綻放 | 龔琳娜，不再「忐忑」

龔琳娜曾經是那種被安排得很明白的人。

從音樂學院畢業，到了中央民族樂團，穿華服、踩高跟，在氣勢恢宏的舞台上，她握著沒開的馬克風表演。偶然間認識了德國音樂人老鑼，他拉著龔琳娜走下舞台，離開正統的體系，去更隨性的聲音里探索。

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老鑼是她唯一的製作人和愛人。從藝術創作到日常生活，從寫歌到繫鞋帶，他把一切照顧得事無鉅細，成了能讓她依靠的一座山，也是讓她難以翻越的一座山。

再後來，事業不出所料地遇到了瓶頸，婚姻也迎來結束。她不得不再次把生活拆掉重裝。

不用聽誰的安排，50歲的龔琳娜終於可以活得徹底一點。

驚喜

冬天的北京，黑得很早。2025年12月15日傍晚，龔琳娜從一間位於地下室的錄影棚出來，街邊的燈已經全亮。酒店門前有為聖誕節和新年準備的裝飾，高大炫目。

她剛錄完一首新曲，隨身的包里東西不多，一個塞著唱詞本的文件夾佔去大半空間。

《江聲入舊年》——一首和春節有關的歌，來自一個叫「聲無哀樂」的年輕樂隊。樂隊沒有主唱，4名成員融合了現代樂器和民族樂器，演繹出圈內人稱為「賽博民樂」的聲音。這首《江聲入舊年》，28歲的作曲者楊宗勳大約10年前就寫出來了，卻一直沒遇到合適的歌者，直到他認識龔琳娜。

楊宗勳回憶，2024年，他想為新作《天降甘霖》找一位歌者，偶然看到一位前輩在朋友圈里提到認識龔琳娜。龔琳娜這些年涉足的領域看上去很大膽：說唱、搖滾、動漫……楊宗勳斷定她是那種敢嘗試新鮮事的人。

他想試試。

但契機真的會在龔琳娜身上嗎？他不確定。龔琳娜畢竟是「國家隊」級的歌唱家，會不會因為「沒聽說過聲無哀樂」就直接拒絕？

龔琳娜收到邀約後，幾乎沒有猶豫就答應了。她後來解釋，自己是被詞曲打動——「這首歌太有靈性了。」

《天降甘霖》把古箏、笛子、冬不拉和現代鋼琴、吉他的聲音合在一起，前半段像圍著篝火祭祀般神秘，後半段又像鑽進叢林，穿梭在水流、鳥鳴間，張揚自由。龔琳娜沒再多瞭解這個樂隊就應下來。之後，他們在各地的音樂節巡迴演出，都覺得找到了對的人。

後來才有了《江聲入舊年》的再次合作。龔琳娜說，這首歌是近幾年她接觸的少見的、有「呼吸感」的作品。

在她看來，「呼吸感」對古詩詞風的歌尤其重要：唱詞不多，不把有限的時間和旋律塞得滿滿噹噹。詞與詞之間的空白，恰是創作者留給歌者的空間，用來裝下歌者的情緒和經驗。

錄製那天，龔琳娜剛結束了一場4個多小時的訪談。她戴起耳機，胸口自然昂起來，依然是訪談時的那身休閑裝束，但身體和聲音明顯柔軟下來。她對著「千里悠遠，帆懸天邊」的意境揣摩了一遍又一遍，設計出短小的顫音尾調。

一曲唱畢，她拉開厚重的隔音門，問楊宗勳的看法，也問在場每個人的感受。她很在意聽者從她的聲音里聽到了什麼。

「擁枕抱被眠，風聲不減。」楊宗勳指出，這句的尾音或許可以再拉長一點。

他解釋緣由：寫這首曲子的時候，自己正處在困頓和迷茫的低谷，冷清和孤寂的氣氛反而在這首關於節慶的歌里佔了上風。

但龔琳娜的感受不一樣。在她那裡，辭舊歲的悲傷與迎新年的期待是一層推著一層出現的，這也是中國人傳統的情緒邏輯：憂傷過後，堂前新燕落下，舊年被輕輕推走，新篇被拉開。她唱到「堂前又新燕，歲歲年年」時，內心是有歡喜的。

她也能感受到楊宗勳的情緒，龔琳娜常講，歌者做的是二次創作，演繹要尊重作品創作者的感受和需求，即便對方可能很年輕，資歷尚淺。她從不抗拒自己的聲音被塑造、被雕琢，反而願意將自己清空，期待作曲者的情感將她裝滿。

二人反復打磨細節，經歷了不少重覆的工作，但龔琳娜很享受。

楊宗勳也能感受到，龔琳娜給這首並不激昂的作品注入了某種樂觀和豁達。他稱之為「驚喜」，但又並不覺得意外，「她就是這樣一個能給音樂帶來情感的人，這種精氣神，任何創作者都掩蓋不住。」

出走

「我怕我唱歌會燒著別人。」

龔琳娜常感覺心裡有一團火。身體里有很大的力量，但是早年登台的時候，唱的歌都「那麼小」，讓她不得舒展。

從中國音樂學院畢業後，龔琳娜進了中央民族樂團。「那個時候舞台上要漂亮的、甜的、有知名度的（歌者），唱的歌都是別人給的所謂觀眾喜歡的歌，但其實觀眾喜歡什麼我也不知道。」

2002年，某地一次大型晚會，丁字形舞台搭建在市中心一片空地上，幾千名觀眾把舞台圍得水洩不通。龔琳娜穿著雪青色長裙，裙襬里藏著12公分的高跟鞋，頭髮盤得一絲不苟，妝也化得濃，手裡拿著根本沒開的馬克風，音響里放的，是兩天前在錄音棚里錄好的聲音。

「我連歌詞都沒背下來，反正都是假唱，不背也無妨。」音樂一起，龔琳娜的情緒也跟著起來，「不過與感情無關，只是條件反射。」她用馬克風擋住嘴，一邊有節奏地數著「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邊做足表情，顧盼生姿。

觀眾看不出來，也不在意。只知道台上的是「北京來的明星」，唱的是「知名音樂人的作品」。

當時，龔琳娜已經三次參加中央電視台的青年歌手大獎賽，拿過銀獎，評上了二級演員，在樂團也當上了歌隊的副隊長，但這些也攔不住她最終成為一個「提線木偶」。在民歌演唱「三寶」——美妝、華服、高跟鞋的加持下，她只需要對口型，展示年輕的美貌，音樂、情感，還有那些本該重要的技巧，似乎都可有可無了。

就在這時候，龔琳娜認識了德國音樂人老鑼——在今天的公眾視野里，人們談龔琳娜的生活和作品，幾乎繞不開他。

兩人第一次打照面是在一個酒吧。恰好就是在上面那次演出之前。

老鑼演奏德國民間樂器巴伐利亞琴，和幾位演奏家、歌者組成樂隊演出。龔琳娜是觀眾，經朋友介紹認識了他。後來，幾個誌同道合的民樂愛好者時不時約著演出，她伴著巴伐利亞琴、古箏、馬頭琴隨性哼唱，時而高亢，時而低沉，會哭，也會笑。

龔琳娜有點兒被自己嚇到。唱歌不是應該嚴肅嗎？怎麼能這樣「玩兒」？

但她又覺得，這樣也太爽了。那時她會忘了時間，忘了規矩，忘記技巧，忘了過去，只剩下聲音在迴蕩，意志在鬆懈，能量在釋放，靈魂在解脫。

龔琳娜形容那是一種「熱烈的、近乎瘋狂的眩暈」。

老鑼也給了她肯定，「你的聲音變化非常豐富，有許多細膩的小拐彎，又有強大的張力場，這樣的歌手，在世界上都不多見。」

這讓一直因為自己有「野生山歌嗓」而覺得「嗓音不好」的龔琳娜，感到開心和安慰。

也是在這種體驗里，她找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自5歲登台演出以來，她第一次感受到「被打開」。

淺嚐過音樂的另一種模樣，她按捺不住心裡長久的壓抑和沮喪，決定「出走」。她離開了中央民族樂團，離開了中國，和老鑼相愛，去了德國。

哪怕20多年後，她和老鑼的愛情故事畫了句號，在德國的生活也已經結束，但在生命和藝術的長河裡，那個從「千人一聲」的境遇里流淌出來的瞬間，至為關鍵。

知音

在德國，龔琳娜看見了音樂的無數種可能。

每年7月的第一個週末，一個只有兩萬常住人口的德國小城都會舉辦音樂節。2002年的這場，龔琳娜十分「enjoy」（享受），「我所看到的，完全顛覆了過去那些‘好’和‘美’的觀念。」

舞台上，歌者穿著普通的衣服，妝容簡單。無論年紀大小、高矮胖瘦，沒人在意自己漂不漂亮、別人聽不聽得懂，他們只是快樂地表達。

龔琳娜從小接受的教育里，音樂有無形的框，「如同詞有詞牌，曲有曲牌，字數平仄都有規則。」西方的音樂則是另一套規則，層層鋪墊和發展，大開大合，大起大落。她欣賞西方人在即興表演中的順勢而行：氣息由弱變強，再導向高潮。她做不到，「我像是一個只會死記硬背的人，做不到漂亮的出口成章。」

保加利亞合唱、法國香頌、葡萄牙法朵，都用自己民族的音樂和語言自在表達。她彷彿到了音樂的世外桃源。

那也是愛情的世外桃源。

在和老鑼還有幾位好友組建了「五行樂隊」後，龔琳娜和老鑼在音樂、感情上進入一種不可分割的狀態。老鑼給她寫的第一首曲子《自由鳥》，龔琳娜填詞，她寫「跑進森林去逍遙」，寫「自由自在地舞蹈」。

她後來想，「似乎冥冥中已註定，我們走到一起的意義，就是放飛彼此的靈魂，追求精神的自由。」熱戀兩年後，兩人在2004年結婚。

兩人亦師亦友，被外界塑造成「高山流水遇知音」的現代傳奇。

老鑼喜歡中國傳統文化，龔琳娜說自己骨子裡也有對民族音樂強烈的偏愛。他們在摸索中確立了共同目標：以漢族音樂為根，創新發展。

老鑼創作《靜夜思》《桃源行》《將進酒》，改編地方民歌《包愣掉》《走西口》《小河淌水》，也作為製作人，幫龔琳娜發行了多張專輯。龔琳娜不需要決定太多，只需要接過寫好的曲譜，唱出來。

那首爆火的《忐忑》，也創作於這一時期。

龔琳娜拿到老鑼遞來的譜子，第一反應跟後來公眾的一樣，「這是歌嗎？」通篇沒有歌詞，只有拚音標註的「咿咿呀呀哦哦」。她讀著讀著卻發現，吐字發音和音韻節奏結合得極講究。

她談不上喜歡，是老鑼的不怒自威讓她繼續練下去。

2009年登台後，嘲諷和質疑飛向龔琳娜。《忐忑》奇崛、顛覆，甚至令人不安，業內有人說「雷」「欣賞不來」「毀掉民樂」，給出惡評的還包括一直陪她學音樂的母親。

但她已經不是大學剛畢業時躊躇不前的龔琳娜了。她把爭議當作機會，「很少有歌引發這麼多不同的聲音，人們注意到了我的存在。就算不喜歡這個作品的人，歌曲中的隨性和盡興也給他們帶來創作的希望。」

《忐忑》確實成了龔琳娜重回國內大眾視野的助推器。2010年，龔琳娜和老鑼帶著當時8歲和6歲的兩個兒子回到中國，定居北京。她學會了當一個「明星」，頻繁參加節目、出新歌、上綜藝，涉足陌生的領域，比如說唱、唱跳。

她和老鑼的其他作品也被更多人看見。有人開始感歎她的唱功：「原來龔琳娜不是只能唱《忐忑》，而是《忐忑》只能龔琳娜唱。」

2013年，雲南民歌《小河淌水》爆火後，有觀眾留言，「龔琳娜正常起來 ，立刻秒殺別人。」這話把龔琳娜逗笑了。

那段時間，她過得很自如，放佛真成了一隻自由鳥，在老鑼澆灌的茂密森林里逍遙。

「斷奶」

「我過得不快樂。」

2017年的一天，老鑼對龔琳娜說。

這句話像抱怨，又像一種警告。老鑼說受夠了城里的吵鬧，想去雲南大理過隱居生活。龔琳娜同意了，舉家搬遷。像在德國的時候一樣，他們住進村落，推門見山，花鳥相伴。

又過了兩年，老鑼回了德國。原因除了要陪兩個孩子上學外，龔琳娜覺得，更重要的是，兩人都具備了獨立的條件。她和樂隊經過長期磨合，開始良性運轉，不再需要老鑼像之前那樣張羅創作、設備和排練。

實際上，在老鑼離開之前，龔琳娜也感覺到職業發展遇到了瓶頸。

在一次採訪中，龔琳娜說，自己雖然渴望被塑造，但長時間和同一位作曲家合作，這種塑造也成了一種固定的模式。「老鑼的作品一開始我也覺得很新，但久了之後，也變成了同一種（東西）。我其實也提過，不想合作了，太雷同了，我需要打開。」她想逃出那片森林。

如今回頭看，龔琳娜很難說清，是自己想改變，讓老鑼意識到那個依賴著他的龔琳娜不在了，還是老鑼先有了離開的心思，所以她開始急切地想改變。

這次離開被龔琳娜稱為一次「精神斷奶」。

「曾經一刻不停地圍著我轉、關注點永遠在我身上、衣扣掉了馬上幫我補、鞋帶開了馬上幫我系的男人，正離我越來越遠。逆流而行的我真的意識到，以後，完全要靠自己了。」

龔琳娜的演出依舊排得很密。她不斷找新的製作人，「像乞討」一樣給自己拉贊助、找投資人，應付那些她曾逃避的社交場合。

2024年10月，這段感情在法律意義上畫上句號。

龔琳娜做了一件令很多人不解的事——在德國，她和老鑼舉辦了一場告別演出。他彈奏巴伐利亞琴，她站在一旁唱《自由鳥》，第二天，兩人都離開德國，一個去找他交往已久的新伴侶，一個回到中國繼續唱歌。

外界對於這場演出有各種評價，維持體面，難掩痛苦，不忍看完……很多人驚訝，龔琳娜在面對情感消亡時，竟能如此冷靜。

龔琳娜說，就像這段婚姻開始時那場持續兩天的夜郎穀派對一樣，結束也需要一個儀式。歡騰要慶祝，新生要慶祝，悲傷和結束也值得慶祝，「它們都是人生中的一段經歷，徹底地開心、徹底地去愛、徹底地去受傷，也可以徹徹底底重啟自己。」

她也度過了一段難挨的時間。後來很多次採訪里，只要提到老鑼，提到愛情逐漸消亡的這幾年，龔琳娜都會流淚。獨自生活在大理的院子裡，家人不在身旁，或許永遠也不會回來，又遇上疫情，演出減少，她在書里坦言，「我太孤獨了。」

她唱的所有歌都是他寫的，家裡的一切都是他佈置的。離婚後，龔琳娜似乎逃無可逃，只能靠理智把這段關係一絲一絲剝離出去。痛苦湧來的時候，心裡像有個深深的黑洞，心臟不停往里跌。她只能跑到院子裡，一根一根地拔野草，拔完了心裡才痛快些。

但龔琳娜沒有讓自己沉浸在這種倉皇和自憐里太久。家門口不遠處有片小湖，生活著十幾隻黑天鵝。有一天她忽發奇想：天鵝的聲音是什麼樣的？她來到湖邊，放開嗓門對著它們高歌一曲，沒想到天鵝竟抻長脖子「啊——啊——啊——」地回應。

龔琳娜肆意起來。她開始對著山、花海、密林、鬆鼠唱起歌來，甚至爬山遇到墳頭墓碑，她也笑笑，「給你們唱首山歌吧。」

她突然不再較勁了。

不和觀眾較勁了，不在意自己的歌能被誰聽見。「我原來也害怕自己過時了怎麼辦，沒人買票、沒人聽了怎麼辦，後來覺得，我唱歌也不是為了人，是我本身要唱，我想唱什麼就唱什麼。」她覺得，自己唱歌就像一朵花自然綻放，像鳥叫、蟬鳴、雨水滴落，當天地萬物融彙在一起，她也不再只是那個她了。

龔琳娜也不和自己較勁了。

新書的封面圖，是在她狀態低沉的時候拍的。人倚著牆，肩膀上搭一條麻花辮。沒有化妝，眼角的皺紋很清晰。家人勸她換一張，但她喜歡這種真實，「哪怕不完美。」

糾結過的那些成功、光鮮，似乎都卸下了。

生命

許多焦慮、不安，也都和解了。

正在進入更年期的龔琳娜，身體遭遇了更多挑戰。龔琳娜想，或許自己有一天再也唱不出《小河淌水》里華麗的高音，但還可以唱古代琴歌，「年輕的時候低不下來，隨著年齡增長，聲帶越來越寬，和古琴倒能和上了。」

她和朋友用北方漢族傳統音樂的「相和大曲」結構，創作演繹《胡笳十八拍》。

東漢末年，蔡文姬被擄至塞外，嫁給匈奴左賢王，生了兩個兒子，在異域生活十二年。後來歸漢，與兩個幼子永別，陷入去留兩難。在胡笳聲中，蔡文姬寫下十八段詩作，唱對故土的眷戀，對骨肉訣別的痛楚，對命運無奈的悲歎。

這和龔琳娜的境遇太像了。她說，十多年前在德國的時候，自己就一度想把它搬上舞台，「生活在異鄉，帶著兩個孩子，沒有真正能夠施展的舞台，與蔡文姬身在異域為人妻母如此相似……離開了舞台、只做妻子和媽媽的龔琳娜，是不完整的。」

但那時她還太年輕，經歷簡單，無法真正體會蔡文姬的情感，聲音低不下來，心也靜不下來。

如今，她回國發展，但婚姻結束，又不得不長期與兩個孩子分離，個中情緒倒是體會得真切了。「或許我也像蔡文姬一樣，在命運面前別無選擇，不如就順其自然地走吧。」龔琳娜說，「我只能面對當下的生活，承擔起當下的責任。」

如今看來，和老鑼的分離，某種程度上也是餽贈。

之前，龔琳娜從不敢單獨站出來。她總覺得自己不行，不清楚一首樂曲到底好不好，一個樂隊該怎麼運行。她覺得自己需要一個依賴。

「後來我發現，其實我自己可以。」

聲音不再交給老師，也不再交給製作人，回到了她自己手裡。

她到各地採風，在彌渡縣青苗村，跟著83歲的李貴芳老人學唱《月牙鉤》，跟著71歲的彌渡花燈非遺傳承人李龍英學唱《魯班調》《陽雀調》……哈尼族田野栽秧多聲部、彝族四大腔、壯族坡牙歌……儘管語言不通，但她走了許多地方，讓新歌創作不斷注入靈感。

回到大理的山上，她會繼續邀請鄰居來家裡，調整呼吸，學山間蟲鳴，帶著「大白嗓」們一起唱唱跳跳。

最近，視唱歌如命的龔琳娜還有了一個變化。

過去她總說，唱歌給自己帶來生命力，只要能唱歌就是幸福。但這次接受採訪，她猶豫了，「好像，現在不需要音樂，我也可以感受到生命的美。」

這種變化源於2025年下半年，她幫廣西桂林聾啞學校的無聲合唱團排練。面對一群聽不見歌聲的孩子，她最引以為傲的歌喉突然失效了。不論唱得是婉轉還是激昂，孩子們都聽不見。

她抻直手臂顫動，表現聲音的延綿；用動作快慢提示節奏緩急；雙腳用力跺地板，讓孩子們感受震動；還讓孩子們摸著她的喉嚨，捕捉氣息的流動。

一場排練下來，她渾身冒汗。

孩子們終於發聲了——喉嚨里擠出還稱不上是音樂的符號，身體跟著自己發音的節奏搖擺。龔琳娜突然感受到了生命力的一種深刻、本源的流淌。

「相較於我教他們唱歌，更多的是他們教會我奮力感受生活。」50歲這年，龔琳娜突然感到，真正的生命才剛剛開始。

新京報記者 張靜姝

編輯 彭衝 校對 陳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