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重要領域，中美的聯合行動會繼續

來源：中國新聞週刊

11月11日至22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九次締約方大會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舉行。本屆大會致力於推動各方商定新的氣候融資集體量化目標，並就減緩、適應、損失與損害、《巴黎協定》第六條全球碳市場機制等議題達成一攬子平衡成果。

9年前，190多個國家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共同簽署了《巴黎協定》。這一協定最終確立了應對氣候變化的長期目標是「本世紀末全球氣溫升幅控制在工業化前水平以上2℃之內，並努力將氣溫升幅控制在工業化前水平以上1.5℃之內」。 

自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起，托德·史端作為奧巴馬政府時期的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便開始與當時的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在多個場合頻繁接觸。用史端自己的話說，他和解振華有過「上百次的會面」，共同見證和深度參與了中美雙邊的氣候會談。

2024年11月11日，美國總統選舉結果已經塵埃落定，托德·史端接受了《中國新聞週刊》專訪。雖然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可能會給接下來的中美氣候合作增加不確定性，但史端強調，綠色、低碳全球發展的總體趨勢不會改變，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趨勢不會逆轉。

中美合作「亮點」如何形成

《中國新聞週刊》：過去幾十年，美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有哪些重要的變化？拜登政府之前承諾的減排目標進展如何？

史端：多年來，美國一直有很多重要的國內政策和舉措。奧巴馬政府時期有一整套應對氣候變化的「清潔電力計劃」（CPP），其中很大一部分給整個電力部門製定了新規。儘管特朗普第一次執政（2017—2020年）期間，對這一計劃的執行有所限制並最終廢除了「清潔能源計劃」，但我們的減排目標還是實現了，原因就在於從經濟層面來看，整體上已經形成了一種（減排）動力。這樣美國計劃於2025年實現的減排目標 （在2005年基礎上減排26%—28%的全經濟範圍減排），最終還是實現了。

拜登政府執政期間，在氣候變化方面做出的最重要的舉措是簽署了《通貨膨脹削減法案》（IRA）。法案中有關新能源和氣候變化的財政支出高達數千億美元，用於補貼美國發展新能源汽車、動力電池、光伏、核能、儲能、電網改造等。這是一種公私結合的模式。這些在全國各地建設的新能源設施，得到諸多「深紅陣營」所在州的青睞。該法案涉及大量投資，將大大製約特朗普政府試圖廢除該法案的努力。現實中，很多共和黨人支持該法案，因為它真正促進了就業，建設了新設施，並且就發生在共和黨「主導的地方」。

《中國新聞週刊》：你曾經提到氣候變化是中美關係的「亮點」。你如何理解氣候變化問題被確定為中美開展合作的關鍵領域？

史端：首先我覺得中美在氣候議題上的合作在奧巴馬政府時期非常重要。雖然現在也很重要，但是程度與當年不同。回想奧巴馬政府時期的中美關係，雙方在諸多議題上有太多分歧，而兩國外交關係也並不輕鬆，但是終歸還是沒有像現在的中美關係這樣緊張。

我與解振華先生的第一次會面是在2009年3月，當時奧巴馬政府成立還不到兩個月。我們當時在華盛頓會面。我對解先生說，我認為在承認兩國關係諸多方面整體困難的前提下，氣候變化將成為中美兩國關係的積極支柱。他聽到後，對此不置可否，但是他也並沒有表示不同意。

此後我們開始頻繁往來接觸。我認為我們兩人從一開始就彼此欣賞，這一點非常重要。起初在2009年，中美在氣候變化議題上的進展並不顯著。好在情況逐漸轉向積極。直到2013年，奧巴馬總統開始了他的第二個任期，約翰·克里被任命為美國國務卿。

如果說第一任期內，奧巴馬無法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充分施展拳腳，在第二任期，他下決心要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有所為。在這種情況下，氣候變化議題逐漸成為兩國關係中的合作「亮點」。

拜登政府時期，克里先生曾擔任總統氣候問題特使，他的繼任者是約翰·波德斯塔。他們二人都與解振華先生一直保持聯繫，進行很好的互動，繼續推動氣候變化成為兩國之間交流合作的一個重要議題。我認為雙方都有興趣並且取得了一些進展，儘管進展可能沒有當年那麼明顯。

應設身處地與對方換位思考

《中國新聞週刊》：特朗普再度上台後，新政府將對全球氣候治理產生什麼影響？

史端：影響會十分大。我很確定，像上次那樣，特朗普將再次讓美國退出《巴黎協定》。他基本不會採取任何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也不會推動氣候議題相關的雙邊和多邊進程。但正如我之前所說的IRA法案，他要想撤銷這個法案，不一定能成功，畢竟很多共和黨人支持該法案。不過，特朗普還是會取消其他一些拜登政府採取的氣候變化舉措，所有這些肯定會帶來負面後果。

但是，在美國國內地方層面，你會看到很多行動依然在發生。上一次特朗普退出《巴黎協定》，兩三天時間內，來自地方政府、企業、大學以及其他領域的數千人共同發起「我們仍在（We are still in）」運動。

此外，在我看來，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清潔技術出現了驚人發展，中國已經成為這個領域的領導者。受經濟轉型的驅動，不僅中國，還有其他國家也做出了很大努力。接下來，太陽能、風能、電動汽車、熱泵等其他新技術都會繼續快速發展，推動重工業行業發生巨變。

在美國，儘管特朗普政府不會做出推動清潔技術發展的努力，但我認為很多改變仍會持續發生。

《中國新聞週刊》：你如何看待未來中美氣候合作的機會？雙方能否繼續在氣候變化上保持溝通與合作的形勢？

史端：我認為合作可能不會在國家層面繼續，但會在其他層面繼續。我這麼說，不僅是因為它確實有意義，而且是因為在過去大概一年時間內，我與很多中方人員交流，其中包括一些高層人士。我們雙方都表示即使特朗普勝選，中美也會在次國家層面或者非正式的二軌層面保持聯繫。這裏說的二軌層面，是指前政府官員之間會進行交流和接觸。中美雙方都想這麼做，這種接觸會繼續下去。

《中國新聞週刊》：你曾經提到，《巴黎協定》簽署後，中美之間形成了「令人難忘而決定性的夥伴關係」。你所說的這種夥伴關係是如何形成的？

史端：我與解振華先生見過很多次，可能有上百次。我們經常見面，註定成為很好的朋友。我至今感到遺憾的是我在美國國務院工作的那些年，他曾經邀請我去參觀秦始皇兵馬俑，但是我當時工作太忙，沒有時間去。現在悔不當初，我當時應該去的。

我們曾經是好朋友，現在也是。他曾經帶我去過他的家鄉天津，我帶他去了我的家鄉美國芝加哥，在那兒，我帶他去看芝加哥小牛隊的一場棒球比賽。

實際上，我們將二軌會面與國家間的正式會晤相結合。我們雙方都曾經在多種不同場合邀請私人夥伴參加類似的二軌製對話。當然，2014年，我們非常努力地促成了中美之間的氣候變化聯合聲明，我一直認為這是推動《巴黎協定》向前推進的重要一步。雙方發表的這個聯合聲明讓外界震驚，因為之前的交流基本上是在保密的狀態下進行的。

事實上，從1995年開始，全球190多個國家用了近20年的時間持續談判，就是為了能達成具體的減排行動方案。但一直以來，全球對達成協議充滿悲觀情緒。2014年11月，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當中美一起發表聯合聲明，不僅震驚了世界，也帶來巨大信心，推動超過180個國家在巴黎氣候大會上提交了各自的‌國家自主貢獻（NDC）。

所有這些都非常重要。這一切可能發生是因為除了國家層面的互動，相互交往的雙方人員也有很好的關係。這種良好的關係不僅僅是觀摩一場棒球比賽那麼簡單，更是因為雙方可以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傾聽，並設身處地與對方換位思考。我和解振華先生，都可以相互尊重對方的需求與底線，繼而找到雙方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在氣候談判中，一些重要議題爭議很大，因此也是談判的膠著和舉步維艱的癥結所在。談判最終達成，和我們雙方之間建立了信任是有關係的。

我們在許多問題上都有分歧，但找到了一種可以和解與妥協的方式。這不僅是對於美國和中國來說，而且對於許多國家，不論是小國、大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這一點都非常重要。我還要強調的是，氣候變化談判不僅關乎美國和中國。

《中國新聞週刊》： 你認為有什麼辦法保持氣候變化談判的態勢，以及讓所有參與談判的國家都繼續朝著《巴黎協定》的目標去努力？

史端：某種程度上，這將會很難。關鍵問題在於，特朗普政府對氣候變化議題毫無興趣。至於我們是否能實現《巴黎協定》的目標，我認為這取決於很多方面。

《巴黎協定》中最重要的是它有一個五年為週期的體系，要求每五年各國都提交一份最新的國家氣候行動計劃，即國家自主貢獻，而新目標要力度更大，才能體現各國應對氣候變化的雄心。現在，又迎來一個五年週期的節點。拜登政府曾經努力提出了美國下一個國家自主貢獻目標，但是目前看未來無法實施。我認為，各國都在努力製定各自的雄心目標。

自從2013年以來，中美兩國還達成一些相關協議，並展開聯合行動。很難想像，接下來美國會在國家層面上繼續推進這些合作。但我認為，最大的推動力可能發生在次國家層面的互動。

這真的很重要，我們應該儘可能從多方面保持對氣候變化的行動和承諾，因為氣候變化切實在發生。氣候變化並不在乎哪個領導人執政，無論特朗普怎麼看待氣候變化，政府和民眾做出何種判斷，氣候變化的形勢都只會越來越糟。

除非我們以有效的方式處理氣候變化問題，否則這個問題不會消失。我希望我們能在次國家層面保持強有力的聯繫，我個人也期待能參與其中。特朗普政府的任期只有四年，並不代表永遠。中美之間的聯合行動，依然會存在。

作者：王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