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青訓教頭:在日本沒見過踢球靠關係的
中青賽北京分組U10組踢假球的新聞,日前鬧得沸沸揚揚,也挖出了中國球壇青訓體系中依然存在的某些弊端,看似只是基層的「小事」,但這樣的土壤與環境,能培育出什麼樣的苗子,實在令人擔心。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近年來,中國足球圈一直有呼聲,希望踏實下來學習日本青訓,但從這次10歲孩子打假球的事件看,不先割除中國球壇某些社會文化、思維習慣上的疾瘤,那麼哪怕是再好的模板搬過來,恐怕也會在這個大環境下變味走形。

井上孝浩,日本青訓從業者,福岡黃蜂球會青訓總監,曾培養過富安健洋等優秀球員。關於青訓,井上很樂意談一談他的認知與心得,從他的影片分享中,我們既感慨日本青訓在一些細節上的認真,而更警醒和痛心的其實是某些大環境上的差別,即足球所植根的「社會文化土壤」的不同。
在中國的各級球隊中,時常有這樣的傳聞:為讓孩子踢主力,要搞好和教練的關係,甚至家長還要「上供」,對此人們似乎已見怪不怪。當這個問題被提給井上時,他卻覺得是個新鮮事。
「我在日本青訓一線工作了20年,幾乎從來沒遇到過這種情況,如果教練向這種東西低頭,那他就不配做教練。」
這裏的關鍵並不是「日本就沒有人情社會」,井上也承認日本社會有複雜的人際結構與上下關係;關鍵在於——青訓崗位把「足球判斷權」牢牢握在專業人員手裡,並形成組織層面的保護機制。

「如果有家長試圖對孩子的比賽施加壓力,作為管理者,我會嚴肅提醒他們。為教練創造乾淨的環境,讓他們能安心指導孩子,我認為這樣的環境很重要。」
「如果教練在挑選正選、決定派誰上時,腦子裡想的是家長的臉色,那就太糟糕了。教練必須只看孩子的表現,做出公正評價,思考如何讓孩子成長,基於這一點來確定正選,我認為確保不受家長影響是非常重要的。」
在井上的理念中,樹人是第一位的,而孩子在低齡階段的成績,其實並不那麼重要。
「對於教練來說,兩件事不能做。第一,不否定孩子的人格,不否定孩子作為個體的存在,教練說出怎樣的話、給予怎樣的指導,這很重要。比如說‘輸波就是因為你’、‘有你在球隊氣氛都變差了’這類話,孩子聽了一定不想繼續在這裡踢球了。第二,不與其他球員做比較,唯一比較的是和過去的自己比,這能提升孩子想變好的動力。」
這種對孩子心理與人格的基本尊重,它不保證每個孩子都成球星,但至少讓更多孩子願意在體系里待得更久——而「待得久」,恰恰是晚熟球員的生存前提。

「請不要輕易斷定孩子有沒有天賦,要多關注孩子是否擁有對足球的熱情。有很多暫時無法提升自己的孩子,比周圍人遜色,踢不上比賽,被教練批評,也有很多孩子為了成為身邊優秀者那樣的球員而努力,為了追求更高目標而願意改變自己。」
「能成為職業球員的人是有限的,在中國和日本都是這樣,只有極少數選手能走上職業道路。什麼時候決定一個人能否走職業之路?大多球員是在18歲,在日本來說,是21歲到22歲左右才能確定下來,絕對不會在12歲、15歲就蓋棺定論。」
「相反,很多在12歲到15歲踢得不夠好、心懷不甘的孩子,是因為身體發育跟不上,沒法自如發揮,他們中有些人會在16歲、17歲迎來爆髮式成長,這種18歲前經歷過很多挫折的孩子,到了20歲反而一下子突飛猛進。」
「我們作為教練,必須去看清每一位球員的成長高峰什麼時候會來,12歲時就決定一切是完全不可取的。反倒是很多小時候被看好,覺得‘這孩子一定能成為職業球員’的人,最後反而沒成。」
不急功近利,而是重視對孩子的培養,講究耐性,通過體系的設立與幫助,反復給孩子機會,讓他們中的佼佼者哪怕冒尖的晚一點,也能有機會出頭……井上認為,這是日本足球青訓強大、人才源源不斷的根源。
「日本青訓能做到穩定的培養人才,絕不早早扼殺孩子的才能。直到大學、直到22歲,都能持續接受青訓,這種環境在日本全國各地都存在,也是日本穩定人才培養體系的強項。」

井上提到的另一個關鍵點是:幾乎所有日本青訓參與者,都重視孩子的在校學習,甚至優先級放在踢球之前。他們認為,在這個年齡段培養出優秀的綜合學習能力,將決定孩子未來能走多遠。
「你如果問日本教練,幾乎所有人都會回答:上學更重要。只有保證自己的在校學習時間,在個人生活上也能穩定下來,才能把精力投入到足球中,我們都是這麼認為的。在日本如果學習成績不好,甚至連踢球資格都可能被剝奪。」
「在日本的教育體系里,首先是學校,然後才是足球。你看過在歐洲活躍的日本球員採訪嗎?他們幾乎不需要翻譯,直接用英語、意大利語、法語回答採訪,正是這些學習能力很強的球員,如今在歐洲大放異彩,我認為這已經成為了日本球員的標準素養了。」
日本足球的體教結合,在基礎與提高這兩個環節分得很清楚。學校里也有足球課,但那是為了培養興趣,而真想繼續踢好球,要靠個人去球會、社會機構「練級」。
「在日本學校里教足球課的老師,是班級的班主任,並不是足球教練。日本學校確實有足球課,但只佔全部體育課的10%左右,剩下的內容都是單杠、體操、跳箱、墊上運動、躲避球之類。」
「足球課目的就是讓男孩女孩一起開心踢球,所以足球課並不能提升孩子的球技,日本孩子想踢得更好,就會加入足球球會,去足球培訓班學習,這是日本學校足球教育的現狀。」
學校教育和足球教育,是相通且互補的,在家庭、學校、社會里學到的東西,與踢球學到的東西,同時支撐起一個孩子的未來發展。
「在日本,不覺得禮儀教育是什麼‘高等教育’,因為這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比如打招呼、對隊友的感恩、對父母的感恩,這些都是平時在場下培養的,再比如球隊器材,撿球、搬球門、擺放標誌桶……孩子們都會比教練更早來球場,自己動手。」

「對孩子們來說,這早已是理所當然的習慣,場地髒了就打掃乾淨,訓練比賽結束把一切整理好再離開。在學校里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到了足球場孩子們也會理所當然的這樣做。」
「在日本能成為職業球員的是極少數,絕大多數孩子將來都會進入社會,從事和足球無關的工作,但他們會說:還好當初學了足球,在足球中學到的東西,在社會上真的有用。足球是團隊運動,要和隊友一起合作,這都需要思考和溝通能力,判斷力、執行力、解決問題的能力都可以通過踢球來培養,這些正是步入社會後必備的能力。」
日本社會傳統文化中,某些被視為桎梏的因素,比如過於嚴苛的等級尊卑意識、集體化從眾心理等,是否會對足球圈的進步產生不良影響?井上認為,文化及思維層面的影響是難免的,但已經有了積極的改變。
「日本社會確實存在上下關係,但是否作為一個必須遵守的鐵律在流傳?其實正在發生變化。」
「和前輩接觸時當然要保持禮貌,使用敬語認真打招呼,懷著敬仰去尊重,但前輩借此去支配、命令後輩做事的這一狀況,已經逐漸改變了。前輩會通過實際行動來示範,比如準備器材和整理場地,讓後輩觀察和學習,即使是前輩也會為球隊整理行李。」

「在日本人心中,往往有一種傳統心理,不願承擔責任、害怕冒險的心理,待在集體里會覺得安心,因為責任似乎被分散了。但對於足球來說,在這種心理之外,也要尋求個人自我表達的平衡,才能不斷成長。鼓勵選手們不必過分拘謹,表現自己,讓他們更勇敢的去嘗試和挑戰。」
一個社會、社群的傳統文化思維慣性是極為強大的,有時候,要想做出改變,需要努力去掙脫這種慣性。井上認為,至少在足球青訓層面,日本球壇一直在努力擺脫這種社會心理慣性,鼓勵孩子去獨立思考。
井上說:「我認為敢於表達自己的主張,是自我表現的重要方式,也意味著去承擔個人責任。」
「對孩子來說,最重要的是製定一個自我承擔責任的範圍,讓孩子自己做決定,自己承擔責任,也因為是他們自己做出的決定,所以自然而然會去努力,並承擔責任。父母、教練這些別人做的決定,責任就不會落在孩子身上,但是要孩子珍惜自己做決定的過程,決定目標,製定計劃,當自己想要完成一件事時,他們要掌握所需的東西,這個過程是非常重要的。」
井上的這番分析,也許可以解釋中日兩國青少年球員的某種對比反差。前國腳楊旭就說,中國孩子的特點是聽話,場上怎麼踢,一切聽教練的,但日本小球員往往表現出更強的獨立思考能力。
楊旭說:「主動思考能力在中國孩子來說非常差,在日本小朋友中相對就很好,而且會把它帶到球場上,更多通過自己的判斷閱讀比賽,而不是教練指揮。教練只是給小朋友一個範圍,內容自己填寫,而中國教練更多告訴你,就應該這麼踢,必須這麼踢。」

井上回憶,比輸贏更讓他欣慰的,是看到孩子跳出教練的指揮,開始作為獨立個體去思考、去成長。
「當我指導一個15歲的球員時,那是一場正式比賽,半場休息通常由教練回顧上半場,發現問題,然後針對下半場講需要改善的地方。當我試圖去講話時,那個小球員已經拿著戰術板,面對隊友在講了:如何組織、如何解決問題、下半場我們該怎麼做……」
「當我看到這一幕,我很開心,教練員的作用是什麼?通過教導幫助孩子掌握技能,但畢竟球員自己的成長才是關鍵,親眼見證這樣的時刻,球員自主思考並去努力執行時,他就成長了很多。」
歸根結底,踢球的孩子,不該只是綠茵場上的棋子,只會走教練劃的棋路。對於青訓來說,踢贏比賽和踢球育人,孰輕孰重,孰因孰果,確實值得思考。日本青訓被外界反復研究,但真正讓體系運轉的,恐怕不是某一條「訓練方法」,而是一整套對「人」的理解:
如何讓教練只對足球負責、讓孩子對自己負責、讓家長對環境負責;以及更重要的——把成才時間表往後移,把「能否贏下眼前這場球」、「能否踢成職業」這個執念,從青少年身上拿掉。
最關鍵的,是所有青訓都要面對的那個問題:我們的青訓培養的究竟什麼?是盡快贏下青少年比賽的技能,還是讓孩子在更長時間維度變得更強、更成熟、更能承擔責任——無論他最終能不能成為職業球員。(二頭)








