬張；最初是一張薄紙片，逐漸發展成帶有芯片的可機讀防偽卡片；居民身份證號碼也從15位變成18位。

民警餘嵩謙和陳一心分別參與了一代身份證初創與二代身份證換發在北京的試點工作，經歷過最開始時的艱辛。

對於40年前的很多事情，今年81歲的餘嵩謙已記憶模糊。但他仍清楚記得，為了給轄區居民編號，派出所里的地上、桌上、床上擺滿了人口登記卡片的場景。

陳一心今年58歲，他說自己大半輩子就幹了身份證這一件事情。

1985年，19歲剛畢業的毛頭小子，被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戶籍處新成立的居民身份證管理科。他穿上藍大褂，一頭紮進「製證車間」，整日參與製作第一代居民身份證，一幹就是10年，直至第一代身份證基本頒發完成。2004年，臨近40歲的陳一心作為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處製證中心主任，牽頭組織了北京市第二代居民身份證的換發工作。

一張證件見證了時代的發展，記錄了我國社會精細化管理和便民服務的提升。40年過去，負責身份證這項工作的「後來人」，仍在謀求創新與發展。

第一張身份證

塑封膜內，一張白色卡片印著中國版圖，上面的住址和編號均為手寫，左上角是人物黑白相片。北京警察博物館內，新中國第一張居民身份證靜靜地躺在這裏。

它的主人是一位女歌唱家。1984年8月30日，東城區朝陽門街道的一個大院內擠滿了人，正在舉行全國首批居民身份證發證儀式，人們為此掛上彩旗，放了鞭炮。女歌唱家領取了這張具有標誌性意義的身份證。

發證儀式當天，餘嵩謙鄭重地把手中的一疊身份證遞給排隊的人。那天，共172戶380名居民領到了證件。

在此之前，人們出門辦事，只能依靠戶口簿或者村委會、街道開具的介紹信來證明自己的身份。改革開放後，經濟社會加速發展，人口流動愈加頻繁，亟須更為便利的身份認證證件。

1984年4月6日，國務院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試行條例》，規定實行居民身份證制度，年滿16週歲的公民應申領身份證，由公安機關負責頒發和管理，並決定首先在北京地區試行。

餘嵩謙時任朝陽門內派出所指導員，派出所被選中試點後，他開始犯愁，「試點工作就像摸石頭過河。」

最初，派出所民警們每天要走訪上百戶人家，挨個核實信息。然後就是編碼，這項繁雜的工作，佔據了他們的大部分精力和人手。

之前的人口管理按戶進行，每戶一個戶口本，他們得先將戶拆為個人卡片，化整為零。

按照編碼的規則，一代身份證出生日期後的三位數需要隨機編碼。這聽起來簡單，但需要先挑出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人，再按照「男單女雙」進行號碼分配。

那時候沒有先進的科技手段和電子系統，餘嵩謙和他的同事們，將轄區內所有住戶的戶口簿，按照年代拆分完，再按年拆分。

拆到這一步，派出所的辦公室里已經沒有地方下腳，地上、辦公桌上、床鋪上……到處是人口登記卡片。

卡片擱不下了，他們便先收起其他年份的，只拿出某一年的卡片，按照月、日和男、女的分類，直至可以編碼。

編碼完成，派出所的民警們還得給照相館師傅培訓，告訴他們拍照片的要求，發動群眾去照相。

手寫底卡也需要人手，派出所請來學校里的老師、單位里寫字好的幹部職工等人來幫忙，沒有報酬，但大家都覺得幹這個活兒是一種榮譽。於是，第一代身份證上，有著五花八門、各式各樣的字。

當時，北京市東城區其他派出所各有一名副所長和內勤民警，被抽調到朝陽門內派出所參與試點工作。餘嵩謙形容，他們像種子一樣，把學到的東西帶回自己單位，第一代身份證的基層經驗也在北京推廣開來。

戶籍處「第七科」

80年代，北京市有900多萬常住人口，製證是一項「大工程」。

製作一張身份證，需要十幾道工序：先在底卡上手寫信息，將居民提供的照片裁剪好後貼到底卡上，把四張底卡拚在一起進行翻拍，之後進行衝洗、擴印、裁切、印刷等，最後將一張張單人卡片，用塑封套塑封，平均製作週期需要60天。

有些偏遠郊區沒有照相館，居民沒照片，民警就扛上相機，跋山涉水去山裡幫老百姓拍照。

1985年，19歲的陳一心從警察職業高中畢業，來北京市公安局報到，不知道會被分到哪個科室。

北京市公安局辦公大樓對面，胡同里的三樓上，一個機構掛著兩塊牌子，對外是北京市頒發居民身份證領導小組辦公室，對內叫戶籍處「第七科」，是戶籍處在人口管理科、口卡科、宣傳科等科室之外，新設立的第七個科室——居民身份證管理科。

這裏更像一個製證工廠。二十幾個人的科室，除了幾位調研人員，其他都是穿著藍大褂的「製證工人」，一人包一個工序，一干幹一天。

陳一心主要負責擴印，他坐在擴印機前，小心翼翼地捧著膠卷，「除了吃飯上廁所，就坐在那兒。」3秒曝光的等待期間，手不能動，抻快了、抻慢了都會虛焦。

每個人都不容易，陳一心記得，一個負責配藥的同事，每天在紅色暗房裡，抱著顯影液和定影液，一大桶一大桶地「哢哢倒」，藥水刺激難聞，後來便落下了鼻炎的毛病。

年輕的「第七科」，全是沒結婚的年青人。他們在車間里囤幾箱方便麵，冬天不想去對面的食堂吃飯了，就吃泡麵，再買點卡帶，工作之餘聽聽流行音樂，「苦是苦，但也快樂，青春年代就這麼過來了。」

製證工作和大家印象里的警察工作不沾邊兒，陳一心說，有時候，他們對職業的認同也變得模糊。

但工作還在紮紮實實地進行。不到5年時間，北京市16週歲以上的居民都拿到了自己的身份證。

更新，迭代

技術的進步解放了雙手，底卡上的內容，經歷了手寫、鉛字打印、計算機打印、網絡傳輸無底卡製作的變化。

1995年，第一代身份證在中國已是遍地流通。陳一心回憶，因打字、塑封等工藝容易被模仿，社會上出現了偽造身份證的情況。改進勢在必行，很快，第一代身份證塑封上加了一層全息膜，作為防偽舉措。

隨著第一代身份證的工作基本結束，1996年，陳一心也調動到其他崗位，2000年，他回到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處製證中心，擔任主任。

彼時，一代身份證正面臨「千禧年」問題：原本15位的身份證編號中出生年份只保留後兩位，這導致20世紀出生的人會和新千禧年後出生的人重號。

公安部研究決定，補充年份前兩位數字，並加入第18位號碼。這個從1到10的校驗碼由電腦通過複雜公式自動生成，但由於「10」是兩位數，為避免多出位數，便用羅馬數字「X」代替。許多市民對此有疑問，民警常常要解釋半天。

2003年，公安部牽頭研發第二代身份證，最終確認了北京為其中一個試點城市。

那時候，新的製證中心辦公大樓正在裝修，尚未完工，為了加快製證進度，完成一年內換證率達到70%的目標，陳一心決定先裝修出三樓的車間，開兩台機器，「人倒班，機器不停」，加班加點趕工。

相比於一代證的全手工，二代證製作完成了從半自動化向全自動化的跨越，最多一天可以產出6萬張身份證。

2004年5月16日上午，北京市換發第二代居民身份證的正選儀式在東城區六十五中學的禮堂內舉行。當天，東城區1300名居民拿到了北京市首批第二代居民身份證。

按照二代身份證換發規定，16週歲之下的居民可自願申請。1300人中，年齡最小的是一位7歲男孩，他成為北京市第一位申領第二代居民身份證的未成年人。

2005年7月，北京市公安局累計受理群眾申領、換領二代證手續超過709萬件，提前半年完成公安部下達的換發證任務。公安部對北京換證試點工作給予「數量、質量、速度、群眾滿意度四個第一」的評價。

這之後，製證中心接待了來自全國各地前來參觀學習的民警。陳一心一點一點為他們講解，人像採集設備怎麼使用，軟件如何調試，製證系統上每個工藝安排幾個人……他自豪地說：「在別人還沒幹過的時候，我們已經有了成熟的系統和模式。」

服務的細節

二代證製作，使用的是新技術和新設備，需要人與之磨合。照片色彩穩定是陳一心最大的祈求。

陳一心聽過許多群眾對一代證「照片」的詬病。黑白照片色差大，再經翻拍、擴印，失真太多，陳一心也束手無策。

做二代證時，他想讓照片儘可能完美。但彩色照片印到身份證上，質量時好時壞，常常會出現「大黃臉」，有時候，印出來的照片顏色看著很好，但壓上膜之後又變成另一個顏色。他不得不時時盯著，與工程師反復溝通，邊調邊生產，還安排了質檢員。只要質檢員覺得不合格，就銷毀重做。

身份證的使用場景不斷擴大，在辦理上，北京市公安局也花了一些心思，以求更加便民利民。

如今，在派出所拍照的地方，放著梳子、鏡子，甚至一些外套，設置了拍照人也可實時查看的雙面屏，「就看你滿意與否，不滿意就重拍。」

干身份證工作40年，陳一心最大的體會是，這項事業的發展變化與國家的發展是同頻的。2017年起，居民身份證可以實現異地受理、掛失等，為長期在外工作、學習、生活的群眾換補領提供便利。

京津冀地區自2021年11月1日起，啟動首次申領居民身份證「跨省通辦」試點工作。

曾在北京通州潞源派出所負責辦證工作的李芃伶記得，那年的11月2日，一名來自天津武清的5歲女孩，在家人的帶領下，辦理了北京市首張跨省首申的身份證。

李芃伶介紹，在此之前，京津冀三地公安間相互打通了製證系統，在拍照設備、像素、指紋採集等方面做了統一。

有了第一個成功的案例後，打電話來諮詢的人越來越多。每年的寒暑假，都是跨省通辦業務的高峰時期：來辦證的多是還在上學的兒童或青少年，他們都想趁著放假，拿到自己第一張身份證。

作為一個「老身份證人兒」，陳一心回想40年來身份證製發工作的發展，他感歎「變化太快了，但是在越變越好」。

當年那些和他一起製作身份證的人基本已退休，他們常聚在一起，每次都聊「以前穿藍大褂時候的事情」，苦和累自不必說，「但看到自己做的身份證工作被社會認可，再苦再累都覺得值了」。

新京報記者 趙敏

編輯 彭衝 校對 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