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方法論｜讀書會：我們的快樂大本營

編者按：媒體與往事，大家與回憶，文字裡的新聞歲月，新聞里的實踐方法，榮耀往昔，啟迪當下。澎湃評論部出品。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開始，我和我的學生們（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後、進修教師）辦了25年的讀書會。

我1982年秋留校任教，1986年評上副教授，第二年開始指導研究生，開門弟子就是孫瑋，她現在已經是全國新聞傳播學界的領軍人物了。那時，高校考研讀博的人極少，到1995年我指導博士生時，10年間我名下的研究生、博士生總共只有5名。因為學生少，我可以一對一指導。有感於當時學生閱讀量不足，我帶教學生就是狠抓讀書，開出書單，兩個星期讀完一本，而且必須寫出讀書筆記。孫瑋至今還常說起我對她的嚴厲訓斥。那時我指定她讀第一本書——李普曼的《輿論學》。但兩星期過去，書還是沒讀完。我當時就黑了臉，把書重重摔在她面前，大聲斥責：“兩個星期一本書都讀不完，你在幹什麼？（你）這樣的學習態度，怎麼對得起你自己，對得起你父母？”她差點哭出來，但還是忍住了，向我檢討。後來她坦陳，當時確實沒心思讀書，就是到各家劇院、電影院看演出，看電影，有時一天兩場、三場電影。但從自我斥責她以後，她只好硬著頭皮讀書。漸漸地，她喜歡上讀書，開始時漫無目的地讀，慢慢地，找到了自己喜歡的領域：城市傳播。她和黃旦老師組成的城市傳播團隊，極大拓展了傳播學研究領域，在全國獨步一時。讀書成了她最大愛好。

然而，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尤其是新世紀以後，隨著大專院校快速增加，大學擴招，全國新聞傳播學專業教師奇缺，讀研考博大學生猛增。當時，全國博士點才3個，我們新聞學院能帶博士生的教師才六七名，我帶教的博士生逐年增加，2001年我名下的博士生多達8名，我哪裡承受得了？但校研究生院要求，不帶不行。以後雖然數量降了，但因一屆三年，我帶教的碩博士總在20名左右。更讓我頭疼的是，研究生畢業要求至少在C刊發表一篇論文，博士生要2篇C刊論文或一篇權威期刊論文。學生們幾乎天天找上門和我討論，實際上向我討要畢業論文和學術論文題目，可我哪有這麼多題目？一對一的輔導模式已無法應對，我只得把大家召集起來共同討論，共同研究，一星期一次，這就是讀書會的由來。

名為讀書會，但前15年，我們不讀書，而是七嘴八舌地討論。過去我開書單給學生一本一本地讀，後來我醒悟：我開出來的書單都是我讀過的、我喜歡的書，學生們讀同樣的書，形成基本相同的知識結構，研究相同的專業方向，這就抹殺了學生的個性化發展。我們的“三觀”應該一致，同時要鼓勵學生多元的、個性化的專業發展方向和路徑選擇。書必須讀，任由學生興趣自選。書必須多讀，但更重要有發現問題、分析問題、歸納概括的能力。這樣，學生畢業以後就能獨立發展。

我們的讀書會基本上選在星期一晚上7:30-10:00左右。讀書會前半小時就是交流：讀了什麼書，看了什麼文章。好看的書，有啟發的文章推薦給大家，然後開始討論。討論的主題由我定，讀書會前幾天通知大家或者讀書會當天就決定下一次讀書會主題，讓大家準備。我們讀書會討論過的主題十分廣泛，但決不是雜亂無章。我們讀書會有章有規，每次秋季開學，第一次讀書會就是迎新會，我明確宣佈讀書會的兩條紀律：第一，不得在讀書會或任何公開場合吹捧自己的導師，貶損其他教師，你們可以說我李良榮不好不足，但絕不允許說任何一名其他教師的壞話；第二，不得向我告狀，說同學的壞話壞事，有矛盾你們自己解決，我不會調解你們的矛盾。這是鐵規，違反者，逐出師門。讀書會的規章，我這樣宣佈：碩士、博士都是知識分子，自由是知識分子永恒的靈魂，批判是知識分子永恒的責任。我們開讀書會，是尋找探索真的、新的、有價值的問題，每個人都必須獨立思考。我自己不會做思想奴才，也拒絕培養思想奴才，討論會上不要害怕自己想法幼稚、奇葩，只要經過認真思考的獨立見解，都可以提出來。我允許大家有奇談怪論，但我不願聽到正確的廢話；允許大家胡說八道，但不願聽到人云亦云的大話；我不想聽大家引經據典，某某說，某某道，我只想聽你怎麼說。

25年的讀書會，我們討論了太多的主題。現在歸納起來，大致有三大類。一是分析國內外重大事件，像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美國“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機、中國舉辦奧運會，等等。光美國“911”事件我們就討論了五六次，集中點就是該事件對世界格局的影響。二是社會上尤其網絡上各種新主張、新思潮、像西方哲學意義上的人文主義、網絡社會、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技術哲學、存在主義、現象學，等等。三是新聞業界、學界的新現象、新動向、新概念，尤其是2010年以後網絡上的各種輿論風暴，大家討論得熱火朝天。

雖然我帶的學生都是新聞傳播學專業的學生，但我們讀書會真正討論本專業的問題並不多，更多的是討論哲學、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也有經濟學的內容。其中社會學中的社會分層理論和網絡社會理論討論得最多。這與我的經曆有關。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當時校黨委書記林克組建了複旦大學當代社會與文化研究中心，由10來名青年教師組成，除了我在新聞傳播學專業外，其餘都來自文、史、哲、經、社會學、國際關係等學科。到90年代，又以該研究中心為基礎成立複旦發展研究院。在這樣多學科的復合型研究團隊里，我從他們身上學到太多太多的知識和各種獨到見解，“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絕非妄言。許多我久思不解的問題，他們三言兩語就把問題說透了，常常有茅塞頓開的快感。為此，我堅信，新聞傳播學專業的學生，無論將來從事學術研究還是新聞實務，或其他各類工作，沒有其他學科的基本理論作為分析工具，都不會有大出息。

為了讓我的學生瞭解各學科的精髓，我就把當年“社會與當代研究中心”的老友請到我們讀書會上“唱堂會”。曆史系的薑義華老師講中國古代文明和現代化，哲學系謝遐齡老師講儒家學史，楊心宇老師講蘇聯解體後的國際關係，伍柏麟老師講市場經濟，俞忠英老師講經濟學術史，等等。這一批教授在複旦大學乃至全國都是名噪一時的大學者。其中印象最深的哲學王子王德峰老師到我們讀書會上講康德的《理性批判》《實踐批判》，連講兩個晚上。他們講的話題不同，但卻脫口而出，滔滔不絕，如數家珍，一口氣講兩個半小時。我和我的學生一樣，像小學生聽老師講課，記筆記，提問題。大家都聽得如癡如醉，都深感文史哲博大精深。

因為沒有思想包袱，可以暢所欲言，我們的讀書會討論總是很熱鬧。新同學剛進來有點拘謹，幾次讀書會後都放開了。讀書會熱火朝天，不同意見的爭論是常有的事。我印象很深的有兩次。一次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當時全國風起雲湧地組建報業集團和廣電集團，讀書會上引起觀點鮮明對立的兩種意見，一方認為集團化是解決中國傳媒業“小、散、亂”走向集約化的必然選擇；另一方則認為由行政手段強行兼併的“拉郎配”，反而讓傳媒業失去活力，在內部紛爭不已。爭論了近兩個小時，誰也說服不了誰。讀書會快結束時，雙方都突然靜下來，齊刷刷看著我，似乎要我作結論，我就說了一句話：“今天讀書會到此結束，下次再討論。”大家都呆了，一名學生問：“老師你怎麼不作結論？”我回答：“大家從不同視角看傳媒集團化，顯示集團化的利弊得失，我們讀書會要的就是這樣的爭論。這次沒有發言的同學，下次要先講”。

而讓我記憶猶新的面紅耳赤爭論是在我和芮必峰之間爆發的。芮必峰讀我博士時已是安徽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教授，早已業有所成，讀博時已50歲，是我年齡最大的博士生，他說讀博是了卻多年夙願。我倆80年代中期就認識，我視我倆亦師亦友，但他執子弟禮，對我恭敬有加，然而在學術上卻是寸步不讓。那次爭論是關於他的畢業論文，題目是新聞生產中的社會權力。我基於社會學的結構功能理論，認為新聞職業理論是新聞從業者遵循社會分工需要而必須遵守的職業操守。他不同意我的觀點，基於社會學的場域理論，認為新聞職業理念是捍衛新聞工作人員專業運作的一種權利。我倆從辦公室一對一地討論，到讀書會上你來我往的爭論，甚至在博士論文開題報告上當著眾人面的對辯，雙方都堅持己見。他甚至無奈地問我：“你不同意我的基本觀點，我的論文怎麼寫啊？”我回答他：“按照你的觀點寫。”芮必峰寫出的畢業論文初稿讓我審閱，我很不滿意。我在初稿封面上寫了一段話：“你寫論文似乎想說服坐在你對面不同意你觀點的人，缺乏足夠的自信。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就要大膽闡述自己的觀點。”我電話請他過來，告訴他：“你寫論文不是要說服我，一句老話：‘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他抬頭看著我，一句話都沒說，拿回去修改。最終，他的畢業論文無論盲審、明評以及博士論文答辯會，都得到很高的評價，還抽出其中章節在各大刊物上發表，我都認真讀過。可惜，我還堅持己見，他沒能說服我。

25年的讀書會周而複始，年年必須做的一場重頭戲是所有學生聚在一起，討論下一年畢業研究生、博士生的畢業論文。從論文的選題到論文開題報告到最後論文預答辯，在送交學院之前必須在讀書會上討論、通過。讀書會不通過，我不簽字。這是舉全體學生之力幫每一位畢業生過最後一關。我定的論文選題標準就是提出問題：真的、新的、有意義的問題；論文通過的標準就是有獨到的見解。所以，每次論文審核會總是熱鬧非凡，討論會上沒有新老、長幼之分，大家七嘴八舌出主題，爭論不休成常態。經讀書會討論，選題能一次性通過的不到50%，預答辯一次性通過的更少，幾乎都要去修改。畢業論文對每個學生都是巨大壓力。讀書會上，幾乎每位即將畢業的學生都愁容滿面，但讀書會上大家七嘴八舌出主意，提供文獻資料，會讓他們信心滿滿。記得有名研究生讀到《紐約時報》上一整版社評，檢討該報紙在第二次海灣戰爭前一口咬定伊拉克違反聯合國決議，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鼓動政府出兵攻打伊拉克，誤導民眾。他認為這樣百年大報能坦陳自己錯誤，很值得研究。但在選題會上，他愁眉苦臉地報告，這論文沒法寫，因為美國對外發動戰爭前，例如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入侵古巴，等等，《紐約時報》都狂熱煽動戰爭，戰敗後又向公眾作檢討，一而再、再而三重犯這種錯誤，第二次海灣戰爭只不過是故伎重演。這立即引發一場熱烈討論，大家都說，這是全新的發現，比原來題目更有意義。他豁然開朗了，定了論文新標題《“失語”與“失憶”——美國媒體的戰爭報導分析》，極受答辯委員會老師的好評。

我們的讀書會真正讀書是最後10年。那是很功利的：為了編寫教材。當時教育部重新編髮全國高校新聞傳播學的教學目錄，新增網絡與新媒體專業，但缺少這方面合適的教材。2010年，我和高教出版社編輯武黎商量，定下一本《網絡與新媒體概論》教材。但我沒多大信心能寫好這本書，因為缺乏這方面知識儲備。為此，我和學生們決心惡補。我一口開出20來本著作一起讀。每次讀書會由一名學生主講一本書，書的作者、成書背景、學術影響、主要內容和觀點、難點、疑惑點。讀完這批書，才稍稍有了底氣，參與讀書有20多名學生，最後參與撰寫的有13名。從2012年10月到2013年9月，整整一年時間，讀書、討論、寫作、修改，最後在2014年4月上正式出版。我在《網絡與新媒體概論》（李良榮主編，童希副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4月）第一版後記里陳述了這一過程：

“醞釀本教材已有數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編輯武黎和我在2010年夏就商量這本書的編寫，但遲遲未能落筆，不是因為太忙或太懶，而是沒有能力把握。傳媒界有個說法，20歲左右的青年人是新媒體的“原住民”，40歲左右的中年人是新媒體的“移民”，而60歲以上的老年人是新媒體的“難民”。我屬於“難民”之列，要瞭解、理解並適應、運用新媒體是很艱難的一件事。2010年以後，我參與併負責教育部一次關於網絡輿論的攻關項目，花大力氣惡補網絡與新媒體的知識，才對本教材的編寫有了思路。

本教材從2012年10月份啟動，由我擬定本教材的寫作大綱，包括本書的基本思想、各個章節以及每個章節的基本觀點。經過數次的討論、修改，2012年12月中確定大綱。我和我指導的全體在讀博士生、碩士生組成編寫團隊，分頭撰寫。

2013年4月底各人交出初稿，經過集體逐章討論，6月上旬交出二稿；再次集體討論，7月初交出三稿。”

該書出版後，我又如法炮製，組織我的學生連續編寫《網絡空間概論》（李良榮，方師師主編，複旦大學出版社， 2018年6月），《互聯網新聞製作》（李良榮，鍾怡主編，複旦大學出版社，2020年7月）。出了3本書是具體成果，但我更看重這幾屆學生都紮紮實實讀了幾十本書，通過對寫作大綱一次次討論，對稿件一次次修改，學生的知識積累、思維能力的提高以及文字表達能力的提升，畢業以後無論去實務崗位還是去高校任教，都有足夠自信。

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老一屆學生走，新一屆學生來了。我們讀書會一屆又一屆堅持著。很多學生畢業以後來看望我。我常常會問他們：“讀研（讀博）什麼是你印象最深的？”

每名來訪學生有幾個答案，讀書會卻是共同的選項。“為什麼呢？”我會追問。那就有不同的回答，“讀書會上的討論讓我們把各門學科基本理論打通了。”“基本學會用各個學科基本知識去分析問題。”“我學會怎麼去抓問題。”“我真正明白了歸納、概括的方法。”

我們的讀書會給了學生很多，但給了我更多。10年前，我已是快進入70歲的老人行列了，還重新開始學習網絡和新媒體的基本知識，基本理論，實實在在是“七十歲學吹打”。但近10年卻是我學術成果最多的10年，4本教材，2本專著，50篇左右C刊論文，10來項大數據調查項目。無論讀書會還是日常交流，學生們給我太多的技能、知識、啟迪、靈感。有人可能會說，這是“教學相長”，如果“教學相長”是師生互教互學，那我是認可的。我和學生名義上是師生，但實際上是平等交流，我誠心誠意向他們學習。我搞不清的概念，想不明白的問題，連網絡用語都請大家幫我答疑。我寫學術論文提出任何新的想法，事先都徵詢他們。我最後一篇論文《論互聯網平台公司的雙重屬性》（刊《新聞大學》，2021年10月）構思前，把基本觀點告訴孫瑋，徵詢她觀點能否成立，我和孫瑋有這樣一段對話：

孫瑋答我：“這個觀點很新穎，我認為可以成立。”

我說：“你說可以成立，我就放心了。”

“李老師，你實在太謙虛，學生不好意思。”

“我這一生從來沒有謙虛過，但不懂就是不懂，沒把握就是沒把握，我討教你們，只希望能趕上時代，不要太落後。”

2019年以後，我辦理了退休手續，不再招收研究生，學生逐年減少，而且因為疫情，無法再辦讀書會。然而讀書會上我和同學們無拘無束，縱論天下風雲，漫語古往今來的場景時時在我心頭激盪，就像《蘭亭序》里所言：“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而讓我欣慰的，我一批畢業後在各大學任教的學生們許多已評上高級職稱，他們帶教研究生後都紛紛辦起了讀書會，辦得有聲有色。

讀書會，有知的快樂，有觀點碰撞的火花，有思想自由馳騁的酣暢。

讀書會，我們的快樂大本營。（作者係複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