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明是時代背鍋俠嗎
姚明辭去中國籃協主席的傳聞在網絡熱傳,多方消息源說法不一。
對於媒體的問詢,中國籃協的工作人員表示「姚主席在單位呢」,而籃協副主席徐濟成則回應稱:「別聽那些,謠言!」
但也有消息源披露,姚明的辭呈已被批準,而臨時接替他的,將是籃協現任副主席中的一位。
眾說紛紜,至於事態如何發展,最終還要等官方的口徑。
姚明從2017年起擔任籃協主席,至今已有7年,他上任之初,背負著改革中國籃球的使命,而當時的大環境,確實也是對改革派極為有利的。
與姚明出任主席同步,當時另一個人事任命釋放出的改革信號也極為濃厚。
同在2017年初,李金生接替信蘭成,成為籃管中心主任,姚明和李金生同台唱戲,承載著中國籃球體制改革的希望。
李金生是科班出身,北京體育學院畢業,長期在籃管中心工作,當過中國男籃領隊、競賽部主任等,被視為籃球改革派的代表。
前男籃教練、名宿蔣興權曾這樣評價李金生:「在籃管中心的幹部里,他跟隊時間最長,對訓練、比賽和隊伍管理都很有經驗,很內行,我對他很有信心。」
姚明出任籃協主席,可以說和李金生的上位有直接關係。那個時候,姚李組合的出現,反映出國家對籃球管理機構改革的決心。在當時,「去行政化」是整體改革方向。
過去,中國體育運動項目的行政管理機構(比如各項目的運動管理中心)和項目協會(例如足協、籃協),通常是「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管辦不分、政事不分。
而在2017年前後,改革的大方向是:管辦分離,改變行政體育思路,真正放權給各運動協會,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
舉個例子,同在2017年,體育總局下屬的足球運動管理中心正式註銷(於前一年撤編),足協與總局在「形式上」脫鉤,管辦分離邁出一大步。
當然,至於後來「脫鉤不脫離」的名言,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姚李上任之初,籃球改革也被認為會朝這個大方向發展,很多人認為,李金生的使命,是帶動籃管中心和籃協進行改革,逐步讓籃管中心退出歷史舞台,讓籃協去行政化,真正邁向職業化。
而要走好這一步,就需要專業化的人才,比如姚明。
在姚主席上任時,李金生說:「籃球專業出身和更好的籃球視野,這些優勢都讓姚明非常適合中國籃協主席這個職位,他幹事很鑽研,當籃協主席很合適,也反映了絕大多數人的心願。」
在任上,愛鑽研的姚明確實推動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比如「雙國家隊模式」的嘗試,努力為年輕教練和球員創造機會和競爭氛圍;
比如CBA球員合約制度的改革、薪金帽制度、股份分紅製以及轉會制度規範化,試圖加速CBA的職業化進程,避免少數球隊壟斷,促進聯賽整體繁榮;
比如推動三人籃球發展,推廣小籃球項目,讓籃球多元化多渠道開花;
當然,有時候,姚明的改革措施多少有些理想化。
例如體教結合、青訓重心轉向校園籃球和大學生選秀。可惜,這不光是體育部門的事,還涉及到教育乃至社會文化等更大更深的話題。
在上升通道狹窄的當下,當升學就業仍是絕大多數孩子唯一現實選擇時,姚明想讓籃球和體育成為學生成長和階層上升的一個途徑,難免碰壁。
有這樣一句話,在時代大勢面前,個人的努力有時太過渺小。
其實在姚明上任前,中國男籃的滑坡已經開始了。
2014年仁川亞運會,中國男籃排名第5,這是1974年以來首次無緣亞運獎牌;2017年男籃亞洲盃,中國隊也只拿到第五,是亞洲盃史上第二差的成績。
姚明任期內,男籃兩屆亞運一金一銅(2018/202),2022年亞洲盃獲得第8名,兩屆奧運會都無緣決賽週。女籃方面,2022世界盃亞軍是一個亮點,但巴黎奧運會铩羽又讓人失望。
所以,對姚明較為客觀的評價,也許是他在大廈將傾之際,未能挽狂瀾於既倒,但真的很難責難他是籃球整體滑坡的責任人。
姚明上任時有一句名言:中國籃球改革「需要一場大手術,而不是小修小補」,後來男籃屢次兵敗時,這話反復被拿出來作為對姚明的嘲諷:大手術在哪兒?
可也許更該提出的,是這樣一個問題:
如果說姚明的那些改革措施,更像是「小修小補」,那麼事關籃球管理體制改革的大手術,解決行政管理制度與職業化市場化的核心矛盾,是作為主抓技術性工作的籃協主席,能夠說了算的嗎?
姚明上任一年後,李金生在2018年從籃管中心主任位子上離開,「姚李搭檔」只存在了一年。
管辦分離的改革,在姚明上任七年後的今天,依然「中途半端」,且是否需要繼續走下去,似乎有了爭議。
在中國體育圈,足球和籃球是管辦分離職業化的先行者。足管中心早早撤銷,但籃管中心等其他項目中心的改革,都採取了保留機構的做法。
換句話說,摸石頭過河的同時,也為過不了河退回岸上留了一手,一旦改革效果不好,還可能重回管理中心模式。
2017年姚明上任時,總局下發《關於籃球改革試點的有關事項的通知》,籃管中心的「業務」職責移交給籃協,輿論一度歡呼這是「脫鉤」了。
但時至今日,在重大決策時,籃協依然要聽籃管中心的指導意見。籃管中心的高層,兼任籃協副主席,既是協助姚明工作,也有監督指導的意味,可謂「既是副手,也是上級」。
所以,坊間有關姚明有無實權的議論,並非空穴來風。姚明當然有推動改革的權力,但這個權力的授權來源於哪裡?當姚明的改革效果不明顯時,這個權力是否會被削弱,甚至被收回?這些都是坊間的疑問。
也許,可以這樣理解,姚主席是技術官僚,在具體技術性業務上擁有話語權,但也僅此而已。
隨著中國籃球最大KPI——國家隊成績——的滑坡,姚明難免開始遭到質疑。
甚至一些自媒體還有了姚明利用職權貪腐的炒作,但在籃球圈里,根本沒人信。
舉個例子來說這件事,中國人壽本是姚明個人贊助商,每年代言費幾千萬,姚明為了給CBA拉贊助,提出讓人壽把贊助費直接給聯賽,而個人形象讓人壽繼續使用。單衝這件事,你就知道,姚明干主席,不是為了錢。
不過,即使個人品行並無瑕疵,但國家隊成績的硬傷,難免影響姚明的話語權。
因為這是中國體育行政體系中最大的KPI和考核標準,塔基的建設漫長而難以衡量,只有塔尖看得見摸得著。
細看姚明的主要改革措施,密集推出的時間點,都是在他擔任籃協主席的前期,而中後期的姚主席,給人印象更像是一個男女籃的領隊和督導。
一方面,主抓國家隊成績,是他後期的指標性工作,另一方面,也許抓好國家隊,才能幫他爭取到更大話語權。反之,則會……
在男籃輸給菲律賓,無緣奧運會後,姚明表示自己會承擔責任:「承擔責任兩種方式,一種是我辭職回家,杭州離上海也近;另一種是繼續向前推動(改革)」。
現在看來,當一條路走不通,或者當他感到無力再向前走時,另一條路也許就是無奈之選了。
姚明還說過這樣一段話:「我們習慣於把責任找一個名氣最大的人來扛,但更重要的一個問題是,以後誰再來向前推動?該怎麼做?這是更重要的問題。」
說這話時,是男籃兵敗之後,有記者暗示責任不光是教練的,還應該有位子更高的人來擔責,暗指的就是姚明。
也只能到這個層面了。(李普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