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人的事，能算偷麼？」起底古人抄襲「黑歷史」丨文史筆談

封面新聞記者 文康林

近日，西北大學副教授賈某某涉嫌抄襲事件持續發酵，學校回應稱已啟動調查。此前，八旬作家楊本芬也被指抄襲，不過「被抄襲」的作家王朔大方回應：「隻言片語算不上抄襲。」這又引起對抄襲如何界定的爭議。

此前已有多位作家陷入抄襲疑雲，包括一些知名作家。其實，竊書，古代早已有之。

抄襲在古代又稱剽竊、竊書。《禮記·曲禮上》記載：「毋剿說，毋雷同。」鄭玄註釋「剿說」為「取人之說，以為己說」，剿說、雷同就是抄襲。東漢仲長統認為，天下學士有三奸，其中有一奸就是「竊他人之記，以成己說」。韓愈又將抄襲者稱為「剽賊」。明末顧炎武《日知錄》有專篇講到「竊書」，他認為漢代作家喜歡把自己的作品安在古代名人頭上，晉代以來的抄襲者則竊取他人的作品當作自己作品，明代的作品無非是盜竊抄襲前人而已。

按顧炎武的定義，抄襲就是「以他人之書而竊為己作」，或將他人的學說「隱沒名字，將為己說」。這與《現代漢語詞典》對抄襲的定義相近：照著別人的作品、作業等寫下來當作自己的。

班固的《漢書》就被指控存在抄襲。王充與班彪、班固父子同時代，又是班彪的學生，他沒有明確指出班氏父子存在抄襲，但他認為「司馬子長紀黃帝以至孝武，楊子雲錄宣帝以至哀平」，班氏《漢書》無疑受了司馬遷和揚雄的影響。如果對照同一個人在《史記》和《漢書》中的傳記，就會發現《漢書》大體上是參照《史記》書寫，只是略有增刪改動。比如對項羽外貌的描寫，《史記》為「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漢書》為「長八尺二寸，力扛鼎，才氣過人，吳中子弟皆憚籍」，可以說是完全照抄，略有字詞改動，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葛洪則指控班固抄襲了劉歆，「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唐代劉知幾認為班固同時抄襲了司馬遷和劉歆，南桑治史學家鄭樵言辭激烈地批判了班固的抄襲行為，認為班固「全無學術，專事剽竊」。

到晉代出了一件抄襲公案，《世說新語》記載，向秀注《莊子》別具新意，可惜《秋水》《至樂》二篇還未完成就去世了，郭象得到一本向秀的《莊子注》，佔為己有，補註缺失的《秋水》《至樂》二篇，又替換掉《馬蹄》一篇，其餘內容幾乎原文照錄向秀的注文，僅稍改詞句，再夾雜一些自己的見解。郭象版《莊子注》大行於世，而向秀原注僅剩二百多條殘篇。根據現存條目比對，完全相同的內容有28條，詞義相近的有37條。郭象的抄襲和洗稿行為，證據確鑿，不過他的版本也有自己的獨到見解和思想體系。

《南史·徐廣傳》記載了何法盛抄襲《晉中興書》一事。郗紹在寫《晉中興書》過程中，向何法盛展示過部分內容，何法盛有意想據為己有，他對郗紹說：「你是達官顯貴，這本書也不會提升你多少聲譽，不如轉給我，我一介寒士，默默無聞，憑藉這本著作還可以像袁宏、干寶一樣留名後世。」對於這種無理要求，郗紹當場拒絕了。《晉中興書》成書後，何法盛再去郗紹家，趁郗紹不在，把書偷走當作自己的作品。

古人早就感歎過「文章大都相抄襲」，俗語也有「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會抄不會抄」，抄得巧妙還可以打著化用、用典、集句、隱括的名義「洗白」，這些都被視為「修辭手段」，不再是抄襲。

如屈原《九歌》中的名句「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在《豔歌何嚐行》里被化用為「樂哉新相知，憂來生別離」。《豔歌何嚐行》中的「五里一返顧，六里一徘徊」，又被《孔雀東南飛》簡化為「五里一徘徊」。

王勃《滕王閣序》中「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偷語於庾信《馬射賦》的「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李嘉佑有五言詩句「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王維取用為七言「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只添加了「漠漠」「陰陰」四字，被後世稱讚不已。

唐代吳融《途中見杏花》一詩中有「一枝紅杏出牆頭，牆外行人正獨愁」，陸遊《馬上作》抄成了「楊柳不遮春色斷，一枝紅杏出牆頭」，又被葉紹翁《遊園不值》抄走，從此大家只記得他那一句「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

王安石《招葉致遠》：「山桃野杏兩三栽，嫩蕊商量細細開。最是一年春好處，明朝有意抱琴來。」全詩四句分別取自雍陶《過舊宅看花》、杜甫《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其七》、韓愈《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及李白《山中與幽人對酌》的詩句，「集句」拚湊成的一首詩，卻被誇讚「似不著力而天然成章」。

詩改為詞稱為隱括，蘇軾是首創者。比如杜牧《九日齊山登高》原詩56字，蘇軾改成《定風波·重陽》詞取走52字。白居易《寒食野望吟》原詩56字，蘇軾同樣取走52字，只改了4字。當然蘇軾一般會在序中說明取自誰的詩。

唐代僧人皎然《詩式》中講寫詩存在三種雷同，語同、意同、勢同，猶如偷竊。部分字句完全雷同屬於偷語，「偷語最為鈍賊」，上面一眼就能看出雷同的詩句都屬於這類。

偷意就是借用他人創作的意境，或與他人的表達語意近似。沈佺期《酬蘇員外味道夏晚寓直省中見贈》「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也偷意於柳惲《從武帝登景陽樓詩》「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

更難以識別的是偷勢，如蘇軾《贈劉景文》「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就是偷勢於韓愈《早春》「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王昌齡《獨遊》「手攜雙鯉魚，目送千里雁」偷勢於嵇康《送秀才入軍》「目送歸鴻，手揮五弦」。

在今人看來，整本書、整章整節照抄這類「鈍賊」行為容易判定。改頭換面的偷意行為已很難認定抄襲，更別說偷勢。借用魯迅先生《孔乙己》中的話說，「竊書不能算偷……讀書人的事，能算偷麼？」但在皎然看來，這些都是「偷」。

把別人的創作成果「拿來」當作自己的，還不註明出處，這毫無疑問就是抄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